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到村小任教，学校就我和一个男老师，中间只隔着一层木板墙

93年到村小任教，学校就我和一个男老师，中间只隔着一层木板墙

我叫宋梅，一九九三年师范毕业，被分到了梨花沟村小。

去报到那天，县教育局的人看了我半天，欲言又止，最后憋出一句：“那个教学点有点偏，你有个心理准备。”我那时候二十岁刚出头，满脑子都是支教光荣的念头，觉得偏能偏到哪去，总不至于住在山洞里吧。

事实证明，跟山洞也差不了太多。

梨花沟藏在山褶子里，从镇上坐拖拉机颠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村小就是两间土坯房，一间是教室，一间是教师宿舍。操场是一片夯实的黄泥地，竖着一根歪歪扭扭的旗杆，旗杆顶上飘着一面褪了色的国旗。我到的时候是八月底，山上梨树挂满了青疙瘩，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倒是挺好看。

但好看不能当饭吃。我站在那两间土坯房前面，手里的行李包差点掉地上。

校长兼教导主任兼后勤主任——其实就是村里支书兼任的——老陈头热情地迎接了我，说早就盼着上级派新老师来了。他指了指那两间土坯房，说左边是教室，右边是宿舍，你先安顿下来，明天开学。

“宿舍就一间？”我问。

老陈头挠了挠头，说不是，宿舍中间打了一堵木板墙，隔成了两半，那边住着另一个老师，姓顾，男的，去年刚来。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点飘，大概也觉得一个姑娘家跟一个男老师住隔壁不太合适，但条件就这样，他也没办法。

我站在宿舍门口往里瞅了一眼，所谓的木板墙，就是几块旧木板钉在一起，缝隙大得能伸进去一根手指头。那边亮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从木板缝里漏过来，像一排细细的金线。我还没看见人，先听见了一阵翻书的声音，哗啦，哗啦，很慢，很轻。

“顾老师！”老陈头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翻书声停了。过了几秒，木板墙那边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点南方的口音：“陈支书，什么事？”

“新老师来了，住你隔壁，以后你们搭伙，互相照应着点！”

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就一个字。我当时想，这人话真少。

头一个晚上我几乎没睡着。不是因为紧张——好吧，也有那么一点，毕竟一墙之隔睡着一个陌生男人，那堵木板墙又薄得跟纸似的，那边翻个身我这边听得一清二楚。但更让我睡不着的是山里的声音。我在城里长大，习惯了汽车喇叭和楼上吵架的动静，突然被扔进一片巨大的寂静里，耳朵反而变得格外敏感。窗外的虫鸣、远处偶尔的狗叫、风穿过梨树林的沙沙声，每一声都清晰得像在耳边放大。中间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听见木板那边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然后是翻身时木板床吱呀的声响。

他也睡不着。

第二天开学，我终于见到了顾老师的正脸。

怎么说呢，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他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整个人干干净净的，像一棵立在秋风里的白杨树。他看到我的时候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转身就去教室了。

全校一共二十七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全挤在一间教室里，这是典型的复式教学——给一年级讲拼音的时候，二三年级就做练习题；给三年级讲乘除法的时候，一二年级就抄生字。顾老师负责数学和体育，我负责语文和音乐，其他科目两个人商量着来。

头一个星期，我跟顾老师的交流仅限于教学上的必要沟通。“顾老师，下节语文课你用了黑板吗？”“没有。”“顾老师，粉笔放哪儿了？”“窗台上。”他说话永远是最简洁的版本，多一个字都像浪费。我那时候觉得这人可能不太好相处，甚至有点冷淡。

后来才发现，他不是冷淡，他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概过了半个月吧，有一天晚上下暴雨，山里的雷声大得像在头顶炸开。我从小就怕打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木板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被雷劈晕了。一个炸雷劈下来，我感觉整个房子都在抖，没忍住，喊了一声。

木板那边立刻传来声音：“宋老师？你没事吧？”

“没、没事。”我牙齿都在打颤。

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你等一下。”

我听见他那边窸窸窣窣的，好像在翻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木板缝里塞过来一样东西——是一本书，卷成了筒状，刚好从缝隙里穿过来。

“看看书，转移一下注意力，就不怕了。”他的声音从木板那边传过来，还是那么平平淡淡的。

我把书抽过来，借着煤油灯的光一看，是一本《唐诗三百首》，书页都翻得起了毛边，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一个名字：顾远舟。

原来他叫顾远舟。

我翻开书，第一页是张九龄的《感遇》，“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旁边有他用钢笔写的批注，字迹清瘦有力。我往后翻，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有的是一两句话，有的只是一个问号或者感叹号。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把想说的话都写在书里了。

那场暴雨下了整整一夜。我在煤油灯下看了一夜的唐诗，他在木板那边安安静静的，偶尔翻一个身。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我把书从木板缝里塞回去，说了声谢谢。他接过书，翻了两页，忽然说了一句：“你也喜欢王维？”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看到了我翻得最多的是王维的那几页。我说：“嗯，王维的诗安静。”

他没接话，但我从木板缝里看到，他嘴角弯了一下。

那是他第一次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山里的生活单调得像一张白纸，但慢慢地，我开始在这张白纸上看到了一些颜色。

每天早上，顾远舟会比我早起半小时，去学校后面的水井打水，把我的水壶灌满放在教室门口。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醒着，在木板这边听着他轻手轻脚开门关门的声音。冬天的时候，他会提前在教室里生好炉子，等我和学生们进教室的时候，屋里已经暖和了。他做这些事从来不邀功，甚至刻意不让我发现，好像被人知道他在对别人好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

我也是从木板缝里发现这些的。那堵木板墙隔开了空间，却隔不开声音、光线和气味。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几点睡——煤油灯从木板缝里漏过来的光什么时候熄灭，他就是什么时候睡的。我知道他失眠的时候会听收音机，声音调得很低，低到我只能听见一阵沙沙的电流声。我知道他爱吃辣，因为他那边飘过来的饭菜味永远是辣味最冲。我还知道，有一次我发烧请了一天假，他那天的课上了整整一天——一个人带三个年级，数学体育全包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听见他在木板那边倒水的声音，比平时重了很多。

第二天他在教室门口碰见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好了？”

“嗯，好了。”

“多喝水。”

这就是他表达关心的全部词汇。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山里下了一场大雪，雪厚得把村小门口的旗杆都压弯了。教室里的炉子烧得再旺也顶不住四面漏风，孩子们的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写字的姿势都变形了。顾远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卷塑料布，把教室的窗户全部封了一遍，又把炉子的烟囱重新接了，教室里总算暖和了一些。

那天晚上，我们难得地坐在了一起。起因是村里停电，煤油灯也没油了，我们俩各自摸黑坐着，木板那边安安静静的，这边也安安静静的。过了很久，顾远舟忽然开口了，他说：“宋老师，你后悔来这儿吗？”

黑暗中，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好像这句话他想了很久才问出来。

我说：“有时候吧。尤其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他在那边轻轻笑了一声，说：“我也是。”

然后他开始说话，说了很多。说他家是贵州山区的，比梨花沟还偏，从小就知道穷是什么滋味；说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考上师范的时候全村凑钱送他；说他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城里，但他选择了回来，因为他知道，山里的孩子如果没人愿意来教书，就真的走不出去了。

“但是我有时候也怀疑，”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听起来有点疲惫，“我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些有没有意义。这些孩子，能读到初中的都没几个，大部分上完小学就回家种地了。我教他们数学，教他们几何，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

我听着他的声音从木板那边传过来，第一次觉得这堵木板墙好像不存在了。

我说：“有用的，顾老师。你教会他们的不只是数学，你让他们知道，山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没说话。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嗯”。

那声“嗯”里，有我相信他。

入冬之后的一天，我闯了个大祸。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我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一个叫石头的男孩做操的时候突然摔倒了，膝盖磕在一块石头上，破了一道口子，血流了不少。孩子们吓坏了，石头疼得嗷嗷哭。我抱着石头往村里的卫生所跑，跑到一半发现卫生所的门锁着，赤脚医生去镇上进货了。

我当时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顾远舟大步跑过来，二话不说接过石头，看了看伤口，说：“得缝针，村里处理不了，得去镇上。”

去镇上的路平时拖拉机要开一个小时，下雪天路滑，更慢。顾远舟把孩子裹在他的大衣里，借了支书家的拖拉机，我坐在后斗抱着石头，他在前面开。天黑路滑，拖拉机的车灯昏黄得像两颗豆子，山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每次拐弯我都觉得轮子快滑出去了。顾远舟开得很稳，也很慢，雪花落在他头发上、肩膀上，他也不抖，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前方。

到了镇卫生院，医生说要缝三针。石头一听缝针就开始嚎，说什么也不肯配合。顾远舟蹲在他面前，很认真地说：“石头，你是男子汉，一会儿缝完针，老师奖励你一支钢笔，英雄牌的，比你爸那支还好。”

石头抽抽噎噎地看着他：“真的？”

“真的。”

石头咬了咬牙，点了点头。缝针的时候他疼得浑身发抖，但愣是没哭出声来。我站在旁边，手被石头攥得生疼，眼眶却是因为别的原因湿了——顾远舟站在诊室门口，一直看着石头，他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温柔。

回村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拖拉机突突突地走在山路上，石头裹着顾远舟的大衣在我怀里睡着了，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天上放晴了，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夜空，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筐钻石。

“顾老师，”我说，“你说的那支钢笔，镇上供销社有卖吗？”

他沉默了一下，说：“没有。”

“那你上哪给他买？”

“下个月发工资，我去县城买。”

我没说话，但心里的某个角落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月亮很亮，照得他的侧脸轮廓分明，我看见他嘴角又弯了一下。

那天之后，我和顾远舟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木板墙还在，但它似乎变薄了，或者说，我们不再在意它了。我们开始隔着木板聊天，东一句西一句的，聊学生，聊教学，聊各自读过的书，聊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煤油灯的光从木板缝里漏过来，细细碎碎的，像一条发光的小溪。有时候聊着聊着，他那边没声音了，我知道他睡着了，就轻轻说一句“晚安”，然后也闭上眼睛。

山里第三个学期，一九九四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

村里的老光棍刘二狗，喝了酒跑到学校来闹事。他先是趴在教室窗户上大吵大嚷，吓得孩子们缩成一团，然后又堵在宿舍门口不让我出去，满嘴的污言秽语。我一个姑娘家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浑身发抖，缩在宿舍里不敢出声。顾远舟当时在对面板书，听见动静跑过来，一把把刘二狗从门口拽开，两个人扭打在一起。顾远舟瘦得跟竹竿似的，根本不是刘二狗的对手，但他死死地拦在门口，一步也不退。村里人闻讯赶来，把刘二狗架走了，顾远舟脸上青了一大块，左边眉骨上有一道口子，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把他那件白衬衣的领子染红了一片。

我打了一盆水，用毛巾给他擦脸上的血，手一直发抖，不是害怕，是心疼。他偏着头不看我，嘴里说着“没事，小伤”。我擦到他眉骨的伤口时，他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马上又绷住了脸。

“顾远舟，”我说，“你傻不傻？你打不过他还往上冲？”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那块木板太薄了。”

他没说“我怕你出事”，也没说“我要保护你”，他说的是“那块木板太薄了”。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那堵隔在我们中间的木板墙，在他心里，根本挡不住任何危险。所以他挡在门口。

那天晚上，我听着木板那边的动静，他翻来覆去的，床板吱呀响，显然疼得睡不着。我忍不住了，抱着被子走到他那边门口，推开了那扇从来没推开过的门。屋里点着煤油灯，他半靠在床上，看见我进来，表情有些错愕。我把自己那床厚被子盖在他身上，又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他看着我做完这些，一句话都没说。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忽然叫住了我。

“宋梅。”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以前他都是叫“宋老师”。

我回过头。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轻声说了句：“谢谢。”

“不客气，”我说，走到门口又补了一句，“你那块木板确实太薄了。”

身后传来他低低的笑声。

那两年是我人生中最苦也最甜的日子。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带的第一个班级有三个孩子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其中一个是石头——那个膝盖缝了三针、被奖励了一支钢笔的男孩。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井边打水，顾远舟走过来，把一张纸递给我。是镇上初中的录取名单，他把石头的名字圈了出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张开双臂，轻轻地抱了我一下。很克制的一个拥抱，时间短得可能还不到两秒钟，他的手甚至没有碰到我的背。但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粉笔灰和洗衣皂的味道，那个味道后来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都忘不掉。

我们松开彼此，都有点不自在。他清了清嗓子，说去给孩子们补课，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井边的水桶满得溢出来了我都没发现。

两年期满的时候，我该走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当初分配的时候就说好了，支教两年，期满调动。最后一个月，我们谁都没提这件事，照常上课、改作业，晚上隔着木板聊天。但我们都感觉到了空气中飘着某种东西，像山雨欲来时那种闷闷的、沉沉的安静。那堵木板墙从来没有像那一个月那样，显得又薄又厚——薄得能听见彼此的每一次呼吸，厚得谁都不肯先迈出那一步。

临走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村里组织了简单的欢送会，学生们站成歪歪扭扭的一排，给我唱了一首歌。石头唱得最大声，但他唱跑了调，所有人都笑了。我强忍着眼泪挨个儿跟他们告别，最后走到顾远舟面前。他穿着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件蓝布衫，洗得更白了，但依然干干净净。

他把那本《唐诗三百首》递到我手里。

“送给你，”他说，“路上看。”

我接过来，手指碰到了他的手指，冰冰凉凉的。我想说点什么，想说这两年谢谢你，想说木板墙那头的灯光，想说那句我一直没敢说的话。但二十岁出头的脸皮太薄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替我说了。

“你来了以后，梨花沟的春天，比以前好看了。”

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低下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顾远舟”三个字旁边，他新添了一行字：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但美人若折，草木亦知春。”

我的眼泪终于没能忍住。

拖拉机发动了，突突突地响。我抱着那本书坐在后斗上，看着土坯房、歪旗杆、黄泥操场一点一点往后退。看着那个穿着蓝布衫的人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山路的转弯处。

我翻开那本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在夹着书签的那一页，王维的《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书页里夹着一朵压干的梨花。梨花的颜色已经褪尽了，但形状完好，像一枚淡黄色的月牙。

我转头回望，山道弯弯，梨树青青。那个在梨树下站了两年的人，已经看不见了。

后来我调回了城里，换了好几个学校，从老师做到了教导主任。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结婚生子，按部就班。那本《唐诗三百首》一直放在书架上，偶尔翻一翻，但再也没有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

顾远舟的消息，我是断断续续从石头那里听来的。石头后来考上了县一中，又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回了梨花沟，接了顾老师的班。他给我写信，说顾老师还守在那里，一个人带了三个年级，教室还是那两间土坯房，木板墙还在，他住在我住过的那半边。

“顾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站在你以前站的那个位置发呆。”石头在信里写道，“他肯定是在想你。”

那封信我看了一遍，收进了那本《唐诗三百首》的书页里，跟那朵压干的梨花放在一起。

很多年以后的一个春天，我退休了，突然想回去看看。儿子开车送我，沿着修葺一新的盘山公路，不到四十分钟就到了梨花沟。当年的两间土坯房已经变成了一栋三层的小教学楼，操场铺了塑胶跑道，旗杆上飘扬着崭新的五星红旗。

石头现在是梨花沟小学的校长了，黑黑瘦瘦的，跟我记忆里那个摔破膝盖的小男孩判若两人。他看到我很激动，拉着我看了新教室、新图书室、新电脑室，嘴里不停地说“宋老师你看，咱们学校现在可好了”。

参观到最后，我指了指教学楼旁边一栋旧砖房问：“那是哪儿？”

石头看了一眼，说：“顾老师的宿舍。”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石头领着我走过去，推开了那扇木门。里面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书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那是当年停电时用过的那盏。书桌旁边立着一个旧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书。

我扫了一眼书架，愣住了。

最上层摆着一排书，书脊上印着同一个作者的名字。一共十来本，每一本的装帧都不一样，有的已经翻旧了，有的还很新。书架上还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宋梅作品。

那是我写的书。我在城里那些年，业余时间写儿童文学，出了几本小册子，在圈子里算小有名气。但我从来没跟顾远舟说过，我以为他根本不知道。

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轻声说：“顾老师每年都去县城的新华书店问有没有你的新书。这些书，他每一本都读过很多遍。”

我站在书架前，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墙上还有一扇小窗，窗外的梨花开得正盛，白茫茫的一片，风一吹，花瓣簌簌地落下来，像一场温柔的大雪。窗台上放着一本书，摊开着，书页被风吹得轻轻翻动。

我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王维的《相思》那一页，被人翻得起了毛边。书页上夹着一朵梨花，已经干透了，颜色褪尽了，像一枚淡黄色的月牙。

石头说：“顾老师病了好几年了，一直说要等你回来看看。上个月，他走了。”

我拿起了那朵梨花，它在我的手心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窗外梨花漫天飞舞，洁白的花瓣落在窗台上、书页上、我的掌心里。

原来他也压了一朵梨花。和我那朵一模一样。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梨花，轻轻说了一句：“老顾，我回来了。”

风从窗外吹进来，把那本摊开的书翻到了最后一页。我看到最后一页上有一行钢笔写的字，字迹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但依然是那个清瘦有力的笔锋：

“此物最相思，相思不如相见。——一九九五年春”

下面又补了一行，墨水颜色淡一些，显然是很多年后写上去的：

“相见不如想念。愿你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岁岁平安。——二〇二三年春”

我的眼泪落在那朵干枯的梨花上，花瓣被洇湿了，颜色在那一瞬间似乎又变回了淡淡的粉色，像三十年前那个站在梨树下目送我离开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