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表亲，正科级退下来的每天3顿酒晚上6两早上4两风雨无阻

我这位表哥，叫周建国，正科级退下来的。

退之前是县水利局的副局长，官不大，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已经算个人物了。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他妈给我妈打电话，说建国最近不太对劲，让我去看看。我妈就把我推出去了，说你在城里当记者，见多识广，去看看你表哥怎么回事。

我买了箱牛奶，两瓶酒，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四十。

门没锁，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一股酒味扑面而来，浓得我往后退了半步。

客厅茶几上摆着四个菜，花生米、拍黄瓜、酱牛肉、咸鸭蛋。

周建国坐在沙发上，面前一个玻璃杯，里头是白酒，已经下去一半了。

“来了？”他看见我，点了下头，“坐。”

我坐下，看了眼墙上的钟。

八点四十。

“哥，这么早就喝？”

“习惯了。”周建国夹了颗花生米，嚼了两口，“早上起来不喝点，一天没精神。”

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不是那种小口抿，是真的喝进去一大口，我看他喉结滚了滚，酒就下去了。

“你吃早饭了没？”他问我。

“吃了。”

“那喝两杯？”

“不了不了，我开车来的。”

他也没再劝，自己又喝了一口。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

周建国五十七岁，退下来两年了。以前在水利局的时候，不说多风光，但至少每天西装革履的，肚子挺着，走路带风。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肉松垮垮的，眼袋重得像是挂了两颗核桃。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秋衣，领口都松了，袖口有几个小洞。

“哥，你这喝了多久了？”我问。

“退下来就这样了呗。”他点了根烟，“两年多了吧。”

“每天都喝？”

“嗯。”

“早上也喝？”

“早上四两，中午三两，晚上六两。”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那不是一天一斤多？”

“差不多。”他弹了弹烟灰，“有时候多点，有时候少点。”

我看着他面前的杯子，酒已经快见底了。

“嫂子呢？”

“上班去了。”

他老婆叫刘春梅，在县医院当护士长，还没退休。儿子在省城上班，一年回来不了几次。

“哥，你这样喝，身体受得了吗？”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高兴，是那种你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打算改的笑。

“受不受得了，反正都这样了。”

他把最后一口酒喝完，站起来，从电视柜下面又摸出一瓶酒。我看了一眼，是本地酒厂出的那种二十块钱一瓶的高粱酒，度数不低，五十三度。

他拧开盖子，又倒了满满一杯。

“哥，少喝点吧。”我说。

他没理我，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

这时候他手机响了，他看了眼来电显示，没接。

手机响了七八声，停了。

然后又响了。

他还是没接。

“谁啊？”

“以前单位的小王。”他把手机翻了个面，“找我办事的。”

“你不是都退了吗？”

“退了也有人找。”他弹了弹烟灰，“觉得我还有点用呗。”

手机又响了，这回他接了。

“喂？”他的声音变了，变得有点拿腔拿调的，“嗯，嗯，那个事我知道。你找老刘嘛，他现在分管那块，你就说我让你找他的。嗯，没事，挂了啊。”

挂了电话，他又恢复了那副懒洋洋的样子。

“你看，”他端起杯子，“退了都不得安生。”

我说：“这不是说明你人缘好嘛。”

“狗屁人缘。”他喝了口酒，“在位的时候，那才叫人缘。退了，人家找你，也就是惯性，等过两年你彻底没人找了，那才叫清净。”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

不是愤怒，也不是失落，就是那种，认了。

我后来才知道，周建国退下来前，本来有机会提副处的。

他在正科级上干了十一年，资历够，能力也有，关键是跟对了人。当时县里分管水利的副县长是他老领导，本来都打点好了，结果老领导出事了，被双规了。

周建国也被叫去谈了话，查了三个月，没查出问题。

但那个副处，就没了。

再后来，新来的领导换了人，他就被边缘化了。

干了两年冷板凳，到年龄了，就退了。

“其实也没啥。”周建国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喝了三杯了，“我这人，没啥大志向，正科级退下来，拿的退休金也够花了。”

“那你为啥天天这么喝？”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不懂。”

我没追问。

其实我懂。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他们一辈子在体制内，习惯了那个身份，习惯了有人汇报工作，习惯了开会时坐主席台，习惯了饭局上有人敬酒，习惯了办事时有人给面子。

退下来之后，这些都没了。

他们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周建国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这是他在位时养成的习惯。以前起床后，洗漱吃早饭，七点半到单位，办公室已经打扫好了，茶水泡好了，报纸放在桌上了。

现在起床后，洗漱，吃早饭，然后呢？

他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干什么。

电视开着，他看不进去。

手机刷着，都是些无聊的新闻。

他想出去走走，但又怕遇到熟人。

遇到熟人说什么呢？

“周局，最近忙啥呢？”

他能说什么？

“没忙啥，退休了。”

这句话他说了无数次，每次说出口，都觉得嘴里发苦。

后来他就开始喝酒了。

早上起来，倒一杯，喝下去，感觉身体热了，脑子晕了，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就淡了。

中午再喝一点，下午睡觉，醒来就下午四五点了。

晚上再来一顿，喝到晕乎乎的上床睡觉。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习惯了就好了。”周建国跟我说，“人嘛，总得找个事儿干。”

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对。

“你妈让你来的吧？”他突然问我。

“嗯。”

“她就瞎操心。”周建国说，“我没事，你回去跟她说，我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他端起杯子，“来，你也喝一杯，陪哥喝一杯。”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已经有点红了。

“行。”我说，“那我就喝一杯。”

他给我倒了一杯，我端起来，跟他碰了一下。

“哥，你以前在位的时候，最喜欢干什么？”

他想了想，说：“开会。”

“开会？”

“嗯。”他喝了口酒，“坐在主席台上，下面坐着一屋子人，听你讲话。你说完了，还要鼓掌。”

他笑了一下，“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有什么可笑的？”

“就那个感觉啊。”他说，“你觉得你是个人物了，但其实呢？你坐上去那一刻，是因为你坐的那个位置，不是因为你这个人。位置没了，你什么都不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但我知道，这种平静下面，全是窟窿。

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用酒精填这些窟窿。

填不住。

酒从窟窿里漏出去，漏得到处都是。

他家的客厅，沙发，茶几，地板上，到处弥漫着一股酒味。

那种味道不是一顿两顿喝出来的，是长年累月，渗进墙皮，渗进家具，渗进这个家里所有东西的。

他老婆周敏梅，已经习惯了。

“刚开始还劝。”周建国说，“后来就不劝了。”

“为什么不劝了？”

“劝不动。”他弹了弹烟灰，“她劝一句，我喝一杯。她劝两句，我喝两杯。后来她就不劝了。”

“她怕你喝更多？”

“嗯。”他说，“她怕我喝死。”

他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已经满了，烟头堆得跟小山似的。

“其实喝死也挺好。”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哥，你别胡说。”

“我没胡说。”他说，“人活着，总得有点意思。我现在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还有儿子呢。”

“儿子？”他笑了一下，“我儿子一年回来两次，一次过年，一次国庆。回来了也不怎么跟我说话，就跟他妈说。我跟他，没话说。”

“为什么没话说？”

“他看不起我。”周建国说。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看着我说，“他小时候，我天天忙工作，顾不上他。等他长大了，我退了，想跟他亲近，他不需要了。他觉得我这个当爹的，一辈子就在体制内混日子，没出息。”

我说：“他从来没这么说过吧？”

“他没说，但我知道。”周建国喝了口酒，“你看他跟我说话那个眼神，就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他说的也对。”周建国说，“我这辈子，确实没什么出息。在那个位置上干了九年，连个副处都没混上。退了之后，就剩下喝酒了。”

他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大口。

“你说，我这辈子，到底图了个啥？”

我没回答。

这个问题，他自己都回答不了，我更回答不了。

那天我在他家坐到中午，他喝了四两酒，抽了半包烟。

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

“下次来别买东西了。”他说，“人来就行。”

“好。”

我下了楼，回头看了一眼他家的窗户。

他在阳台上站着，手里端着杯子。

看着我走了，他转身进去了。

我开车回去的路上，脑子里一直想着他说的那句话。

“我这辈子，到底图了个啥？”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体制内的人，退下来之后都会问自己。

有的人能回答，有的人回答不了。

周建国，显然属于后者。

他图了啥？

图那个正科级的位置？

图开会时下面的人鼓掌？

图饭局上有人敬酒？

图出差时有人安排？

这些他都有过。

但现在都没了。

没了之后，他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剩下。

只剩下酒了。

早上四两，中午三两，晚上六两。

风雨无阻。

我第二次去他家，是三个月后。

这次不是他妈让我去的，是他老婆周敏给我打的电话。

“你能不能来看看你哥？”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他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怎么了？”

“他现在不光白天喝了，半夜也起来喝。”周敏说，“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坐在客厅里，也不开灯，就坐在那儿喝。”

“喝了多久了？”

“有一个月了。”周敏说，“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

“他的肝还受得了吗？”

“上个月去体检，说是脂肪肝，转氨酶高，医生说再这么喝下去，肝硬化是迟早的事。”周敏说，“我跟他他说了，他不听。”

“行，我周末过去。”

周末我去了。

这次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周建国家里的窗帘都拉着，客厅里暗暗的，电视开着，声音很小，里头放着一个什么抗战剧。

周建国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酒和烟。

他看见我进来，点了点头。

“来了？”

“嗯。”

我坐在他旁边，看了他一眼。

三个月没见，他瘦了一圈，脸上的肉更松了，眼睛凹进去，眼白泛黄。

“哥，你瘦了。”

“是吗？”他摸了摸自己的脸，“没注意。”

“嫂子说你半夜也喝？”

“嗯。”他说，“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想事。”

“想什么事？”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前段时间，去单位了一趟。”

“去干嘛？”

“办点事。”他说，“顺便看看。”

“感觉怎么样？”

“感觉？”他笑了一下，“感觉就像，你已经不是那个世界的人了。”

他说，那天他到单位门口，门卫老李认识他，还喊了声“周局”。

他进了办公楼，走廊里遇到以前的下属，有的喊他一声“周局”，有的就点个头，匆匆走了。

他去了他以前的科室，想进去坐坐。

门开着，以前他的办公桌，现在坐着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不认识他，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你找谁？”

“不找谁。”周建国说，“我就看看。”

“看看？”年轻人有点不耐烦，“你谁啊？”

这时候，有个老同事过来，赶紧说：“这是周局，以前的副局长。”

年轻人“哦”了一声，没再说话，低头继续看电脑。

周建国站在门口，看着那间他坐了七年的办公室。

桌上的东西都换了，墙上挂的锦旗也摘了，换成了一幅新的。

“我当时站在那儿，”周建国跟我说，“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那间办公室，从来都不是我的。”他说，“我只是在那儿坐了几年。现在我走了，人家换了人，换了东西，跟我就没关系了。”

“这很正常啊。”

“是啊，很正常。”他说，“但就是觉得，特别没意思。”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

“我那天回来之后，就一直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这辈子，到底留下了什么？”

他看着我说：“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能留下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想了三个月，想不出来。”

他喝了口酒，继续说：“我儿子，不算我留下的。他是我老婆带大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工作，在位的时候好像做了很多事，但退了之后，那些事跟我也没关系了。我朋友，在位的时候，天天有人找我吃饭喝酒，退了之后，电话越来越少。”

“有人说人走茶凉，其实也没错。”他说，“茶本来就是给人喝的，人走了，茶当然就凉了。这是正常的。”

“那你为什么还难受？”

“我不是难受。”他说，“我是觉得空。”

“空？”

“嗯。”他指了指自己胸口，“这儿，空的。”

我看着他，他眼睛红了，但没有哭。

他这种男人，不会哭。

他们只会喝酒。

“我以前觉得，人活着，总得有点奔头。”他说，“在位的时候，奔头就是往上走，升迁，干出点成绩。退了之后，这个奔头没了。我就想，那我活着，还奔什么呢？”

“你可以培养点爱好啊。”

“爱好？”他笑了，“我试过。钓鱼，去了两次，坐不住。下棋，跟公园里那些老头下，他们下得太臭了，我嫌烦。旅游，去了几个地方，觉得没意思，哪儿都一样。”

“那你就想这么喝下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

“其实我知道。”他说，“我这是慢性自杀。”

“那你为什么还要喝？”

“因为不喝，我受不了。”他说，“不喝的时候，脑子里全是这些事。喝了，脑子就慢了，就不想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知道，这种平静，比崩溃更可怕。

崩溃是一瞬间的，过去了就过去了。

这种平静，是钝刀子割肉，一点一点的。

“哥，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种状态，是因为你还没接受自己已经退休了？”

他看了我一眼。

“你还在用以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说，“你觉得你还是那个周副局长，你觉得你的人生应该有意义，应该被人需要，应该留下点什么。”

“但你现在已经不是了。”我说，“你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退休了，拿着退休金，过自己的日子。你不需要留下什么，你不需要被谁需要。”

“你只需要，过好每一天。”

他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你说的对。”

“但我做不到。”

他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

“道理我都懂。”他说，“但懂道理，跟做到，是两回事。”

“你知道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

“什么？”

“今天，我该干什么？”

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躺在床上，想着今天该干什么。想半天，想不出来。然后我就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坐在沙发上，开始喝酒。”

“喝完酒，我就晕了。晕了，就不想了。”

“等我清醒过来，天已经黑了。我又该喝晚上的那顿酒了。”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他看着我说：“你说，这种日子，有什么意思？”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周建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他不是简单的退休综合征，他是整个人生的意义感，崩塌了。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白活了。

这种感觉，比任何病都可怕。

“哥，你有没有想过，换个环境？”

“换哪儿去？”

“去市里？或者去外地？”

“去那儿干嘛？”他说，“到哪儿不是一样？”

“不一样。”我说，“换个环境，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我不想折腾。”他说，“我这辈子，折腾够了。”

“你折腾过什么？”

他愣了一下。

“是啊，”他说，“我折腾过什么？”

“我什么都没折腾过。”

“我大学毕业就进了水利局，一干就是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就在那栋楼里，从一楼到三楼，从科员到正科级。”

“我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你说，这算折腾吗？”

“不算。”他说，“这叫混日子。”

他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

“他妈的，”他说，“我这辈子，就是混过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外面的阳光照进来，刺得他眯起了眼睛。

“有时候我想，”他说，“如果当年我没进体制，去干点别的，会不会不一样？”

“比如呢？”

“比如去做生意，比如去教书，比如去写点东西。”他说，“我以前文笔挺好的，上大学的时候，还在校报上发过文章。”

“那你怎么没继续写？”

“进了体制，就觉得那些没用了。”他说，“体制内不需要你会写文章，需要你会写报告。”

“报告跟文章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他说，“报告是给别人看的，文章是给自己看的。”

“你现在可以写啊。”我说，“你退了，有时间了，可以写点东西。”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

“写什么？”

“写你想写的。”

“我想写的？”他想了想，“我想写的东西，都过去了。”

“那就写过去。”

他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也许吧。”

那天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

“下次来，我给你看我写的东西。”

“好。”我说。

他点了点头，转身进去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关上门。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写。

但我希望他能写。

因为人活着，总得找点事做。

不然，就会像他一样，用酒精填时间。

填不住。

我第三次去他家，是又过了两个月。

这次不是谁叫我去的，是我自己去的。

因为周建国给我发了条微信，说：“我写了个东西，你来看看。”

我周末就去了。

到他家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他家的窗帘拉开了，阳光照进来，客厅亮堂堂的。

茶几上，没有酒，没有烟，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周建国坐在沙发上，穿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也理了。

“哥，你今天没喝酒？”

“还没喝。”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一杯。”

“别，我不喝，你也别喝。”

他笑了笑，没说话。

“你写的什么？”

“一个小说。”他说，“不长，两万多字。”

“什么内容？”

“写我自己的。”他说，“写我在水利局那些年。”

“我看看。”

他把电脑推过来，我坐在沙发上，开始看。

他写的是一个叫“老周”的人，在水利局干了三十年，从科员干到正科级，然后退了。

小说写得很平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就是平铺直叙。

但他写了很多细节。

比如，他写老周刚进单位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饭局，被领导灌得烂醉，吐了一厕所。

比如，他写老周第一次被提拔的时候，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练了一个小时的表情，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得意。

比如，他写老周第一次负责一个项目，压力大得掉了十斤肉，项目结束那天，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三个小时，什么都不想干。

比如，他写老周被纪委调查的时候，他老婆哭了三天，他一句话都没说，就是抽烟。

比如，他写老周退下来那天，单位给他开了个欢送会，领导说了几句场面话，同事鼓了鼓掌，他拿着个纪念品，出了单位大门，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我看完了。

“写得怎么样？”他问我。

我看着他，他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不是期待，是那种，希望被看见。

“写得很好。”我说。

“真的假的？”

“真的。”我说，“特别好。”

他笑了，那种笑跟我之前看到的都不一样，是那种真正高兴的笑。

“你写的时候，什么感觉？”

“写的时候，”他说，“我写的时候，好像又活了一遍。”

“活了一遍？”

“嗯。”他说，“那些事，我以为我都忘了。但写的时候，全想起来了。”

“写完之后呢？”

“写完之后，”他想了想，“感觉心里没那么空了。”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说，“我把那些事，写出来了。”

“写出来，它们就跟我没关系了。”

“它们在那儿，在电脑里，不在我脑子里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亮。

“你还喝吗？”

“喝。”他说，“但喝得少了。”

“少了多少？”

“现在早上不喝了，中午有时候喝一点，晚上喝点。”他说，“一天，大概三四两吧。”

“比之前少多了。”

“嗯。”他说，“主要是，现在有事情干了。”

“写东西？”

“对。”他说，“我打算再写一个，写个长的。”

“写什么？”

“写我们这代人的事。”他说，“写那些在体制内呆了一辈子的人，退下来之后，都怎么了。”

“这个题材好。”

“是吧？”他笑了，“我也觉得。”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

他跟我说了很多他以前的事，有些是他小说里写的，有些是他没写的。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想去当兵，但家里不让，说当兵太苦了，让他考单位。

他说他其实谈过一次恋爱，那个女孩子是外地的，家里不同意，后来分了。

他说他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他老婆，处了三个月就结婚了，没什么感情基础，就是觉得合适。

他说他儿子小时候跟他挺亲的，后来他太忙了，顾不上儿子，儿子就跟他疏远了。

他说他这辈子，其实有很多遗憾。

“但写出来之后，”他说，“这些遗憾，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为什么？”

“因为写出来，它们就变成故事了。”他说，“故事，就没那么难受了。”

我看着他，他坐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平静。

不是那种麻木的平静，是那种，真的放下了一些东西的平静。

“哥，你真的不一样了。”

“是吗？”

“嗯。”我说，“你看起来，没那么空了。”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有事情干了。”他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

“你之前说，你这辈子没什么留下。”

“现在呢？”

“现在？”他想了想，“现在我觉得，留下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在干什么。”他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你是什么。”

“我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活着。”

“不是在那个位置上，不是在那个身份里。”

“就是我自己，在活着。”

他说完这句话，站起来，走到窗边。

外面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照着街道。

“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完了。”他说，“退下来之后，什么都没了。”

“但现在我觉得，其实也没那么糟。”

“我还可以写东西，我还可以做点事。”

“我还不算太老。”

他回头看着我，笑了。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来看我。”他说，“谢谢你让我觉得，还有人记得我。”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我说：“哥，你以后别喝那么多了。”

“嗯。”他说，“我会少喝的。”

“不是少喝，是戒了。”

“戒了？”他笑了，“戒不了。”

“为什么？”

“因为酒，是我的一部分了。”他说，“但我可以少喝。”

“早上不喝了，晚上少喝点。”

“行。”

那天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楼下。

“下次来，我给你看我的长篇。”

“好。”我说。

我。

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站在楼道口，跟我挥了挥手。

他的身影，在路灯下，有点。

但不像以前那么空了。

我上了车，发动，开出去。

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他还站在那儿。

我想起他写的那个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

“老周站在单位门口，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现在，他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我第四次去他家，是半年后。

这次是他打电话叫我去的，说他的长篇写完了，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到他家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客厅里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摆着电脑，旁边放着一杯茶。

没有酒。

“哥，你不喝了？”

“喝。”他说，“但白天不喝了，改晚上了。”

“晚上喝多少？”

“二两。”他说，“就二两，多了不喝。”

“控制得住？”

“控制得住。”他说，“现在有事情干，没那么想喝了。”

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他的长篇。

他写了十五万字，写的是一个叫“老周”的人的一生。

从小时候写起，写他上学，写他工作，写他恋爱，写他结婚，写他在体制内的起起落落，写他退下来后的迷茫。

“你看看。”

我坐下来，开始看。

他写得比上次更好了。

笔触更稳，细节更丰富，情感更克制。

他写老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紧张得手心出汗，把茶杯打翻了，烫了自己一手。

他写老周在单位被排挤的那几年，每天上班都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坐在办公室里，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他写老周退下来那天，一个人坐在家里，不知道该干什么，打开电视，关了，打开手机，又关了。

他写老周开始喝酒，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喝得昏天黑地。

他写老周有一天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手里还握着酒杯，电视里放着雪花点，他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像个笑话。

我看完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

他坐在旁边，看着我，没催我。

“写完了？”

“写完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我说，“真的很好。”

“哪里好？”

“真实。”我说，“特别真实。”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自己也觉得，写着写着，好像不是在写小说，是在写自己。”

“这就是写自己啊。”

“是啊。”他说，“写完之后，我觉得，我这辈子，好像也没白活。”

“为什么？”

“因为我把它们写下来了。”他说，“写下来了，它们就存在了。”

“存在了，就没白活。”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外面是下午的阳光，照在对面楼的墙上，暖洋洋的。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他说，“有时候写，有时候不写，就坐在那儿看着电脑，也觉得很充实。”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事干。”他说，“我有东西要写，我有故事要讲。”

“这种感觉，比我以前在位的时候，还要踏实。”

“为什么？”

“因为以前在位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位置是暂时的。”他说，“但写东西，是我自己的。”

“谁也拿不走。”

他转过身，看着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不喝酒了。”

“真的？”

“真的。”他说，“我现在早上起来，泡杯茶，坐在电脑前，开始想今天要写什么。”

“想出来了，就写。想不出来，就改前面写的。”

“一上午就过去了。”

“中午吃完饭，睡一觉，下午起来继续写。”

“晚上吃完饭，出去散个步，回来喝二两酒，然后睡觉。”

“这一天，过得特别快。”

“也特别充实。”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那种很满足的表情。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变了一个人。

不是变了一个人，是变回了那个人。

那个年轻时候，想去当画家，想写文章，想干点什么的周建国。

“周哥，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这小说写完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投稿。”他说，“试试看能不能发表。”

“如果发表不了呢？”

“发表不了也没事。”他说，“我继续写。”

“写一辈子？”

“写一辈子。”他说，“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干。”

“而且，”他说，“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了活着的理由了。”

“什么理由？”

“就是活着，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他说，“不需要别的理由。”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活得明白。

他用了三年时间，从酒里爬出来，找到了自己。

“周哥，你以后还会喝吗？”

“会。”他说，“但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以前是借酒消愁。”

“现在是，喝点酒，高兴。”

“这两种不一样。”

“对。”他说，“不一样。”

“以前喝酒，是逃避。”

“现在喝酒，是享受。”

“享受什么？”

“享受活着。”他说。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活着，挺好的。”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对，活着，挺好的。”

那天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

“下次来，我给你看新写的东西。”

“好。”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真的。”

“谢我什么？”

“谢谢你那天跟我说的话。”

“什么话？”

“你说，我只需要过好每一天。”

“你做到了。”

“对。”他说，“我做到了。”

他笑了，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走吧，路上慢点。”

“好。”

我下了楼，走出小区。

回头看了一眼他家的窗户。

他站在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不是酒。

他看见我，冲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然后他转身进去了。

我走在回去的路上，想着他说的那些话。

他说的对。

人活着，总得找点事干。

不是为了谁，不是图什么。

就是活着，干点自己想干的事。

这就够了。

我坐在车里，发动车，开出去。

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他家的楼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但我知道，他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他现在，真的在活着了。

后记。

周建国的小说后来真的发表了。

在一个省级的文学刊物上，编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写得很好，希望他继续写。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

“发表了！”他说，“我的小说发表了！”

“恭喜你，周哥。”

“我他妈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事。”

“不是的。”我说，“你以前也干成了很多事。”

“不一样。”他说，“以前那些，是工作。这个，是我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东西。”

“谁也拿不走。”

后来，他又写了几个短篇，都发表了。

他现在在写第二个长篇。

他每天还是喝点酒，但不多，就晚上喝二两。

他早上起来，泡一杯茶，坐在电脑前，开始写。

他老婆说他现在像个大学生。

他儿子回来，问他怎么写小说。

他教他儿子写，儿子说，爸，你还挺厉害的。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上次我回去，去他家吃饭。

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

我们喝了一杯酒。

他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干了。”

“干了。”

他一口气喝完，放下杯子。

“活着，真好。”

他说。

我看着他的脸。

皱纹还在，头发还是白的。

但眼睛，亮了。

“对，活着，真好。”

我说。

我们俩坐在那儿，喝着酒，吃着菜，聊着天。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

他这一辈子，起起伏伏，跌跌撞撞。

最后，终于在退下来之后，找到了自己。

也不算晚。

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只要你还在活着。

只要你还能找到，那个让你觉得活着有意义的东西。

哪怕那个东西，只是一杯酒，一篇文章，或者一个下午的太阳。

只要你觉得，活着，挺好的。

那就够了。

周建国，五十二岁，正科级退下来的。

现在每天，早上写东西，中午睡觉，下午改稿，晚上喝二两酒。

风雨无阻。

但不是早上四两了。

是晚上二两。

他戒掉了早上的四两。

因为早上，他忙着活着。

忙着写他的小说。

忙着当他的周建国。

不是周副局长。

就是周建国。

一个退了休的，喜欢写东西的老头。

偶尔喝点酒。

偶尔抽根烟。

偶尔坐在阳台上。

看着楼下的车来车往。

然后说一句：

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