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生产队时期的农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寨村实行的是大集体生产经营模式。那时我年纪小，未曾参与集体劳动和集体学习，生长在农村的我却日日耳濡目染，对当年农村生产生活的全貌了然于心。如今回望那段岁月，依旧心生感慨、久久难忘。

那个年代，村级单位称作“大队”。大队依据村民居住片区，将全村划分为五个“生产队”，村民则统一称为“社员”。大队结合各队社员人数、耕地土质、地块优劣等实际情况，将全村集体耕地分配给五个生产队耕种和经营，独立核算。当时，生产队是农村集体生产中最基层的独立核算单位，各生产队的所有生产经营工作，均在大队党支部和大队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开展。那时社员严禁私自经商谋生，这类行为在当时被视作投机牟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明令禁止的行为。

各生产队的人员配置分工明确，主要由：队长、记工员、仓库保管员、牲畜饲养员及普通社员组成。生产队干部均由全体社员推选产生，标准十分严格：队长必须成分纯正、深耕农事、是村里的种田老手，为人公道正派、值得全体社员信赖的人。其余岗位人员，则根据个人特长、专业能力和经验择优推举产生。

社员的劳动等级与工分标准，由全队社员共同评议确定，每年一次。当时村里最高劳动力标准为：壮劳力每日十个工分。也就是村民口中的“十分劳力”，代表着当时村里最高的劳动报酬等级。其余社员依据性别、年龄、身体素质、劳动能力，依次评定为九分及以下不等。就连村里的孩童，参与拾麦穗的农活，每日也能记上两个工分。

在那个年代，家中有一名“十分劳力”，是令人羡慕的荣耀，也是家庭中最宝贵的人物。那时粮食紧缺、口粮珍贵，家家户户都会优先把好的吃食留给壮劳力，在缺少肉食的情况下，玉米饼子则是耐饥抗饿的最好食粮，每个家庭总会优先保障劳作主力，只为让他们攒足体力。

每日放工回家的饭后，参加劳动的社员都会定时集中到队里的记工室记录当日工分。记工员逐一核实每个社员的出工情况、出工任务，登记在台账上。同时，每位出工的社员手中都持有一本个人记工册，与大队台账一一对应，确保工分记录无差错。工分记录完毕后，队长开始部署分配第二天的劳作任务，明确每位社员的出工内容、上工时间、集合地点和劳作地点。

每到农作物收获时节，生产队会按照全队人口基数，按户为社员分发基础口粮，剩余的粮食则存入生产队仓库待年底统算。记得那时在西南山分地瓜，我推着姥姥的独轮车，拿上两个网包，来到西南山的地瓜地，地瓜地到处都是走动的社员在找自己的地瓜，在地瓜堆的最上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社员户主的名字，将地瓜小心放进网包，推着独轮车慢慢向山下走，下山时由于人小底盘不稳，加上山路窄，刹不住车，最后连人带车翻到路旁沟里，虽然自己尽量躲避，腿和胳膊还是多处擦伤，车上地瓜也是摔的有皮没毛的。每次分东西，最打怵的就是搬玉米秸子，又长又多又沉，绑在车上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脸和脖子往往让玉米叶划得条条血痕，奇痒无比，常常需要分好几次才能将其搬回家。那种无奈，至今仍记忆犹新。

年末是各生产队年度核算的关键时期。各生产队盘点全年生产收益，先足额上缴国家公粮，再扣除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开支，剩余部分即为生产队年度纯收入，由全队社员按劳分配。生产队会汇总每位社员全年累计工分，最终核算出每个人全年应分得的粮食与现金收益。

记得那几年五个生产队的工分价值略有差异，但整体差距不大，每个工分大约在一角至两角之间，一个劳动日价值往往不足两元。这种模式，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那时的社员淳朴勤恳、踏实肯干，几乎没有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风气。一方面是老一辈社员品性质朴、踏实本分；另一方面，集体出工劳作全程透明、人人相互监督，群众的眼睛雪亮公正。若有人劳动付出与所得工分明显不符，来年的劳动评级必定会相应调整。而老一辈社员都重脸面、不服输、肯实干，自然无人懈怠偷懒。

我的姥姥在姥爷与母亲相继离世后，孤身无依，被村里确定为五保户，按照当时村里的五保供养政策，大队负责姥姥的日常口粮与日常用度。而五保户的房屋、家产均统一登记造册，待离世后，登记在册的房子与家产悉数归大队集体所有。姥姥被分派在第二生产队，享受二队平均口粮与分红待遇，每年年末的现金收入大约在一百元左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开启分田到户、自主经营的新模式。村里的集体耕地，按照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分配给各户耕种，归家庭自主打理，社员自行向大队缴纳：提留款、公粮和农业税。那时村里的人均耕地大约二三亩。大队、生产队留存的各类农机具、生产物资，则通过“叫行”的方式卖给村民。大队原有的供销社、药铺、粉面房等集体产业，全部承包给村里社员自主经营。那时，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彻底放开。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当年全村社员集体出工、并肩劳作的场景，想起田间地头“大干快上、以干促上、实干至上”的嘹亮口号，想起那热火朝天、齐心协力的生产画面，内心依旧热血澎湃、万般感慨。

时代更迭，曾经的农村大集体经济模式已然成为历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但那段质朴的集体岁月，已然深深刻在老一辈乡村人的记忆里，成为一代人无法磨灭、终身难忘的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