姑父当年摔碗撵我出门，如今他儿子却来我公司面试

第1章

下午三点四十分，面试间的门被敲了三下，节奏齐整，不轻不重。

我翻了一页简历，第二页左上角贴着一寸蓝底照片，刘海齐眉，嘴唇微微抿着，一脸服从规训的模样。照片旁边印着四个字：陈思远。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两秒钟，把简历合上。

“请进。”

门开了。他穿一套灰蓝色西装，袖口短了大约两公分，领带打得中规中矩。他走进来的时候右脚先跨了一步，又停顿了一下，好像想把那只脚收回去但没来得及。

“沈总，您好，我是——”

“坐。”

他坐下来，把包放在膝盖上，双手规规矩矩地叠在包上。二十五岁，应届硕士，本地人，没有工作经历。简历写得不差，奖项栏填了四行，有两个是省赛名次。

“陈思远。”

他点了下头：“是我。”

“为什么投我们公司？”

“贵公司的产品方向和我研究方向比较匹配，我在实验室做的东西是——”

“你爸身体怎么样？”

他的嘴张了一下，大约零点五秒。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像薄片玻璃划过桌面。

“挺好的，谢谢沈总关心。”

“你爸叫什么？”

他的嘴角收了回去。

“陈——陈建国。”

“你妈呢？”

“我妈叫赵丽华。”

“她身体怎么样？”

“也还好。”

“你们家住在哪儿？”

“城南柳树巷那边，老小区。”

“几栋几单元？”

他双手从包上移开，放在膝盖两侧。

“沈总，这个跟面试——”

“几栋几单元。”

他抿了一下嘴唇，下嘴唇包住上嘴唇，那个动作让我想起他妈。他妈紧张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嘴唇抿成一条横线，眼珠子往左边斜过去，不敢正眼看人。

“六栋三单元。”

“几楼？”

“五楼，501。”

“你房间朝南还是朝北？”

他不说话了。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钟，他那件灰蓝色西装的肩线有点歪，左边比右边高出半公分。

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

“陈思远，我换个问法。你爸摔碗的时候，你一般躲在房间里，还是跑到楼下？”

他左手猛地攥了一下膝盖上的裤子，布料被他揪出一个旋。

“沈总，这个跟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你胜任不了。”

我站起来，把简历推到他面前。

“回去告诉你爸，以后摔碗的声音小一点，隔了两层楼还是能听见。”

他没动。手还攥着那块布，指节发白。

我绕过桌子，往门口走。走到他身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沈辞。”

我停下来。

“你在我们家住了三年零四个月。”

他站起来，转过身看我。他的眼眶没红，就是嘴唇那一圈发白。

“我妈为了你，给我爸下了三个月的跪。我爸摔了七十三只碗，碎了四扇玻璃。这些你记不记得？”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黑，黑得像柳树巷晚上九点以后断电的楼道。

“所以你爸后来吃饭改用塑料碗了吗？”

他嘴唇动了动。我拉开面试间的门，门轴发出一声轻响。

“去人事部把简历领走。”

我往走廊里走。身后没听见他追出来的脚步。我走到电梯口摁了下行键，电梯门打开之前我看见走廊尽头那个人站在原地没动，灰蓝色的一小片，像一片被水泡褪色的票据。

电梯门关上。我靠在电梯镜面上，闭了一下眼。

厨房里那只搪瓷碗砸在瓷砖上的声音没有变过——脆的，先是一声闷响，再是碎片在地面上弹跳的几声细响，然后是油汤顺着地砖缝蔓延开的细微动静。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听，以为是什么东西炸了。九岁那年我学会了分辨碗碎的声音和盘子碎的声音，碗是沉的，盘子是尖的。十岁那年我已经能根据摔碗的音量判断姑父今天喝了多少酒，三两以下摔一只，半斤以上摔三只。

我睁开眼，电梯到了负一层。

我没去停车场，直接穿过消防通道走到地库的垃圾桶旁边，弯腰干呕了几下。什么都没吐出来，就是胃里翻了一轮。

手机震了一下。老周发来的微信：“怎么样，今天那个应届生看得上不？他导师特意打了招呼。”

我打了两个字：“不行。”

老周秒回：“为什么？我看简历挺好的啊。”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走向车位。车打着火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手机，老周又追了一条：“人品有问题？学历造假？你说清楚我好给那边回复。”

我打了四个字：“能力不行。”

发完我把手机关了。地库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嗡嗡的闷响。我握着方向盘，没挂挡。

七十三只碗。他数得那么清楚。我其实也数过，但不是按只，是按顿。姑父摔碗的频率随他当天接了什么电话决定，电话那头欠债不还的，摔三只；打电话催款没催下来的，摔两只；没有人打电话就他自己喝闷酒的，摔一只。

我坐在车里想了很久，最后想起一件事。

陈思远十二岁那年夏天，有一天中午姑父又摔了三只碗，因为有人在电话里骂他是老赖。姑父摔完碗就摔门出去了，姑姑蹲在厨房地上捡碎片。我站在厨房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陈思远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了我一眼，从他妈旁边走过去，打开冰箱拿了半块西瓜。他把西瓜切了两半，递给我一半。

他一句话没说。我接过来，我们俩蹲在客厅茶几旁边吃西瓜。姑姑在厨房里哭，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像水渗进棉花里。

那块西瓜不甜，皮很厚。我吃了几口放在茶几上，陈思远也没吃完。后来我们就各自回房间了。那半个西瓜在茶几上放到第二天早上，表面结了一层干膜，姑姑才把它收走。

我挂上挡，把车开出了地库。

外面太阳很大，挡风玻璃上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我抬手把遮阳板掰下来，遮阳板背面夹着一张照片，不知道什么时候夹进去的。照片上是我妈和我爸，我爸穿着旧式军装，我妈坐在他旁边，头发扎成两根辫子搭在肩上，笑得很开。照片已经有点褪色了，我妈的脸那一块泛着一层淡黄。

我把遮阳板又推回去。

车上了高架，手机又震了一下。我没看。到下一个出口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屏幕，是老周的第三条消息。

“他导师说你跟他是亲戚？姑表亲？那更该照顾一下了。”

我打了转向灯，并入匝道。高架下面是一片批发市场，人挤人，车挤车。我按了一下喇叭，前面一辆三轮车慢悠悠地让了半个身位。

姑表亲。对，我妈是他爸的妹妹。我妈死的时候我七岁，我爸把我送到姑姑家，说去外地挣点钱，每个月打生活费过来。第一年钱打得很准时，第二年开始隔三差五，第三年干脆不打了。姑姑去邮局查过几次，没有汇款单。姑父就是从第三年开始摔碗的。

他说养不起别人家的孩子，说姓沈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说他妹妹死了还留个拖油瓶来祸害他。这些话都是摔碗的时候说的，碗碎了，话也碎了，变成一地尖利的渣子。

我从来没回应过。我爸后来打过一次电话，我没接到。再后来那个号码变成了空号。我读大学那年申请了助学贷款，学费自己挣，生活费自己挣，大二开始没再回过柳树巷。姑姑打过几次电话来问过年回不回，我说实习，说加班，说买不到票。她就不问了，每次挂电话之前都会说一句“那你自己注意身体”。

陈思远读大学那年加了我的微信，是我先加的。他通过之后给我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我回了一个嗯。之后四年我们聊过三次，都是过年的时候他发“新年快乐”，我回“同乐”。

我回到家把车停好，上楼，换鞋，倒了一杯凉白开一口喝掉。手机搁在台面上，屏幕又亮了。

老周：“他导师说他爸好像身体不太好，最近在住院。你知道这事不？”

我没回。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晚上九点多，我洗完澡出来，拿起手机看了一眼。老周后来又发了一条，时间显示七点四十分。

“算了，他说他下周还有个面试，不强求。对了，你姑姑让我转告你一句话，说他儿子今天面试完回去哭了一场，他妈问怎么回事他也不说。你姑姑说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回复，把手机放回桌上，走进卧室关了门。

卧室窗户没关严，外面不知道谁家在做饭，一股辣椒呛进鼻子里。我走到窗边把那扇窗推紧，扣上锁扣。窗户外面是小区的路灯，光晕拢着一圈一圈的飞虫，密密麻麻的。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去拿床头柜上的烟。点着之后抽了两口，手机在客厅响了一声。

我走出去看了一眼。号码陌生，归属地是本地的座机。我接起来，那头先是没有声音，然后咳了一声。

“沈辞。”

我听出来了。

“嗯。”

“我是陈建国。”

我没有说话。

“我今天才知道他去你那儿面试了。他没告诉我。这小子。”

他停了一下。电话那头有一点喘，像是走了一段路。

“你别让他过。”

我说：“他已经没过。”

“我不是说今天。以后也——”他又喘了一口，“以后也别让他进你们公司。他不是那块料。”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通话计时。四十七秒。

“他从小就不机灵，笨，随他妈。你们那公司我去搜了一下，大公司，他配不上。你就当没这回事。”

“你今天怎么拿到我号码的？”

他又咳了一声，像嗓子里有东西堵着。

“你姑姑给的。”

“她怎么说？”

“她没说啥。”

电话那头一阵杂音，像手机被别人拿走了。然后姑姑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很小很轻，跟以前一样。

“小辞。”

“姑姑。”

“吃了没？”

“吃了。”

“思远的事你别为难，他说面试发挥不好，没面上。是他自己没本事，跟你没关系。”

我没接话。她等了两秒。

“你姑父最近身体不太好，老咳嗽。你别担心，不是什么大事。”

“嗯。”

“那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班吧？”

“嗯。”

“挂了啊。”

“姑姑。”

“哎？”

我张了张嘴。

“没事。你注意身体。”

“好嘞，挂了挂了。”

电话断了。客厅恢复安静。我攥着手机站在茶几旁边，屏幕暗下去之后映出我半张脸。

手机又亮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来自刚才那个座机号，内容只有六个字。

“你爸回来了。别信他。”

我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将近一分钟。屏幕自动熄灭了。我按亮，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拨回去，占线。

再拨，还是占线。

我放下手机，走到玄关把鞋又穿上。拉开门的时候一阵穿堂风灌进来，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我站着没动，灯过了十几秒又灭了。

黑暗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那条短信到底是谁发的，我不确定。号码是姑姑家的座机，字迹是老年机的九键拼音输入法，按错了字都来得及改。六个字错了一个标点符号，句号后面跟了一句“别信他”。

别信谁。

我爸回来了——回来是什么意思，回哪儿了，什么时候的事。他走的时候我七岁，今年我二十六岁。中间十九年他打过一次电话。一次。

我关上门，没有下楼。回到卧室坐在床沿上，把那条短信又翻出来看了两遍。然后我打开通讯录翻到一个没存名字的号码，三年没打过了。那个号码是在我妈留的旧电话本上找到的，旁边写了一行铅笔字，被橡皮擦过一遍，模模糊糊地能认出四个字：你爸朋友。

我按下拨号键。

响了三声，通了。

那头是个男的，声音有点哑，像刚睡醒或者一直在醒着。

“哪位？”

“我是沈辞。”

那头安静了大约两秒钟。

“你妈走了之后你再没打过这个号。”

“嗯。”

“今天打过来什么事？”

我攥紧手机。

“陈建国是我姑父。你知道他吗？”

那头没说话。我听见一声打火机响，然后是吸气。

“知道。”

“他最近出了什么事？”

那头又停了一下。吐烟的声音。

“沈辞，你知不知道你爸当年为什么走？”

“不知道。”

“你爸欠了陈建国二十二万。你妈看病借的，没打欠条。你爸说出去挣钱还，走了再没回来。陈建国每年都拿这事摔碗，你姑姑每年都替他瞒。”

“瞒什么？”

那头把烟掐了，声音突然往话筒上凑近了一点。

“瞒你爸一直跟你姑姑有联系。你爸的钱，是一笔一笔还的。还了十一年，去年年底刚还完最后一笔。”

第2章

我的手心贴在手机背面，发烫。

“还了十一年。”

“对。”那头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去年腊月二十三，最后一笔，两万三。你姑父那天晚上打了电话过来，说以后两清。”

腊月二十三。去年。我脑子里开始翻日历，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在干嘛。年底结算，加班到十一点，回来看了一眼手机，姑姑发了条微信问过年回不回。我回了一句“忙，不回”。她回了个“好”。就两个字。

“钱是打到你姑姑账上的？”

“打你姑父账上。但都是你姑姑在操作，钱从你爸那边过来，到你姑姑手里，你姑姑再转给你姑父。具体怎么倒的我没问过。”

“你跟他什么关系？”

那头吐烟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我是你爸在建筑队时的工友。他走那年我们一块儿在青岛干过半年。你妈去世前半个月，他让我把这个号码留给你。”

“他当时说什么了？”

“他说，万一他回不来，有事你打这个号。”

我闭了一下眼。客厅窗帘没拉，对面楼的灯光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天花板上切成一条白线。

“他去年还完钱之后找过你吗？”

“找过。”那头说，“去年年底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身体不太行了，查出来肝上有点东西。他让你姑姑别告诉你。”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走这么多年换了三个号，都是我找他他出现，他没主动找过我。上次电话里他说他在南方，具体哪儿没说。”

“那条短信是不是你发的？”

“什么短信？”

我张了张嘴。不是他。那是谁。姑姑？陈思远？姑父自己？

“没事。你后来见过我爸没有？”

“没有。电话有几次，人没见过。”他顿了一下，“沈辞，你爸这个人不坏，就是嘴硬。你妈的病他借了一圈钱，最后是找你姑父开的这个口。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不还完这笔钱，没脸回那个家。”

“那个家是哪个家？”

电话那头安静了。烟灰落地的声音很轻，像细砂从指缝漏下去。

“他原话说的是‘没脸回去见你’。他说你要是问起来，就说他打工去了。”

我攥着手机没出声。茶水间里的挂钟秒针一圈一圈走。

“行。谢谢你。”

“你要找他？”

“不知道。”

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姑父去年年底还完钱之后生了场病，住院住了小半个月。你姑姑没告诉你？”

“没有。”

“那你现在知道了。”

他把电话挂了。我站在客厅里，手机还贴着耳朵，听筒里的忙音像一条绷直的线。

我放下手机，站了一会儿，走到窗边把刚才关死的窗户又推开了。夜风灌进来，凉意贴上脸。对面楼那户人家的灯熄了，整面楼黑下去大半。

我点开微信，翻到姑姑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是去年除夕，她发了一句“过年好，小辞”，我隔了三个小时回了一句“姑姑过年好”。再往上翻是前年中秋，她发了一条“吃月饼了没有”，我回“吃了”。

没有一句提起过我爸。一个字都没有。

我又翻到陈思远的对话框。四年的聊天记录加起来不到一屏，那几条“新年快乐”孤零零地躺在空白里。今天面试结束后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没点开预览。现在点开，内容很长，密密麻麻的小字挤满了屏幕。

“沈辞哥，今天的事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我妈提过你在外面做得不错，但她没说公司名字。我在网上搜你名字搜到的，看到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走了。但我还是进去了，因为我爸最近查出来肝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还有半年。我妈瞒着他，但我知道。我妈从我小时候就什么都瞒，瞒着我爸打我的事，瞒着我爸摔碗的原因，瞒着你爸还钱的事。对，我早就知道了。去年年底有一次我爸接完一个电话摔了三只碗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我当时在门外听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姓沈的，你还清了，我这辈子也算完了。’我不知道你爸跟你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爸这辈子欠的最大的债不是钱，是你妈。他到现在每天晚上都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不看，就坐着。他说是因为疼得睡不着。我妈在旁边陪他，两个人从晚上十点坐到凌晨三点。沈辞哥，我今天面试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句话应该我爸来说，他说不出口，我替他说。对不起。你不想理我没关系，我也不配让你理。但有一件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爸每年春节都给你姑姑打钱，让她给我买件新衣服，给我包个红包，让我妈说是她买的。我穿了十六年你爸买的新衣服，我一直不知道。我妈去年才告诉我。”

这条消息的发送时间是今天下午四点二十一分，他走出面试间之后。

我坐在沙发上把这段文字看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词：肝癌晚期。

姑父。肝癌晚期。

我脑子里闪回今天面试间里他的那件灰蓝色西装，肩线歪了半公分，袖口短了两公分。那是他爸的衣服，袖子卷上去的。面试前他把袖口放下来，但卷过的痕迹还在，一道一道的褶子。

我退出对话框，打开通讯录找到姑姑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五秒钟。我没有按下去，退出来，切回陈思远的对话框，打了几个字。

“你爸在哪家医院？”

消息发出去。已读。上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持续了三分钟。最后只回过来三个字：“不用了。”

我又打：“在哪家医院。”

这次对方没有显示“正在输入”。过了大概半分钟，发过来一个地址：市二院肿瘤科，住院部六楼，603。

我站起来把茶几上那杯凉白开喝干净，拿起车钥匙往门口走。走到玄关又停下来，转身回卧室换了件厚外套。凌晨的风凉，开了车窗能吹得人头疼。

车往市二院方向开。路上没什么车，红灯停了两轮，每轮六十秒。我在第二个红灯的时候把那条短信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你爸回来了。别信他。”发信时间是晚上九点十二分，在我挂了姑姑电话之后。

如果那条短信是陈思远发的，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如果是姑姑发的，她为什么要用“别信他”这三个字。如果是我爸发的，那“回来”指的是他人在邯郸。

绿灯亮了。我松开刹车，车子滑过路口。

市二院肿瘤科的住院楼在院区最里面，楼下二十四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进去买了两瓶水，想了想又拿了一箱纯牛奶和一袋橘子。结账的时候收银员看了我一眼，大概是凌晨一点多买牛奶和橘子的人不多。

我拎着东西走进住院楼大厅，值班保安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拦。电梯里消毒水味混着某种药味，闷得人太阳穴发紧。六楼到了，走廊灯只开了一半，隔几米一盏，昏昏沉沉。603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线光。

我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是姑姑的声音，很轻。

“你别看手机了，睡一会儿。明天一早还得抽血。”

没人回她。

“老陈，你要是心里有事你就跟我说。”

还是没人回。

我抬手想敲门，手指关节离门板大概还有三公分的时候，里面传来姑父的声音。他声音变了，比电话里哑得多，像嗓子眼里塞了一团湿棉花。

“他走那年几岁？”

“谁？”

“沈辞。”

姑姑沉默了一会儿。

“七岁。”

“七岁。”姑父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称这两个字有多重，“他七岁来我们家。来的时候瘦得跟柴火一样，他妈刚走。他站在我们家门口，背一个蓝色书包，书包上印着奥特曼。赵丽华，那天你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

姑姑没说话。

“你说，他爸不回来了。你说沈建民跑了，让他妹妹这个孩子以后就跟着咱俩过。你说这个家以后少一双筷子就多一份清净。你当时说完这句话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是让我闭嘴。”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的应急灯忽然闪了一下，绿莹莹的光从门缝里挤进去。

“后来我摔碗。”姑父的声音又哑了一截，“我摔碗是因为每摔一次碗，你就能少哭一次。你那天说完那话就哭了，蹲在厨房水槽下面哭，哭完不敢让沈辞看见。从那天开始我知道，在这个家里只有摔东西能让你把眼泪压回去。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发脾气，只会哭。我摔碗摔了十几年，你从天天哭变成了半个月哭一次，后来又变成一个月哭一次。到了第三年，你几乎不哭了。所以我摔得更厉害了。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摔了七十三只吗？七十三只是你每次哭完我没法替你把眼泪捡回来的数量。”

我站在门外，手里那箱牛奶的提手勒进手指肉里。很疼。那种疼是钝的，从指节往骨头里渗。

“他爸的钱还完了。”姑父继续说，“去年的账清完那天，你给沈辞发了条消息问他回不回来过年。他回不回？他回不回你心里没数吗？你发那条消息的时候手抖成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赵丽华，你替他瞒了十几年，你瞒到他今年二十六岁。你把他接来家里养，你替他挨了我的骂，你替他藏了他爸每一张汇款单。你藏了整整十一年。去年最后一笔到账那天你从银行回来，把那摞单子烧了。你烧的时候跪在厨房地上，一边烧一边哭。那回我没摔碗。因为那天你烧完那些纸站起来的时候，我看你腰直不起来。”

我手里的牛奶箱掉在地上了。不算响，纸箱着地，闷闷的一声。但走廊太安静了，声音传出去很远。

门里立刻没了声音。

过了几秒，门从里面被拉开一条缝。姑姑的脸从缝里露出来，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整张脸僵住了。

她比去年瘦了一大圈，颧骨高出来了，眼窝陷进去，头发白了一半。她没有梳头，乱糟糟地拢在耳后。

“小辞？”

我弯腰把牛奶箱拎起来。

“姑姑。”

她看了我一会儿，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忽然伸手把门拉大了。我看见了病房里面的样子——三张床，中间那张空的，靠窗那张躺着姑父。他半靠在床头，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脸色是灰的，眼窝比姑姑还深。他看见我，嘴唇动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来道歉的，也不是来和解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我来是因为有一条短信说“你爸回来了”，我来是因为陈思远说“他爸肝癌晚期”，我来是因为我今晚突然发现过去十几年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替我做决定——替我瞒，替我哭，替我摔碗，替我藏汇款单。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被瞒着。

我走进病房，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又把橘子放在牛奶旁边。姑父看着那箱牛奶，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太难看了，嘴角扯了一下就像抽筋一样僵住了。

“牛奶是给病人喝的。”

“嗯。”

“你走吧。”

我没动。

姑父把脸转向窗户，窗外是住院楼之间的夹缝，黑漆漆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你爸没回来。”

“什么？”

“那条短信不是我发的。也不是你姑姑。是你爸发的。他昨天到的邯郸，用的你姑姑家的座机。他让我别告诉你，自己没忍住。”

我站在病床和窗户之间，身后是姑姑没关严的门，门缝里穿进来走廊尽头那盏应急灯的光。

“他在哪儿？”

姑父把脸转回来，看着我的眼睛。

“他说他回来把最后一件东西交给你。交完他就走。”

“什么东西？”

姑父没有说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递过来。

那是一个蓝色书包。奥特曼的图案已经磨得只剩半边脸，拉链头掉了，用一根红色尼龙绳拴着。是我七岁那年背着去姑姑家的那个书包。

我接过来。包很轻，几乎没什么重量。我拉开拉链，里面有一张纸。

纸折了两折，上面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像是一个握笔不稳的人写的。

“沈辞：你妈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这孩子以后不用大富大贵，只要让他知道有人爱他。我欠你姑父的账还清了，但我欠你的还不了。书包夹层里有你妈的照片，我留了十几年，现在给你。”

我把手指伸进书包夹层，摸到一张硬纸片。抽出来，是我妈的照片。照片里她坐在阳光底下，身后是一棵槐树，她笑得跟车里遮阳板夹着的那张不太一样，这张更松弛，嘴角歪着一点，像刚听完一个笑话。

我翻到背面。背面有一行日期：1999年6月。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圆珠笔写的，笔画很用劲。

“沈建民，你要是敢丢下我们娘俩，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那是我妈的字。我认得。她走之前半个月，在病床上给我削苹果，刀划了一下手指，血滴在床单上。她那时候写字手已经不稳了，但这句写得一笔一划，每个字都往纸里抠。

我攥着那张照片，指腹压在那些凹陷的笔画上。

姑父在背后咳了一声，很闷。

“你爸今天下午来过，待了二十分钟。他站在这个位置——”姑父指了指床尾，“看着那个书包看了十五分钟。然后走了。他说他明天上午十点的火车。”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姑姑伸手拉了我一下，那只手很轻，搭在小臂上像一片落叶的重量。

“小辞。”

我停下来。

“你爸……”她顿了一下，“你爸瘦了，头发也白了。他跟你姑父差不多高，站在一起看不太出来。你明天要是去找他，你姑父的号你有，你打那个。”

我没回头，拉开病房门走了出去。

走廊还是那么暗。电梯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灯管坏了一根，闪得厉害。我走进去按下了一楼，电梯往下的时候我翻开手机通讯录，找到那个没存名字的号码。现在是凌晨一点四十七分。

我拨出去。响了两声。挂了。我重新拨，又响了两声，那头接了。

还是那个哑嗓子的声音，但比之前清醒了许多。

“怎么了？”

“我爸明天的火车从哪个站走？”

那头沉默了一下。

“邯郸站。上午十点二十。你找他？”

“对。”

“那你得快一点了。”那头说，“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说，他把书包给你了。他说他买的是明天的票，但他改了。他说他今晚就走。”

我冲出电梯，穿过空荡荡的大厅。便利店门口的灯还亮着，我看了一眼店里的挂钟，凌晨一点五十三分。

邯郸站。晚上。最后一班火车是几点？我不知道。我跑到车边拉开车门，发动机还没完全打着我就挂了挡。

车开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拨了陈思远的号码。响了一声就接了，他没有说话，但我听见他呼吸有点急。

“你爸电话是多少？”

他报了一串号码。我挂断，切过去拨号。

占线。

再拨。通了，但没有人接。嘟到第七声的时候挂断了。

我又拨回去，这次响了两声被人接起来，电话那头不是姑父的声音，是广播声——火车站那种距离很远的人声播报，模糊但持续，像电流里的碎屑。

“喂？”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劈了。

“沈辞。”

那头顿了一下。然后那个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要融进广播声里。

“我没走。”

我把着方向盘，前面的红灯照着挡风玻璃上一大片红色。

“你在哪？”

“出站口外面，东边那个花坛。有一个卖茶叶蛋的，收摊了。”

“你别动。”

我挂了电话。导航亮起来，到邯郸站东出站口还有四公里。红灯还有三十七秒。我松开刹车等了三秒，然后踩下去，车子穿过了路口。

三十七秒太长了。我等不了十九年。

第3章

四公里路我开了七分钟。途经三个红绿灯，两个没亮，一个黄灯闪烁。凌晨的马路上偶尔蹿过一辆出租，车灯把行道树的影子拉长又碾碎。我的右手一直握着手机，屏幕暗着，但通话没挂。

电话那头一直没出声。只有广播声间断地灌进来，隔一会儿报一个车次，听不清去哪个方向。他没有挂断，我也没有。七分钟里我们谁都没说话，但呼吸都听得见。他的呼吸比他儿子慢一些，但比正常人快，不知道是因为走路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车停在进站口旁边的临时停车位上，熄了火。推开车门的时候冷风迎面灌进来，我才发现自己没穿外套。那件厚外套忘在病房的椅背上了，跟我一块儿去的牛奶和橘子一起留在了603。

我往东边走了大约五十步，看见了那个花坛。花坛旁边确实有个收摊的茶叶蛋推车，铁皮炉子还冒着余温，不锈钢桶盖了一半。花坛边缘的水泥台上坐着一个人。

他站起来。

他不高，比姑父矮了半个头。一件深色夹克，拉链拉到顶，领子立着挡风。头发很短，几乎是寸头，白的比黑的多。脸瘦得颧骨撑着脸皮，下颌线像刀切的一样，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两只手插在夹克兜里，背微微驼着。

他看了我大约三秒钟。然后他从兜里把右手抽出来，抬起来朝我招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不像打招呼，更像下意识确认我能看见他。

我走过去。走到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他比我矮了大半个头，所以我第一眼没看他脸，看他头顶——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全是白的，但在路灯底下泛着一层淡淡的青茬，像是刚剃过。他后脑勺有一块疤，不长头发，露着粉白的皮。

十九年。这个人离开我十九年。他走的时候三十五岁，今年五十四。但路灯下面他看上去像六十四。他瘦得太多，衣服挂在身上像挂在一副衣架上。

“你没穿外套。”

他说。嗓子比电话里低，带一点粗粝的摩擦音，像是生锈的铁皮被风吹动。

“你刚才在电话里说没走。”

“嗯。”他点了下头，把右手又插回兜里，“本来打算走，到了进站口又站了一会儿。我想你可能赶不上。”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不知道。但万一来了，这儿好找。”

他往旁边挪了半步，让出水泥台上一块空位。我看了一眼没坐。他也没坐，两个人站在花坛前面，中间隔了大约一步半的距离。茶叶蛋炉子的余温飘过来，混着一丝酱油和八角的气味。

“书包我拿到了。”

“嗯。”他又点头，“夹层里的照片你看了？”

“看了。”

“你妈年轻时候不爱照相，就那一张我藏起来了。她走之前跟我说让我留着，等以后你长大了给你。”他说完这句话停了很长时间，我以为他在等我说什么，但他没有。他喉结动了一下，像是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

“我妈留那句话的时候已经住院了？”

“住院之前。她那时候还没查出来，光说胃不舒服。你爸我那时候在工地上，一礼拜回来一趟。那回我回来她说给我看个好东西，拿了一张照片，就是那张。她说你看，我在槐树底下照的，好看不。我说好看。她说那这张给你了，你放好。我当时没多想，放钱包里了。过了两个月她检查结果出来，我就再没拿出来过。”

他又停了一下，眼睛看着花坛里已经枯了大半的冬青。那丛冬青靠路灯那边还绿着，背面黄了一大片。

“你妈走之前最后一天拉着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沈建民，你把她照片收好了，等你老了拿出来看，你还能记得我笑什么样。她说你爸你这个人记性差，过两年就忘了。我说我忘不了。她说你肯定忘不了，但你闺女会忘。你得替她记着。”

他的声音开始发颤，那个颤很细，不仔细听发现不了。但他把右手从兜里抽出来揉了一下脸，我看见他手指上全是茧，指节粗大，关节凸出来像裹着一层硬壳。

“照片背面那行字你看见了吧？”

“看见了。”

他吸了一下鼻子。“她写那句话的时候我不在。是后来她夹进去的。我过了好几年才翻到背面。你妈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什么狠话，就那一句，够我记到现在。”

一阵风从出站口那边刮过来，卷着一股铁轨和尘土混在一起的气味。他把夹克拉链又往上拽了一下，那件夹克已经拉到顶了，再拽就是拉链头卡在布面上。

“我爸。你这两年在哪儿。”

他手放下来，垂在身侧。

“广州。在一个建筑工地旁边租了个单间，给一个小区做保安。管吃管住，一个月三千八。去年肝查出来有问题以后就不干了，手上还有点积蓄，够用。”

“肝什么问题？”

“肝硬化。早些年喝酒喝的，现在戒了。”

他说“戒了”的时候语气特别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但我注意到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不自觉地舔了一下嘴唇，舌面在干裂的唇皮上刮过去，留下一点湿润的反光。

“你回来多久了？”

“今天下午到的。先去看的你姑父。然后去找你姑姑拿的那个书包，她一直给你收着。我到你公司楼下转了一圈，六点多了，灯都关了。后来给你姑姑家打了个电话，用座机打的。打完我就后悔了。”

“那条短信是你发的。”

“嗯。”他点了下头，“本来想发完就关手机走，走到火车站还是没进去。我跟你姑父说我要走了，他说你走吧。我去买票的时候他儿——那小孩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他今天去你那儿面试了，说你认出他了。他说他爸最近身体不好，让我多留一天。我说我票都买了。他挂了。过了几分钟你又打过来了。”

“你怎么跟我姑姑说的？”

“什么？”

“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姑姑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花坛旁边的路灯忽然闪了一下，他脸上的光影歪了一瞬又正回来。

“你姑姑接的。我一开始没说话，她喂了两声说谁呀。我说是我。她那边突然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回来干什么。我说回来看看。她说看什么看，走了就别回来了。我说我想见沈辞一面。她又不说话了。过了有半分钟，她说你要是真想见就去火车站等她，她去叫沈辞来。我说你别打电话，我发短信。她说好。然后就挂了。”

我看着他的脸。路灯黄澄澄的光从侧面照过来，他那半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用刀在干土上划出来的。

“我姑姑知道你今天回来。”

“知道。她中午就知道了。我到了邯郸先给她打的电话，她让我去医院看你姑父，说你别来家里。我去了，看了你姑父一眼，他把书包递给我，说这个你拿走，该给了。我拿书包走了，在医院楼下坐了一个小时没走，上去了两回都没进电梯。”

他弯腰把地上的一个塑料袋拎起来，袋子是超市那种白底红字的，里面装着一个保温杯和一卷卫生纸。他把袋子换到左手提着，右手插回兜里。

“沈辞。”

他叫我的名字，叫得很轻，像在叫一个还不确定能不能答应的人。

“你恨我吗？”

我说不上来。十九年太长了，长到我已经不记得恨是什么形状。我只记得每个月姑姑去邮局查汇款单的样子，我记得姑父摔第一只碗的时候我在桌子底下捡螺丝，我记得大二那年我一个人在食堂吃完年夜饭然后去图书馆自习。那些事情堆在一起，像一堆散落的乐高，没有说明书，我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形状。

“我不知道。”

他听完点了点头。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才动了一下就收回去了。

“那你先别急着知道。我这次回来就想跟你说两件事。第一，你妈那张照片我给你了，以后你自己收着。第二，你姑父的医药费，我那边还剩两万块钱，你姑姑说不要，你拿着。你要是觉得不想拿，就给他们交住院费去。”

他从夹克内兜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缘被折过，折痕泛白。他递过来，手伸在半空中停着。

我没接。

“你自己的病呢。”

“我的病不用治。肝硬化这个玩意儿治不好，只能养着。我养了半年，没恶化，也没好转。医生说别喝酒、别累着、按时吃药，能拖几年是几年。我现在一天三顿药，一顿不落。”

“那你住哪儿？”

“广州那边有个工友收留我，住他家的杂物间。我给点房租，不白住。那儿冬天暖和，比北方好过。”他扬了扬手里的信封，“拿着。”

我接过来。信封很薄，里面是两沓钱，摸着手感是新钞，边角整齐。

“这是你攒的？”

“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去年年底还完你姑父以后剩下的。我知道你工作好，不缺这点。但你妈的药费我欠了十几年，今天还不完，先还一部分。”

他把话说完，往后退了半步。那个动作很自然，像他本来就应该往后退一样。

“火车几点？”

“改了。”他说，“刚改的，买了张凌晨三点的票，到郑州转车。”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光映在他脸上，他眼角的皱纹更重了。

“还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你先回去，天冷。”

“你去哪等？”

“进站口里面，有暖气。”

他没动，我也没动。花坛旁边忽然安静下来，风停了，出站口的广播也停了，整个火车站广场像被按了静音键。路灯下面飞虫依旧在转，一圈一圈，没有声音。

“你走那年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

他垂下眼睛看着地面。水泥地上有一片碎茶叶蛋壳，被他脚尖碾了一下。

“你妈走了以后我在邯郸待了两个月，每天喝了酒去你姑姑家窗户底下站着。有一天你姑姑开窗看见我，让我进去。她说沈辞睡了，你别吵醒他。我没进去。后来有一天你姑父半夜出来找到我，说你再这么下去她妹妹白死了。他说你要走就赶紧走，别在这儿耗着。他说这孩子我替你养着，你欠我的钱还完之前别回来。第二天我就走了。”

“你从来没问过我想不想让你走。”

“我问不出口。”

他抬起眼睛看我。路灯下他的眼珠是褐色的，眼角全是红血丝，密密麻麻像蛛网。

“那时候你七岁，你问我爸你去哪儿。我说去挣钱。你说挣了钱回来给我买奥特曼吗。我说买。你又说那你快去快回。我转身走的时候你追出来，光着脚站在门口喊了一声爸。我没回头。”

他的喉结又动了一下。这次他没咽下去，嘴唇抖了一下。

“后来你在姑姑家住了三年，你姑父开始摔碗。我知道他为什么摔——因为你姑姑每天晚上从你房间出来都在厨房哭。她哭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哭你每晚睡着以后攥着那只蓝色书包不撒手。你姑父在外面听见了，第二天就摔碗。他摔碗的时候你姑姑就不哭了。他摔了十几年碗，没让你在你姑姑面前看见她哭过一次。”

我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指腹按在折痕上。那些折痕很深，像是被反复折过很多次。

“你姑父肝癌查出来以后谁都没说，自己去医院开药。你姑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往晚期走了。他到现在没做过一次化疗，嫌贵。他跟你姑姑说别告诉你。你姑姑也没告诉我，是思远那个孩子给我打的电话。”

他说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白雾从嘴边散开。

“沈辞，我今天回来就想看你一眼。现在看完了，你回去。”

他拿起地上的塑料袋，转身往进站口走。他走路的时候左肩比右肩低一点，像是背了太多年的东西放不下来。他走出十几步，我喊了一声。

“爸。”

他停下来。没转身，肩膀微微僵了一下。

“你以后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

他侧过脸来。路灯的光从他侧面照过来，只能看见他半边脸的轮廓。

“行。”

“药不能停。”

“不停。”

“保重身体。”

他站在原地站了大概五秒钟。然后他把左手从兜里抽出来，朝背后摆了摆。

“你也是。”

他走进进站口的玻璃门里了。门在他身后自动合上，把他的背影和凌晨三点的候车厅融在一起。我站在原地，花坛旁边那盏路灯的光照在我手里那个信封上，牛皮纸表面有一小块深色，不知道是汗还是什么。

我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走了几步口袋里手机震了，掏出来一看是陈思远。

“沈辞哥，你见到他了？”

“嗯。”

电话那边顿了一下。

“他让我替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他本来想亲口说，说不出来。”

我站在停车场入口，冷风从两栋楼之间的空隙灌进来。我抬头看了一眼候车厅二楼亮着灯的窗户，窗户后面有人影走动，看不清是谁。

“你告诉他，下周电话里再说。今天先不用说。”

我挂了电话，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副驾上那个牛皮纸信封，边上有一小块褐色痕迹，像是干了的血迹。我把它拿起来翻到背面，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用力，每个字都往纸里抠。

“沈辞，你妈对不起你。你爸也对不起你。但我们爱你。”

底下没有署名。

第4章

我到家的时候凌晨三点二十分。进门没开灯，在玄关站了一会儿，把牛皮纸信封放在鞋柜上，弯腰解鞋带。鞋带系得太紧，扯了两下没扯开，我索性把鞋蹬掉，光脚走进客厅。

客厅窗帘还是没拉。对面楼全暗着，月亮被云遮了半张。我走到厨房倒了杯水，手指碰到杯壁的时候才发现手还在抖。端着杯子喝了一口，水是凉的，顺着食道滑下去，胃里那股翻腾的感觉终于压住了。

我把手机搁在台面上，屏幕亮了又暗。陈思远那条长消息还挂在对话框里，我没再读，但我注意到底下那行时间——今天。这个词忽然变得很重，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我妈走了十九年，我爸走了十九年，姑父在他房间摔了七十三只碗，姑姑烧了十一年的汇款单。这些事情在昨天之前对我来说是过去完成时，现在却全部变成了现在进行时。每一件都在此刻发生，每一声碗碎都还在瓷砖上弹跳。

我洗了个澡，热水冲了将近二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浑身泛红。躺上床闭了眼，脑子里是进站口玻璃门合上的那个瞬间，我爸侧过脸的那个轮廓。他的左肩比右肩低，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往左倾，像个总在侧着耳朵听什么的人。

我不知道几点睡着的。醒来的时候手机上有五条未读消息，时间从早上七点横跨到十点。老周两条，陈思远一条，一个陌生号码一条，还有一条来自姑姑。

老周第一条：“昨天那个应届生的事我跟他导师说了，对方说没关系。你今天来不来公司？”第二条是九点半发的：“你昨晚没回消息，上午会议我帮你推了。你没事吧？”

陈思远发于八点十二分：“我爸昨晚从医院溜出去了，我妈早上才发现。他留了张条说去办点事，中午前回来。沈辞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盯着这条看了两遍，退出对话框打开陌生号码那条。号码归属地是广州，内容只有五个字：“他上火车了。”没有署名，但我认出那个语气——那个哑嗓子的工友。

我拨回去，响了两声接了。那头先咳了一声。

“他凌晨三点上的车，到郑州转的八点那趟去广州。我让他到了给我打电话。”工友的声音比昨晚更哑，像是整宿没睡，“他说他跟你说好了，一周打一次电话。”

“他说了。”

“那你记着催他。他这人嘴上答应得好，转头就忘。”

“他身体怎么样？”

“还行。昨晚从火车站出来给我打电话，说了三句话就挂了。第一句是见着了。第二句是他肯叫爸了。第三句是我去给你买两瓶酒寄过去，他说完自己笑了一声。他不能喝酒了，你回头也别给他寄。”

我没接话。那头也安静下来，只剩下电流声在听筒里滚。

“叔，你叫什么？”

那头沉默了一瞬。

“姓方，方卫东。你爸管我叫老方。以后有事打我电话。他要是电话打少了，你告诉我，我拿他工友的名义去骂他。”

我应了一声，把号码存进通讯录，署了“方叔”。挂了电话之后又拨给陈思远，响了一声就接了。

“你爸在你旁边吗？”

“他在睡觉。”陈思远的声音压得很低，“早上六点多回来的，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进厨房拿了一摞塑料碗摆到餐桌上。我妈问他干什么，他说以后不摔瓷的了，摔塑料的，摔不坏。”

我站在客厅窗边，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光线穿过没拉的窗帘缝隙，在地板上切出一条亮黄色的带子。

“他说他去哪儿了？”

“没跟我妈说。但我知道。他昨天晚上没睡觉，坐在客厅打了一晚上电话。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他在说——‘老刘，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倒出来，我急用。’他说了一整晚。今天早上回来以后把手机放枕头底下压着，关机了。”

他顿了顿。

“沈辞哥，我爸可能瞒着我们在做什么事。他最近老是半夜打电话，打完就坐着发呆。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治疗有关系。”

“你爸的医保够用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三秒。

“职工医保，报销一部分。剩下的大头是自费。我妈把积蓄都拿出来了。去年年底有一笔钱进账，她说是你姑父那边的一个老工友还的旧账。我妈没让我问。现在那笔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那笔钱是我爸还的二十二万。去年年底最后一笔到账，姑姑烧了汇款单，把现金拿给姑父交了住院押金。我忽然明白昨晚我爸递给我那个信封时为什么说“先还一部分”——他知道姑父的治疗需要钱，知道他儿子刚毕业手里没有积蓄，知道他老婆每个月退休金只够吃饭。

“你爸现在用什么药？”

陈思远报了几种药名，我听不太懂。他说最后一个的时候声音突然沉了一下。

“有一种是进口的，医生说效果更好，但一盒四千多，一个月要两盒。我妈去问过价回来就再没提过。我爸用的国产的，副作用大一点，但他不说难受。”

我把手机换了个手。

“你把你爸的主治医生名字发给我。”

“沈辞哥——”

“发给我。”

他挂了。两分钟后微信弹出一条消息，一个名字和一串科室电话。我存完切到姑姑的对话框，她那条消息的时间是九点四十七分，内容很短。

“小辞，你昨晚来医院的事你姑父不让我提。但姑姑想说谢谢你。牛奶他喝了一盒，橘子吃了两个。他说比他楼下超市买的甜。”

我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最后我打了一句：“姑姑，我爸那笔钱的事我知道了。”

她隔了半分钟回过来：“你别怪他。他也有他的难处。”

我看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退出去给主治医生拨了电话。响了四声接了，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你好，肿瘤科。”

“请问是吴医生吗？我是陈建国的家属。想咨询一下进口靶向药的事。”

对方顿了一下。“你是他什么人？”

“侄子。”

“陈建国的情况你应该知道吧，肝癌晚期，门脉高压，最近一次CT显示有腹水。进口药对部分患者有效，但价格高，而且不是医保目录内的。你跟他直系亲属商量过了吗？”

“我来承担。你帮我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听见他在翻什么东西。

“那我把药名和剂量发到你手机上。你联系药房，可以直接在医院药房取，也可以走院外渠道。院外渠道可能会便宜一些，但你得自己鉴别渠道正不正规。”

“医院药房取。”

“行。今天下午我开处方，你过来拿。”他说完又补了一句，“你叔叔昨天下午挂了一次白蛋白，效果一般。他腹腔积液在增加，你们最好尽快决定后面的方案。”

我挂了电话，翻开银行App看了一眼余额。工作四年，存了四十多万，本来打算今年凑个首付。手指在转账页面停了几秒，关了。

我给老周回了一条消息：“今天下午请假。明天正常。”

老周秒回：“你真没事？你姑姑昨天下午打电话到公司来了，说找你。前台转到我这儿，我问她什么事她不讲，就说让我转告你晚上回个电话。我给她回了说你今天开会，她没说啥就挂了。”

我盯着这条消息。姑姑昨天下午打电话到公司——昨天下午三点多，陈思远刚面试完的时候。她那时候就想找我，但我没接到。后来晚上她打了电话来，只问了吃了没。

我拨了姑姑的电话，响到第三声她接了。

“姑姑。”

“哎，小辞。”

她的声音比昨晚听起来有精神一些，像是收拾过了。

“你昨天下午打电话到公司了？”

“啊……是。”她顿了一下，“我想跟你说思远的事。他去你那儿面试了你知道吧。我怕你为难，就想着跟你打声招呼。后来老周说你开会，我就没再打了。”

“姑姑，你以后有事直接打我手机就行。”

“好好好。”

“我下午去医院一趟。思远跟我说了药的事，我已经联系过医生了，进口药先开一个疗程试试。”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过了好几秒她才开口，声音变了。

“小辞，那个药太贵了。你姑父不愿意用，他跟我闹了一上午。他说要是敢用你的钱，他就不治了。”

“你跟他说，药钱是我爸那边还的账里剩下的。不是我的钱。”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他……还是不信。”

“你让他信。钱的事我来处理。你告诉他，要是他不治，我爸还那二十二万就白还了。”

姑姑没接话。听筒里有轻微的摩擦声，像她在用手捂话筒。过了大概十几秒，她把话筒拿回来，声音很轻。

“他说，那行。”

我挂了电话，换好衣服出门。阳光比早上更烈了一些，小区里的腊梅已经开了，隔着老远能闻到一阵甜苦掺半的香。我开车去了公司，没上楼，在前台取了两个快递和一个文件袋。文件袋里是陈思远的简历，人事部退回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未通过”。

我把简历抽出来看了两秒。照片上他还是抿着嘴唇，对齐的刘海，服从规训的脸。我把简历折好放进大衣内侧口袋，开车往市二院去。

住院部六楼的白天的样子跟凌晨完全不同。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从病房门口经过，轮子碾在地砖上发出规律的滚响。603的门开着，阳光从南边的窗户灌进来，照在靠窗那张床的床尾。姑父半靠在床头，姑姑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削苹果。床头柜上那箱牛奶拆了封，橘子还剩大半袋。

我走进去的时候姑姑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苹果皮没断，一圈一圈往下落。姑父没看我，看着窗外。窗外阳光很好，能看见住院部楼下花园里的冬青和几棵光秃秃的银杏。

我把文件袋放在床头柜上。

“思远的简历，让人事部退回来了。下次他面试别的公司，让他在简历里写清楚他实习期做过什么项目。空着不好看。”

姑父把脸从窗户那边转过来，看着那个文件袋，没说话。

姑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他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

“他昨晚跟我说了。”姑父嚼着苹果含糊地说了一句，“他说你让他下周再打。”

“嗯。”

“你们俩见面之后他什么反应？”

我想了一下。

“他没哭。”

“那就好。”姑父又咬了一口苹果，“那小子随他妈，爱哭。今早我回去的时候他眼圈红的，问他他说厨房油烟呛的。厨房连火都没开。”

他嚼完最后一口苹果，把核放在床头柜上。姑姑递了张纸巾过去，他接了擦手。

“沈辞。”

“嗯。”

“你爸那个书包你拿回去，有空把你妈照片找个相框装起来。别像他似的夹在破夹克里，三年一换，夹克换了照片跟着挪，背面那行字都快磨没了。”

我站在阳光里，脚边是他的拖鞋，老式蓝色塑料拖鞋，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

“他昨晚给我留了个信封，说让你交住院费。”

姑父把擦完手的纸巾叠了一下放在苹果核旁边。

“我不收他的钱。他欠的已经还完了。”

“那你用我的。”

姑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从下往上抬过来，眼皮垂着，眼底浑浊。

“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刚工作几年，攒着以后娶媳妇。”

“病先看。别的以后再说。”

他没接话。姑姑在旁边搓了搓手，指尖微微发红。

走廊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一个远及近。有人跑过来，在门口刹车，呼吸不均匀。陈思远站在门框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身上那件灰蓝色西装换了，换成一件黑色羽绒服，拉链没拉，里面穿着灰色卫衣。

他看见我，顿了一下。然后他走过来，把保温袋放在姑姑旁边的桌子上。

“妈，我给你带了饭。食堂的小炒肉，还热着。”

姑姑揭开保温袋的盖子看了一眼，抬头冲他笑了笑。

“你吃了没有？”

“吃了。爸吃了没？”

“吃了一个苹果。”

陈思远转过头来。他比我矮了半个头，但肩膀比昨天看着宽了一些，大概是因为外套脱掉了。他看着我的眼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个弧度不算笑，更像紧张到极致之后肌肉的自然松弛。

“沈辞哥，你今天怎么来了？”

“来送简历。”我指了指文件袋。

他看了一眼那个文件袋，又看了一眼他爸。

姑父把脸转向窗外，没有说话。风从窗户开着的缝隙里钻进来，把窗帘吹得轻微鼓动。

“你那个面试其实可以再准备一下。下次把实习经历写详细点。”我看着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下周可以来公司实习，三个月，有工资。”

陈思远愣了一下。

“但有一条。”我说，“你爸每次住院的时候，你不许请假。正常上班，下班再来。公司不让拿私事当理由早退。”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又咽回去了。

姑父在窗边咳了一声。没有回头。

“沈辞，你给他开工资。不能白干。”

“没白干。他活儿干得好我就留。干不好照样滚蛋。”

陈思远站在他爸妈中间，低头看着地面。过了大概五秒钟，他说了一个字。

“好。”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了一眼，是方叔发来的一条微信，一张照片。

照片拍的是一个站牌，上面写着三个字：石围塘。底下一行小字，是广州的某条公交线路。照片拍得很随意，构图歪了，站牌旁边有一棵老榕树，气根垂下来，密密匝匝的。

底下方叔跟了一句话：“他到了，让我跟你说一声。他说他先去睡觉，醒了给你打电话。”

我关上手机，把它放回兜里。病房里阳光已经移动了一小截，从床尾挪到了床头。姑父的侧脸被照成暖色，他嘴角还沾着一丁点苹果汁的痕迹，自己没擦。

“下午医生来开药。”我说，“进口的。你配合一下。”

姑父把脸从窗户那边缓缓转回来，看了我一眼。就一眼。然后他又转回去了。但我看见他下巴收紧了一下，喉结上下一滚。

“嗯。”

第5章

头一周的药费是我从卡里直接划的。两盒，八千七百块，缴费窗口的人刷完卡把回执单递出来的时候多看了我两眼，大概是因为我穿着件羽绒服站在肿瘤科的收费窗口前，跟周围举着社保卡的老头老太太不太搭。

药拿上去的时候姑父正在打点滴。他看见那两盒药放在床头柜上，没伸手碰，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了。姑姑打开盒子看说明书，看了两行眼眶就红了，背过身去假装把药盒往抽屉里摆。我没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后来那几天我没去医院。每天早上去公司的路上给方叔发条微信，问问我爸昨晚吃药了没有。方叔回话很简短，一条一条的像发报机：“吃了。”“昨天吃了。”“今天还没到点。”有时候会多一句：“他昨天念叨你了，说你小时候不爱吃胡萝卜。”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两遍，把手机锁屏扔进副驾。

周三下午，陈思远来公司办实习入职。人事部给他发了工牌和门禁卡，他捧着那两样东西站在前台，不知道该往哪走。我正好从会议室出来，路过的时候说了一句：“工位在四楼A区，找行政带你。”

他点了点头，跟着行政走了。下午五点多我从办公室出来倒水，看见他坐在工位上盯着电脑屏幕，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写了一整面字。他看见我经过，下意识直了直背。

“在看什么？”

“项目文档。”他说，“沈总，我下午把前两个季度的产品报告过了一遍，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留到周会统一问。别占用非工作时间。”

他点了一下头，又把目光转回电脑上。我端着水杯走回办公室，关上门之后在转椅上坐了一会儿。他刚才叫的是“沈总”，不是“沈辞哥”。第一天就学会分寸了，比他爸和他爷爷都强。

周五晚上，我爸打来了第一个电话。时间刚好是晚上九点，我正在厨房热剩饭，手机在客厅茶几上震得嗡嗡响。我擦干手接起来，那头先是没有声音，然后是他呼了一口气的声音。

“喂。”

“嗯。”

“上周说好的一周一次。今天周五。”

“我知道。”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他说：“你这两天吃饭了没？”

“吃了。你呢？”

“吃了。工友那边有个食堂，一顿六块钱，管饱。”他说完这句话又停了一下，“我上周给你方叔看了一张照片，我手机里存的，你去姑姑家第一年的那个夏天，站在单元门口拍的。你那天穿了一件蓝白条的T恤，裤衩是绿的。你姑姑给你剪了个平头，耳朵边上有一块剪豁了。”

“那个照片我没见过。”

“当时是用你姑姑的傻瓜相机拍的，后来她洗出来给了我一张。我走的时候带走了。”

“你那个手机能存照片？”

他沉默了一下。“我上个月换了个智能机。六百块钱买的二手。”

“那下周你用微信给我发张照片。”

他那边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他说：“下周再说。挂了啊。”

“爸。”

“嗯？”

“药按时吃。”

“吃了。一顿没落。”

“那你发个照片过来。旧的也行。”

他没说话。又过了两秒，电话挂了。我看着屏幕上的通话时长显示着两分四十七秒，把手机搁在茶几上。饭还在锅里，已经温了，我盛出来吃了几口，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是一条微信，来自一个昵称叫“建民”的账户。头像是一片蓝天，像是抬头随手拍的，云占了大半张。对话框里发来一张照片——旧照片翻拍，边缘有点卷，画面里一个小孩站在单元门口，蓝白条纹T恤，绿色短裤，脑袋上顶着一个不太对称的平头，右边耳朵上方确实缺了一小块，露出白皮。小孩两只手垂在身侧，表情是那种被大人摁住拍照时的不耐烦。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画面背景里单元门的玻璃上能隐约看见一个倒影，端着相机的人——模糊的，只分辨得出穿着深色上衣，胳膊举着。

我把照片存了下来。

周末我去了一趟医院。姑父换了进口药之后副作用比想象中轻一些，他脸上终于有了一点颜色，虽然还是很瘦，但不再是之前那种灰败的底色了。姑姑说他一顿能吃一碗粥了，偶尔还要半个馒头。我去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看手机，陈思远坐在旁边削梨。削完了他把梨递过去，姑父伸手接了，没看他就啃了一口。

“他下周要打一次白蛋白。”姑姑小声对我说，“医生说腹水控制住了，但肝功能的指标还是不太好。让继续用药观察。”

“钱够吗？”

姑姑犹豫了一下。“药费你上次交的那个还有剩余，够这一次的。”

“用完了告诉我。”

她低头搓着手，没应。我也没有继续追问。

那天下午我走的时候陈思远跟出来送我到电梯口。他站在我旁边，电梯还没到，楼层显示正在从一楼往上走。

“沈辞哥。”

“嗯。”

“我妈昨天跟我说了一件事。”他两只手插在羽绒服兜里，说话的时候下巴埋在领子里，“她说你妈当年住院的时候，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你爸借钱借了一圈没凑够。最后是我爸拿出来的二十二万。那笔钱是他准备买断工龄用的，拿出来以后他就没退路了，在厂里又干了十年才下岗。”

电梯到了，门开了一半又关上，因为没人进去。走廊里安静下来，消毒水的味道贴着墙面慢慢弥散。

“你爸欠的不是钱。”陈思远说，“他欠的是你。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我爸摔了十几年的碗，摔的是他自己的气。他是那种人——做了一件好事，但又不愿意被人说好，所以要用坏来盖住。他越是对你好，越要摔东西。因为他觉得他配不上那个好。”

我站在电梯门口，门又开了一次。这次我按住了开门键。

“你下周好好上班。”

我走进去，电梯门合上之前他又说了一句。

“沈辞哥，我爸让我替他跟你道个歉。他说那天晚上你站门口听见的那些话，是他这辈子说得最真的一次。”

电梯门合上了。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我靠在镜面上，头顶的灯管嗡嗡地响。

周一上午，公司晨会结束之后老周追我到办公室，关上门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陈思远，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导师那边一直在探口风，说这孩子能吃苦，让我多照应。你面试那天不是说他能力不行吗？怎么又弄进来实习了？”

我坐下来打开笔记本。“能力确实不行。但三个月之内能看出来是行还是不行。行就留，不行就走。”

老周靠在办公桌边上，端着咖啡喝了一口。“你姑姑昨天又给我打电话了。她说谢谢。我说谢什么，我又没帮你侄子。她说谢你。她说你这些年一直一个人，过年不回来，也不打电话，她以为你生她的气。”

我翻了一页笔记本。“我没生她的气。”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端着咖啡，一脸确实想知道的表情。办公室里暖气开得很足，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因为我不知道回去面对什么。”我说，“我不知道那扇门后面是摔碗的声音还是没摔碗的声音。是姑姑哭还是姑父不说话。是陈思远给我递西瓜还是我一个人蹲在茶几旁边吃。我所有关于那个家的记忆都是乱的，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我选择都不看。”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咖啡杯放在桌上，转身往门口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

“那现在你知道哪个是真的了？”

他出去了。我坐在转椅上，窗外的雾霾把天空染成灰白色。阳光穿不透那层灰，只能在天边透出一圈模糊的光晕。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是方叔发来的一条微信。

“他今天去复查了，医生说稳定，没恶化。他让我转告你别担心。另外他说下周五还是晚上九点，别忘了。”

我回了一个“好”。然后翻开通讯录找到姑姑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姑姑，下周末我回家吃饭。方便吗？”

她隔了五分钟回过来。就三个字，但打了两个标点符号。

“方便的。”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两遍。放下手机的时候，窗外那层灰白的天终于裂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一束，打在办公桌上摊开的那本笔记本上。笔记本翻开的那一页是周四写的东西，字迹潦草，记着下季度预算的几个数字。阳光正照在那一页的边缘，把纸面烫出一条金黄色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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