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棍：我想做一个“听天由命的农夫”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i自然全媒体）

近日

备受瞩目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

诗人张二棍

凭借诗集《我愿埋首人间》

荣获诗歌奖

此前

他已摘得《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

闻一多诗歌奖、茅盾新人奖、赵树理文学奖

黄河文学奖、西部文学奖等

多项业界重磅荣誉

从深山旷野的一线钻探工人

到享誉文坛的鲁迅文学奖得主

这位在山野间跋涉近二十载的写作者

始终执着描摹市井烟火、凡人悲欢

以质朴且有力量的文字

再度走进大众视野

旷野跋涉，淬炼文字底色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1982年生于山西代县。他的父亲在地质队当钻工，初中毕业后他也和双胞胎弟弟张常美一起考上山西地矿局技工学校（现山西省国土资源学校）。2000年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钻探工人。

之后的十多年里，张二棍像每一个地质队员那样，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在野外度过，只有冬天收队才回家休整一段时间。人们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常有许多浪漫的想象，却往往忽略了这份工作的艰苦。

野外工作的地方大都远离城市甚至村庄，没有手机信号，住在低矮的帐篷里，钻工甚至要24小时轮班守着轰鸣的钻机，其单调与枯燥，一般人难以忍受。闲暇时，大家往往聚在一起打牌喝酒，张二棍对打牌没什么兴趣，他更愿意读书。出发时带上二三十本书，看完就扔掉，下次再换一批。

“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人坐一下午，机器轰隆隆，啥也不能干，就是发呆。乱七八糟啥也想，天南地北，古往今来。看了别人的诗，觉得我也能这样写。机器顺利运转的时候，可以消停一会儿，构思一下，记一下。”张二棍将头脑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意象，随手记在纸片或手机上，等有机会上网时再上传。在钻机的轰鸣声中，张二棍慢慢用诗歌搭建起一个独特的世界。

在地质队，张二棍从普通钻工做到钻探组组长，还曾因工作出色获评山西省直工委的劳动模范。但他在创作中极少提及钻探生活——在他看来，工作就是工作，不必刻意渲染成赞美或不甘。不过，多年的野外生活早已用另一种方式，将旷野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他记住了许多村庄的名字——上花轿村、塌窑庄……记住了每一个村庄里住着的人：流浪者、石匠、羊倌。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故事，他感受到了他们的良善、幸福、坚韧与挣扎。当这些记忆积累到钻工张常春无法承受时，他便化身诗人张二棍，将这些人和事落到纸上，以减轻心灵的负担。

2018年，张二棍从山西省217地质队借调到山西省地质勘查局，负责编辑内刊《那山谷的风》。离开旷野回到城市，生活的环境变了，但在旷野中养成的气质，却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生活与写作。

张二棍从事钻探工作的照片。

诗心晚熟，书写人间共情

张二棍属于“晚熟”的诗人，年近30才开始写诗。在发表2013年《诗歌周刊》年度诗人获奖感言时，张二棍曾经谈起自己为什么会写诗：“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写诗的动机，那一刻，我想记住一个倒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老牧人，我想记住他的瘦弱，记住那天的大风，记住他被动物撕咬过的模糊的脸……感谢诗歌，我记住了，并且不断地记录着，用诗歌的方式！这个不断记录的过程，藏着一个人的卑怯与骄傲，妥协和坚持。”

他在情感表达上自认笨拙，对父母、妻儿都未曾轻易袒露过什么，似乎爱情、亲情、友情都有天然的表达障碍。正因如此，诗歌成了他可以毫无保留袒露内心的地方。他说写诗是“放生自己、体悟他人”的上策——可以倾所有、尽全言，内心一切荒诞与唐突都不必在诗中吝啬。

他将自己的创作按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30岁前，出没荒野，写作带着野性与散漫；30岁后，经历了许多生生死死的事，接受了足够多凄风苦雨的洗礼，写作时有了更谨慎也更沉静的态度；过了40岁，工作从野外转向市井坊间，看到每一个得意忘形或狼狈不堪的面容，都觉得那是自己的一个个分身，他们的喜怒也关乎自己的哀乐，诗歌里草木味道淡了，而烟火气息渐浓。

关于诗歌的虚构，他有自己的理解。许多读者误以为他诗中的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比如《穿墙术》里那个在县医院撞墙的孩子——其实那完全是虚构的。他只是知道一个妈妈带孩子去县医院看病这件事，剩下的一切都出自想象。他坦陈，自己诗歌中90%的细节从未真实发生过。诗歌的本质在他看来是语言的美学和“至高虚构”，真实本身可能平淡，但经过想象的淬炼与艺术的变形，能焕发出惊心动魄的力量。驱使一首诗产生真正动力的是同情心——只要情感是真的，诗人可以用想象把一切及物。

俯身众生，与万物平视相守

翻开张二棍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到处是配钥匙的、修自行车的、石匠、吹糖人、生病的孩子、无助的母亲……这些都是他关注的“具体的人”。他并不认同“底层写作”这个标签，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某个抽象的阶层概念，而是这个世界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尊严和故事。他把自己从旷野中体会到的共情，转化成了对俗世中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深切观照。

他的诗歌语言以朴素著称，却极有力量。以《石匠》为例：“他祖传的手艺／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救出来／给他磕头／也无非是，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也给他磕头。”“救”与“囚”两个动词，既是对石匠两种工作的精准描述——雕佛像和刻墓碑，也构成了一个关于生存的深刻隐喻：救与囚，都免不了磕头，这正是人间的悖论。

在《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中，神仙们与祖母、与“我”围坐一起吃烤红薯。这段描述其实也来自虚构——他奶奶并不供神，唯一相关的记忆是年轻时曾几块钱卖掉过一个铜佛像。但他从小在黄土高原的犄角旮旯里见惯了龙王庙、土地庙，收成好了村民跪地谢恩，收成不好跪地祈祷，神与人之间有一种朴素而直接的关系。在他笔下，神不需要高高在上，可以像一群更小、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得喊冷——这种朴素，反而更接近信仰的本质。

由于在野外待得太久，与万物结拜对张二棍而言不是修辞，而是本能。旷野教会他谦卑——面对一座山、一棵树、一只灰兔，没有理由趾高气扬。张二棍曾经讲起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年10月，大雪封山，他独自在山上照看设备，好几个月没有跟人说过话，看到老鼠都想把它当成朋友。那种极致的孤独让他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也让他深信万物有灵不是空话。他在诗中写“芦苇们在风中，一层层荡着／有种魂不守舍的美”，写“草木葳蕤，群星本分”，都是真实的感受——羊群、草木、麻雀、落日，在他诗中都是有灵性的存在。

关于诗歌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张二棍保持着冷静和谦逊。他认为文学正在泛化，纸张也许会消失，但文明会以其他形式延续，不必为此悲哀。

对张二棍而言，诗歌是一种安慰。他自认写不出那些伟大崇高的作品，只想做一个“听天由命的农夫”，静静等待着秋风白露，精耕细作地侍弄每一枚词语。

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