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汤玉麟，一个扛着上将肩章的土匪头子 ，在民族大义的最终考验面前，守住了最后底线

1933年3月，热河失陷，全国舆论一片喊杀之声。从北平的军政高层到上海的报章文人，枪口罕见地一致对准了一个人——时任热河省主席、陆军上将汤玉麟。

然而，就在这千夫所指的当口，一封由张学良发出的措辞严厉的请罪电报里，却只字未提“处决”。

更耐人寻味的是，几个月前在武汉，蒋介石面对何应钦递上的要求严办汤玉麟的呈文，也只是铁青着脸，将其扔在一边。

这个被《国闻周报》称为“民国以来第一秽史”的逃跑将军，为什么能在各方喊打声中保住项上人头？仅仅用“与张家的老关系”来解释，未免太过单薄。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把兄弟”，这个身份在奉系早期的草莽江湖里，是比任何军衔都硬的硬通货。

汤玉麟，字阁臣，1871年生于奉天义县的一个贫苦农家，身形魁梧，膂力过人，早年因拦路劫掠被乡里称作“汤二虎”，一个“虎”字，相当传神地概括了他的行事风格：凶悍、直接、不计后果。

1900年，他在辽西拉起了自己的杆子，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与另一个人称“张小个子”的保险队头目张作霖狭路相逢，一番龙争虎斗后，彼此竟惺惺相惜，结为生死之交。

1902年，张作霖设计诱杀巨匪杜立三，负责在关键时刻贴身扑倒杜立三的，正是汤玉麟。这一扑，在张氏集团的天平上，加上了一颗日后让张作霖无数次容忍退让的重量级砝码。

在奉系从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向地方政权转型的过程中，汤玉麟的角色定位显得异常尴尬，他像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的旧式武士，身上的匪气和痞性成为他与新规则冲突的根源。

1917年的“汤玉麟叛张事件”，是这对老兄弟关系中最公开的一道裂痕，直接导火索是与奉军新派人物、奉天警务厅长王永江的矛盾。

王永江治奉，铁腕整饬治安，规定军警同罪，动了汤玉麟手下那帮骄兵悍将的奶酪。汤玉麟带着枪去帅府找张作霖要说法，张作霖的回应被“口述历史”等众多史料记录得绘声绘色，他当着众人的面痛骂汤玉麟：“枪杆子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你懂什么？你若是不服，就打死我，不然你就得听我的！”这番话，等于宣告了奉系由“马上治之”向制度化管理的决心。

感到被背叛和羞辱的汤玉麟，一气之下率部出走，投靠冯德麟，参与了复辟闹剧。失败后，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然而，仅仅两年后，张作霖就不计前嫌，召回了他。张作霖在给汤母的祝寿信札中，依然尊其为“如嫂”，姿态之低，足见其维系老兄弟团体的深层考量。

在这位东北王的逻辑里，杀一个汤玉麟容易，但寒了一众老弟兄的心，动了团体的根基，才是大事。他可以骂汤玉麟是“没出息的狗”，但也必须让所有人看到，跟着“老帅”的人，不管多糊涂，终归有口饭吃。

汤玉麟的贪婪、颟顸与暴戾，在民国政坛是现象级的。他治下的热河，被时人讥为“汤氏私产”。他的长子汤佐荣、次子汤佐辅分别把持着省财政厅和禁烟局，实则将鸦片贩卖合法化，从中牟取暴利。

在天津租界，他有豪华公馆；在北戴河，他的别墅与张学良的别墅比邻而立。然而，与他私生活的极度奢侈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对国家公器的极度刻薄，其部队纪律之败坏，堪称当时中国军队之最。

孙科在行政院的质询报告中，曾引述北平军分会的调查数据，指出汤部号称三万余人，实际点验不足两万，空额饷项全部中饱私囊。

更令人发指的是，士兵使用的步枪，许多还是清末的老套筒，甚至有的枪栓锈死，需要用脚才能踹开。当部下向他请求更换装备时，汤玉麟的经典回答是：“妈拉个巴子，换什么枪，有胆子就行！”

这种将人命视如草芥、将军事当儿戏的态度，其背后，是一种根植于落后农耕与草莽文化混合体的极度愚昧和短视。他并非国民意义上的将军，本质上，仍是一个把地盘当山寨、把军队当家丁的旧式匪首。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对汤玉麟而言，意味着“老帅”庇护时代的终结。张学良上台后，东北易帜，推行一系列军政改革，第一步就是要削夺父辈老将们的兵权。

对于汤玉麟这位骄横的“老叔”，张学良的情感极为复杂。他既看不起汤玉麟的粗鄙无能和败坏军纪，在许多私下场合都对他流露出鄙夷之色，但又深知此人在奉系老派中的象征意义。

在郭松龄反奉和杨宇霆事件后，张学良对内部清洗极为谨慎。然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锦州保卫战中，张学良曾密令汤玉麟部在锦州外围发起牵制性攻击，汤玉麟口头应允，实际却按兵不动，坐视关东军从容集结。此事让张学良深感此人已不可用，但为稳定热河局势，始终隐忍不发。据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惠德安回忆，热河失陷后，张学良曾对左右痛心疾首地说：“热河之败，败在汤阁臣，根子在我。我明知其不可用而用之，是我不明。”

对于汤玉麟的评价，在当时的舆论界和政界高层中，几乎是一边倒的恶评。

胡适在其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对热河失陷连续撰文，他痛斥汤玉麟的军队为“一种最恶劣的军阀政治之下的最腐败的军队”，认为其“强盗一旦不守本分，便成了害民贼”。

老报人徐铸成在《大公报》的社评中，更是将汤玉麟的贪婪与热河的鸦片政策直接挂钩，称“汤部官兵，一手拿枪，一手拿烟枪，是名副其实的双枪兵，焉能不败？”

时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在与刘健群的私人谈话中，曾轻蔑地称汤玉麟为“一个扛着上将肩章的土匪头子”。

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在赴热河视察后，提交的秘密报告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判词：“汤玉麟视热河为私产，治省数年，民怨沸腾，其才不足以当一团长，其德不足以服一里弄。”一语道破了他德才两亏的本质。

然而，历史的复杂在于，即便这样一个人，在民族大义的最终考验面前，也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热河溃败后，日军和伪满方面都视他为重要拉拢对象，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亲自拟定条件，许以伪满“军政部长”高位，并承诺保留其全部家产和部队。面对昔日同僚张景惠、张海鹏等人的轮番劝降，汤玉麟表现出了令人意外的决绝。据国民党情报部门“力行社”在此事后的内部通报称，汤玉麟虽“懦而贪”，却“未失大节”，明确拒绝了日伪拉拢。他率残部辗转退入察哈尔，最终接受了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收编，给了自己一个还算体面的军人结局。

这一选择，使得他在后来国民政府追责时，仅被宣布“免职查办”，最终不了了之。

1949年，他在天津解放前夕病逝，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