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树生,一九四二年的秋天逃出河南黄泛区的时候,十六岁。那时候天跟扣了个黑锅似的,连口气都喘不匀。我娘死在路上,临断气前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说树生啊,活下去,咱老陈家就剩你这一根独苗了。我爹死得更早,被抓壮丁再没回来。我背着娘用破席子卷的身子,挖了个浅坑埋了,跪下磕了三个头,眼泪都哭干了,心里就剩俩字,活着。
一路往西,听说陕西有口饭吃。走到一个叫马家沟的地方,天擦黑,我饿得眼冒金星,腿肚子转筋。看见山坳里有一户人家,孤零零的,窗户纸透着昏黄的灯光。我本来不敢去,可那股子饭香味顺着风飘过来,勾得我胃里像有只手在挠。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挪到了院门口,小声喊,有人吗,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屋里静了半晌,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那声音不高,带着点警惕。我说我是逃难的,快饿死了。过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个女人探出半个身子。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脸盘子挺白净,就是眼睛里全是戒备。她上下打量我,问我一个人?我说嗯,爹娘都没了。她又问,多大了。我说十六。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才把门开大了一点,进来吧,灶上还有碗热汤面。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碗面。清汤,上面飘着几片青菜叶子,还有一小撮猪油渣。我端起碗,呼噜呼噜就往嘴里灌,烫得直哈哈气也舍不得停。那女人就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看着我,手里纳着鞋底。吃完了,我舔干净碗边,才觉得活过来了。我给她跪下,使劲磕头,说恩人,您救了我一命。她慌忙把我拉起来,说使不得使不得,出门在外的,谁还没个难处。我问她,大姐,家里就你一个人?她眼神暗了一下,说俺当家的三年前修黄河堤坝被冲走了,就剩我一个。我才知道,她是个寡妇,叫刘秀英。
那天晚上,外头刮起了大风,还下了雨。刘秀英让我睡在灶房里的草堆上,给她当家的烧纸用的那床破被子给了我。我自己缩在草堆里,闻着那股子麦草香,听着外头的风声雨声,心里头第一次有了点踏实的感觉。从那天起,我就在这户人家住了下来。
刘秀英人勤快,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白天种那几亩坡地,晚上就着煤油灯缝缝补补。我看她一个人实在辛苦,就主动帮着劈柴挑水,后来干脆跟着她下地。我干活不惜力,河南来的娃,皮实。慢慢地,村里人看我这小伙子老实肯干,也不排外,就是背地里总有人嚼舌根,说刘寡妇家收留个野小子,指不定安的什么心。这些话传到刘秀英耳朵里,她从不回嘴,只是晚上干活的手更重了些。我看在眼里,心里难受,就跟她说,秀英姐,要不我走吧,别连累你。她当时正在揉面,手停了一下,说走啥,这年月,你去哪儿?这儿就是你的家。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脸红得像灶膛里的火。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跟刘秀英的感情也悄悄变了味儿。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轰轰烈烈的,就像灶膛里烧着的柴火,暖烘烘的。有时候她会给我缝补磨破的袖口,针脚细密。有时候我下工回来,能看见她站在院门口张望。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十七,她二十四。那天夜里,雷声特别响,我睡在灶房,听见她屋里的门栓响了一下。我没动,心里却跟擂鼓一样。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走到我草堆边,挨着我坐下,身上带着皂角味儿。我们谁也没说话,她就那么坐着,直到天快亮才回去。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那种不用明说的关系。我心里认定了她就是我媳妇,哪怕没拜堂,没媒�。
可是好景不长,那年夏天,保长带着几个乡丁突然闯到家里,说是要抓我去当民夫,去前线修工事。我吓得躲进柴房,听见刘秀英在外面跟他们吵。她说我年纪小,还说我是我表弟,来投奔她的。保长冷笑,说你哪来的表弟,分明是个野汉子,正好,抓去顶数!几个人就要往柴房冲。刘秀英张开胳膊拦着,被一个乡丁推倒在地。我实在忍不住,冲出来吼了一声,别碰她!我被他们捆了起来。刘秀英扑上来抱住我的腿,哭喊着说你们行行好,他才十七啊!保长踢了她一脚,骂了句丧门星,说要么交三百斤粮食抵人,要么就跟我们走。
三百斤粮食,就是把家底掏空也拿不出来。我被他们押着往外走,刘秀英跟在后面跑,摔了好几跤。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我回头看她,她披头散发地站在那儿,眼神绝望得像一口枯井。我咬着牙,心里发誓,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回来。
我被带到前线,没日没夜地挖战壕。长官比土匪还狠,稍不顺眼就是鞭子抽。我身上挨了三鞭子,留下三条疤,到现在还在。我想刘秀英,想那个虽然穷但暖和的家。我怕她一个人撑不下去,更怕她因为我受欺负。半年后,队伍被打散了,我趁着夜色跑了出来。我一路乞讨,往马家沟的方向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秀英姐身边去。
等我回到马家沟,已经是腊月里。远远看见那座熟悉的院子,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喊秀英姐。屋里没人应。我冲进屋,看见炕上躺着个人,瘦得脱了形,正是刘秀英。她看见我,眼睛瞪得老大,好像见了鬼。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伸手在我脸上摸了又摸,说树生,是你?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死了,我连给你烧的纸都叠好了。
原来我走后,村里人风言风语更厉害了,说刘秀英克夫,还养野汉子,把她家的篱笆都扒了。她一个人顶着压力,还要应付保长时不时来催粮。她病倒了,高烧半个月,全靠邻居偶尔接济一口水才活下来。我抱着她,眼泪止不住地流。我说秀英姐,我再也不走了,这辈子就守着你。
我们抱头痛哭。过了好久,她才平静下来,靠在我怀里,手却不自觉地捂着肚子。我注意到她这个动作,心里咯噔一下。我问她,秀英姐,你是不是?她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半天才嗯了一声,说有两个月了。她说,树生,我怕。我怕你回不来,我怕这孩子生下来没爹,我怕村里人唾沫星子能淹死我们娘俩。我听得心都要碎了。我捧着她的脸,一字一句地说,怕啥!这孩子是我的种,我就是他爹!我陈树生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这辈子,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护着你们娘俩。我说话算话,等开春,我就去求村里的王老爷子,让他当媒人,我明媒正娶你!
刘秀英听了,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是带着笑的。她说,树生,你能平安回来,比啥都强。孩子的事,咱们慢慢想办法,别硬来,我不想你再因为我和孩子惹祸上身。
就在我们商量着以后怎么办的时候,村口传来了消息,说八路军的工作队要来村里搞土改,分田地,还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压迫。这消息像一阵春风,吹散了我们心头的阴霾。工作队真来了,领头的姓张,是个说话办事很公道的人。我们鼓起勇气,把我们的事跟张队长说了。张队长听完,叹了口气,说旧社会害苦了你们啊。他亲自找到村里的干部和王老爷子,把道理讲通了。他说,这小伙子,根正苗红,吃苦耐劳,是咱新社会的好劳动力。这刘秀英,也是苦出身,现在政策好了,只要两厢情愿,就可以结婚,不用受那些旧规矩的气。
一九四四年开春,我和刘秀英终于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八抬大轿,就请了工作队和几个相熟的邻居吃了顿饭,主要是分了我们自己家那点存粮做的窝窝头。王老爷子当主婚人,说了一些吉利话。刘秀英穿着一件新做的蓝布衫,羞答答地坐在炕沿上。我给她敬了一碗水,说秀英姐,以后我陈树生要是负了你,天打雷劈。她笑着捶了我一下,说啥晦气话。
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陈念恩,纪念刘秀英对我的恩情。我娘要是泉下有知,应该也会欣慰。后来,我又把埋在路边的娘迁过来,跟爹葬在了一起,立了碑。刘秀英待我娘就像亲婆婆,每年清明,都带着我去上坟,摆上她蒸的白面馍。
再后来,村里搞互助组,我因为干活实在,被选了组长。刘秀英也成了妇女队的骨干。我们有时候也会吵架,为了孩子不听话,为了庄稼收成不好,但从来不过夜。每次吵完,看着她在灯下缝补衣裳的背影,我就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坐在我草堆边的样子。我就啥气都没了。
如今,我都七十多了,秀英也快八十了。我们那几个孙子、孙女都孝顺。每天吃完晚饭,我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秀英就靠在我旁边。夕阳照在我们满是皱纹的脸上,暖洋洋的。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九四二年那个饥饿的秋天,想起那碗救命的热汤面。我对秀英说,老婆子,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没在那个晚上转身离开。秀英就笑着说,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开了那扇门。
这世上,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只要人心齐,只要还有那么点念想和善意在,再黑的夜,也会等到天亮。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逃难小子和一个苦命寡妇的故事,平平淡淡,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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