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一被盗辽墓再曝新发现：墓主身份或为中低级别官吏，亦可能是当地富裕平民

盗洞被发现那天，村里人其实有点懵：好端端一片山地，土面塌了个圆洞，直径一米多，往里一看，居然能看到一具石棺的边角。那地方在辽宁北票市常河营乡新立屯村，叫“长垄地沟”，平时也就是村民放牛、上山的路。没人想到，这片再普通不过的山坡下面，藏着一座辽代中期的古墓，而且已经被人至少光顾过两次。

事情是去年10月底冒出来的。北票市博物馆接到群众举报，说村里山上发现盗洞，还有疑似古墓的迹象。对博物馆的人来说，这种电话不算少见，但每次都得当回事——你不知道下一次会挖出啥。有的可能就是个土窑，有的可能是彻底被洗劫的墓坑，还有的，像这次这样，虽然被盗，但幸运地留下了关键东西。

文物部门很快去现场看了。盗洞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人挖的，不是自然塌陷：圆形，直径大约一米，洞口边缘还有明显的工具痕迹。透过洞往下探灯，光扫过石块，勾勒出一个封闭空间的轮廓，再往里看，竟能看到一具石棺的边角。对专业人员来说，这基本能判断是一座规格不算低、但又谈不上王侯级别的古墓葬。

因为已经被盗扰，能留下来的东西随时可能因为雨水、塌方或者再次偷盗而完全破坏。今年6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对这座墓做抢救性发掘。抢救性发掘这个词，说白了就是“眼看要完蛋了，赶紧救”，不是为了“挖宝”，而是为了尽快把能保存的东西记录、提取出来，避免进一步破坏。

考古队上山那几天，天气不算好，地面硬得要命，墓葬填土是夯实过的，每一层都打得非常结实，夯层很明显，这又确认了墓葬是经过严格施工的，不是随便挖个坑埋进去。墓葬位置在山谷西北坡，坐北朝南，这个朝向在传统丧葬文化中很常见，讲的是“面南而居”，死后也要面向阳光、面向天下。

等把盗洞周边和墓顶的土慢慢清理掉，墓葬轮廓整个显出来：这是一座单石室墓，墓室平面是圆形，直径3.1米，顶上做成穹窿形，类似一个石砌的圆顶。顶部正中用一块大石板封堵，这块石板当初是用来封住墓室的关键构件，现在还能看出当年的匠心，只是历经这么多年，再加上盗扰，整体保存比较差。夯土虽然坚硬，但墓道和墓门早就被破坏过了。

真正让考古队眼睛一亮的，是墓室里的那具石棺。棺是用六块石板搭接起来的，平面呈长方形：长2.33米，宽1.2米，高0.94米，这个尺寸很明确地说明棺里不会只放一个人——果然，后来的人骨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石棺本身不仅仅是个“盒子”，而是被精心雕刻过的艺术品，各侧都有图案，棺盖更是满满的装饰。

但你要说这具石棺是“原汁原味”被发现的，那也不现实。棺盖有部分位置被盗墓者用力砸穿，砸开的洞边缘乱七八糟，痕迹非常粗暴。棺内的人骨被严重扰乱，有些直接被拿出来随手丢在墓室里。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人骨时，能看到混乱的堆叠，有的骨骼已经断裂，有的缺失，这种状况在被盗墓葬里非常常见——盗墓者对人骨是完全不在乎的，只认“值钱的东西”。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副主任苏军强后来给记者解释，他们通过针对墓道、墓门以及石棺破坏痕迹的综合分析，判断这座墓至少被盗扰过两次，而且时间间隔可能很长。

第一次盗扰发生在更早的年代。那一批盗墓者采取的是比较传统的方式——从墓道和墓门进入墓室，不是从顶部硬挖。他们破坏了墓道结构，打开墓门，进入墓室后，把能看到的随葬品几乎拿走了。文物专家推测，第一次盗扰以后，墓室里应该还保持着基本的结构，只是随葬品严重流失。

第二次则是近年发生的，也就是村民举报时看到的那个盗洞。盗墓分子直接在墓门上方挖开一道直通墓室的竖洞，属于那种“懒得找墓道”的粗暴型作案手法。穿透墓室顶层之后，他们进入墓室，对石棺再一次进行破坏，砸开棺盖部分位置，从中盗取了棺内剩余的文物，特别是体积小、易携带的东西。

至于盗走了什么，考古队实际上没法完全还原，只能通过现存的遗物和墓葬规格推断个大概。现场出土的遗物非常少，只剩下两枚铜钱——一枚在石棺内发现，一枚在墓室中被找到。其中一枚是“开元通宝”，另一枚是“至道元宝”。这两个钱币本身也不是特别昂贵的宝物，但它们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很大，因为能帮助判断墓葬年代范围。

“开元通宝”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钱，流通时间比较长，在辽代中期还经常出现。“至道元宝”则是北宋至道年间的钱币。两枚钱出现在同一墓葬中，外加墓葬形制和整体风格，考古专家基本可以确定，这座墓的年代是在辽代中期这个区间，和钱币流通时间是吻合的。

更细致的人骨分析显示，墓主人是两名成年人，一男一女，骨骼成熟度和性别特征都比较明确。虽然人骨被扰动严重，不太可能还原准确的骨架摆放姿势，但仍能判断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夫妻合葬在辽代不是罕见的形式，尤其是在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里，是一种常见的丧葬习惯，体现了“生同衾，死同穴”的观念。

不过，真正让这座墓“从被盗墓葬变成有学术价值的发现”的关键点，是那具石棺上的雕刻。苏军强说得很直接：“这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墓室里这具雕刻四神像的石棺。它不仅刻了四神，还刻了花卉、动物、人物，题材非常丰富。”

棺盖中部雕刻了三组花卉纹，这种花卉不是随便刻几片叶子，而是有布局、有层次的装饰图案，可能是象征吉祥、繁盛的意象。棺盖四角各雕刻一头卧兽，相当于四个守护者压住四角；四边中部各有一兽头，整体构成一种环绕加护的氛围，让人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经过设计和构思的作品。

棺体四壁的图案更有讲究。南壁刻的是青龙和四个小瑞兽。青龙在传统“四神”体系里代表东方，但在墓棺上，通常和“生发”、“护佑”相关联。配上四个小瑞兽，可以理解为主神加辅助守护力量的组合。

北壁则刻着白虎、三个小瑞兽以及一对人物。白虎代表西方，在不少墓葬艺术中象征威严、驱邪、镇守。这一面出现人物，非常值得研究：为什么人物会和白虎同刻在一侧？这对人物可能跟墓主人生前身份、某种故事或仪式场景有关，也可能象征对某类神灵的朝拜。具体是谁，当然已经无法对应，但这提供了一个观察辽代社会信仰及人物形象的窗口。

西壁刻的是朱雀、房屋以及两个侍从。朱雀对应南方，一般象征光明、尊贵、礼乐。把房屋刻在这一侧，很可能是在暗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概念，也许是理想化的家或府邸。两个侍从站在房屋旁，形象就像在服侍主人，衔接生前生活和死后想象中的生活。

东壁则刻玄武。玄武是由龟与蛇组合而成的形象，传统上代表北方，同时有长寿、沉稳、护佑之意。四神齐备，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方位象征体系，把墓棺置于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中心里。这种观念不是辽代独有，但辽代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合了契丹和北方民族自身传统，因而在具体表现上会有一些差异和独特风格。

从棺体整体看，在一个不到一米高的石结构上，雕刻了花卉、兽类、房屋、人物以及四神，说明墓主人所在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差。不是随便找几块石板堆个棺，而是请了有手艺的工匠做一件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艺术棺”。结合墓葬规模和出土情况，专家认为墓主人大概率是辽代中期的中低级官吏或富裕平民，不是达官显贵，但也不是普通农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一方面，墓室是石室、穹窿顶，带雕刻棺，这在辽代是有一定门槛的工艺和成本。另一方面，随葬品本应该比较丰富，但现在几乎全被盗走了，只剩两枚钱。如果这是王侯贵族墓，盗墓者不可能只拿走一点东西，现场往往会留下更明显的高等级痕迹，比如特殊器物残片、铭文之类；而这个墓现场只剩下日常流通钱币，说明本身随葬品就不是那种“惊天”级别的。

抢救性发掘整个过程，除了清理墓葬、提取人骨、记录石棺的每一个图案，考古队还需要完整拍照、测绘，把墓室结构和每一处痕迹建立档案。墓葬已经被破坏得不轻，但考古学的价值很多时候就在于“残破之中见信息”。盗洞的位置、大小，夯土的层次，石板之间的接缝，甚至某块石板的破损方式，都可能是判断施工技术、后期破坏过程的依据。

发掘结束之后，这个项目在不久前通过了辽宁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这意味着现场工作、资料整理、分析报告等都符合现行考古工作规范，也确认了这次发掘的成果对于辽代墓葬研究非常有价值。苏军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这座墓不仅给了他们一件典型的“四神石棺”实物，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观察辽代中期社会文化思维的直接材料。

很多人听到辽代，说起契丹、铁骑、战争，对日常生活和丧葬习俗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画面。可是透过这座夫妻合葬墓，你会突然意识到，那些生活在辽代的人，其实和后世很多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在意死后的世界是不是安稳，在意夫妻能不能继续相伴，在意用什么样的符号去保护亲人。用四神去守护，用花卉去点缀，用侍从和房屋去还原一种“死后仍有家、有生活”的想象，这些都是很人性的东西。

从另一面看，这次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一个现实：如今依然有人在悄悄挖古墓。第一次盗扰可能发生在更久以前，那时候文物保护意识不强，监管也没今天这样严格。第二次盗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在已经明确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还有人冒险上山挖洞，只为了从地下翻出几件可以变现的东西。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文物，也直接切断了我们理解历史的线索。

村民在去年10月选择举报，其实是关键一步。如果没有这通电话，这座墓可能会在风吹雨打中继续塌陷，石棺图案慢慢风化，人骨彻底散失，再过几年，就变成一个谁也说不清的坑。现在，至少我们知道，辽代中期某个中低级官吏或富裕平民，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安放在这座山谷西北坡的石室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家族为他们准备的石棺艺术，知道他们在生死问题上持有怎样的想象和期待。

考古并不是给历史增加“传奇故事”，而是不断填补具体细节。比如，四神在中原文化里起源很早，到辽代，契丹政权已经深受汉文化影响，同时保留本民族传统。像这样一具雕刻精致的四神石棺，就能让研究者更清楚地看到：辽代中期，在地方层面，中低级官吏或富裕平民已经主动接受了这套宇宙方位与守护神体系，并且把它用在自己家族的丧葬仪式里。

再比如，夫妻合葬不只是一个埋葬方式，还能关联到当时的婚姻观念、家族结构和伦理想象。通过这种合葬墓的系统研究，可以更立体地理解辽代社会中的“家”的概念，不再只是王朝更替、战事功勋的宏大叙述。

这座被盗扰两次的墓，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被破坏了的现场”，但恰恰因为它经历过盗扰，反而也暴露了地下墓葬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一边是法律要求保护，一边是利益驱动的偷挖。幸运的是，这次在北票，有人选择了站在文物这边，让专业团队有机会对墓做最后一次系统记录，留下一些东西，而不是任由它在偷挖、塌陷和遗忘中彻底消失。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起事件，它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链条：村民发现异常、博物馆接报、文物部门勘察、考古研究院抢救性发掘、专家验收、成果对外公布——每一个环节都在努力把一个已经遭受破坏的历史遗存，尽可能从悬崖边拉回来一点。结果不完美，但比彻底没有要好得多。

也许再过很多年，当人们查阅辽代墓葬丧葬习俗的资料时，会看到这样一条索引：辽宁北票常河营乡新立屯村长垄地沟，辽代中期夫妻合葬单石室墓，一具雕刻四神像石棺，墓主人身份推定为中低级官吏或富裕平民。那时没人会记得盗洞有多大，村民是哪一天打电话，但这些细节汇成的整体，将会继续为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人，如何面对死亡、如何表达信仰、如何在石板上刻下自己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