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中国化在实践中已完成，但学界却无人敢提

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对科学的中国化，却感到陌生，甚至怪异。会有人不禁发问，科学需要中国化吗？难道不是中国需要科学化吗？

的确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在知识的地位上，科学是高于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科学则不需要。

进一步看，当说科学不需要中国化时，就意味着科学不仅高于马克思主义，也是高于中国的。中国应该服从于科学，按照科学的标准去改造和提高自己。凡是中国和科学的标准不符的，都是中国的落后和错误之处。

科学俨然已经成为普世性的最高评判标准，并发展出这样的口头语：这不科学。

其实作为直接在西方所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两者也都存在着一个共同毛病：教条性。因为教条性是西方文化的固有特征，现代化之前的古代如此，现代西方文明亦然如此。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敌人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大家可能会认为，教条主义只是学习和践行者们的错，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无关。殊不知，教条性是马克思主义这套知识体系所固有的，一个人只要忠实地去学习和信奉，必然出现教条性。

因此，在反围剿时期胡乱指挥的李德，指责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王明，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好学生。他们的敢于无视中国实际的盲目自信，就来自马克思主义这套知识体系内在的教条性。

马克思主义自身也是无视中国实际的。不仅无视中国的实际，也无视任何国家的实际。因为它认为自己所发现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规律，是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服从的。

在国家的层面上看，苏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学生，因为他们没有像中国一样提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联化。和导致了整个苏联体制本身也高度教条化，缺失调整和适应能力，从而最终彻底崩溃。

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存在超越教条性的因素，反教条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是超越西方文化的，不仅超越马克思主义，也超越科学。

这个反教条因素就是义理、讲理。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义理、讲理。理有两重属性。一是，理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二是，这种评判标准天然地内在于每一个人的人心，评理、讲理都是通过个人的独立的思考、判断来实施和呈现。

因此，讲理不是和成文的外在标准做对比，而是每一个人的独立判断。所以，理和人心、良心又是同一个东西。孟子说“心中官则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是思考的功能和器官。理不是静态的比对，而是动态的思考。

理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标准，同时，人心、良心也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就是人民的评判能力，评理能力，得民心，就是通过人民的评判，被认定合乎义理；得天下，就是才能在天下存在。

在中国任何东西必须接受义理的评判，民心的评判。当然也包括任何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学都是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要在中国存在必须也要接受这种评判。

也就是说，理、民心是高于马克思主义的，也是高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不讲理，科学也不能不讲理。

因为教条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确有不讲理的地方，那就让它变得讲理。这就是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就是讲理化、义理化，为其注入义理因素。

在实践中，不仅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义理化了，科学也是如此。

在整个世界，唯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真正的成功。因为唯有中国有能力纠正和消除其中的教条因素，为其注入义理因素。但被消除教条因素、注入义理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了，而成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

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而是中国拯救了马克思主义。

同样的故事也会在科学身上上演。科学也会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在西方被驱逐和遭受失败，唯有在中国才会找到安身之地。

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千多年前就有了。佛教也在印度彻底失败了，也在中国被收留。最丰富和原始的佛教史料，不是在印度，而是在中国。

当然在中国存在的科学，也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中国化、中国式的科学。

对科学而言，中国化的核心就是用义理替代真理。

真理是科学的最高价值，也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其实科学真理是对基督教真理的继承和改造，依然保留着很强的宗教属性、神学属性，也是科学的教条性的总源头。

在西方，科学家们可以很庄重虔诚地说，为真理而去科研，甚至为真理而献身。一如宗教教徒说为神灵和上帝而苦行和献身。但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真理和神灵都是无感的。

因此，科学本身是打动不了中国人民的，没人对那玩意感兴趣。把真理抽调，科学所研究的不过一堆奇技淫巧。单纯的技术，无论多先进，也打动不了中国。因为它不过是技术而已，不过是机械和器物。

这不是说，中国会顽固地拒绝一切技术。先进的技术当然也会学习和引入，但绝不会认为其有多么高尚和伟大，更不会认为其中包含着神圣的真理和主导世界的“客观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皇帝将英国使者的所献之物斥为奇技淫巧是完全正确的。现代人反过来一味指责乾隆，那是因为重了科学教条主义的毒。

西方的科学让中国真正触动和震动的是，西方人将技术武器化，然后凭借坚船利炮去侵略中国，让中国出现丧权辱国，甚至面临亡国灭族之危险。中国不得不快速像西方学习，发展出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去抵抗西方，就是拯救国家。

在中国文化中，国家和义理等同。国家是义理式国家，甚至可以将国家和义理等同：国家即义理。《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中国文化对国家的定义。

因此，国家在中国文化中就拥有最高价值，拯救国家就是拯救义理。科学研究可以发展出先进的技术，进而可以制造出先进的武器，抵抗西方，保卫国家。这样以来，科学在中国也获得最高价值。

这样就完成了科学的中国化：用国家、义理，去替换真理。它是保卫国家、捍卫义理的工具。

至今，学术界对科学的中国化都是无视的，依然教条化认为科学高于中国。其根源也是他们都是科学的忠实学生和信徒，重了教条主义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