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演唱会上旧病复发，高烧后才过了十六天，就不幸离世

南京夫子庙的夜总会，1994年的夏天闷热得像蒸笼。

一个年轻女孩站在后台的阴影里，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瓶子已经被捏得变了形。台上的歌手刚唱完最后一首，客人稀稀拉拉的掌声还没落干净，老板就在旁边使眼色——该你上了。她深吸一口气，把矿泉水瓶放在台阶角落里，踩着一双不太合脚的高跟鞋，走进了那片晃得人睁不开眼的灯光。

她叫刘梅。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叶凡这个名字。

一个晚上跑三四个场子，从玄武饭店到秦淮河边的小酒吧，唱完一场赶下一场，嗓子哑了含着润喉片顶上去。玄武饭店的舞台是当年南京夜场歌手心里的天花板，能在那里驻唱意味着你在这个城市算是站住了。她站住了，一个晚上能挣三百块。那是1994年的三百块。同行羡慕她，说她命好、说她嗓子天生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没人提她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撑着家，她十几岁就出来唱歌贴补家用那些事。她自己也不怎么提。

那些年南京夜场圈子里的歌手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毛阿敏。《绿叶对根的情意》是每个歌手歌单里都有的曲目，能不能唱好这首歌，几乎成了衡量一个夜场歌手够不够格的标尺。叶凡练这首歌练了无数遍，对着夫子庙出租屋里的镜子唱，对着空无一人的歌厅座椅唱，对着玄武湖边的夜风唱。那首歌里有一句词——“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她每次唱到那里，声音都会微微发颤。不是技巧不行，是那句话说中了一些她自己也不愿意去细想的东西。

1994年的江苏省青年歌手大赛，她报名了。当时报名的歌手很多，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化馆、歌舞团、音乐学院的都有。叶凡没有编制，没有单位推荐，挂靠在一个区文化馆的名下报了名。初赛、复赛一路顺风顺水，直到决赛名单出来，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也看到了另一个名字——蔡红虹。

蔡红虹在当时的江苏歌坛已经不是新人了。她有师承，有单位，有拿得出手的获奖履历。两个人选了同一首参赛曲目——《绿叶对根的情意》。主办方找她俩商量，建议其中一个人换歌。蔡红虹不换。叶凡也不换。

这场比赛后来被南京音乐圈子里的人提起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丝微妙的沉默。蔡红虹拿了第一名，叶凡拿了一个优秀歌手奖。所谓的优秀歌手奖，说白了就是给那些没进前三的人一个交代，一张奖状，名字写在获奖名单的末尾，颁奖的时候主持人念得快一点就过去了。叶凡拒绝上台领奖。

那是一个很安静的拒绝。她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当场离席，只是坐在后台的角落里，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催都不动。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只说了四个字：觉得丢人。

一个从夜场摸爬滚打出来的歌手，没后台、没背景、没专业院校的文凭，被人用“优秀奖”三个字打发掉。她不是不能输，她是不能接受这种输法。比赛之后，南京的演出圈子对她微妙地冷淡了下来。有些话不传到当事人耳朵里，但排演出表的时候，她的名字就是会被悄悄往后挪。

她离开了南京。

一个女孩，拎着一只行李箱，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了广州。九十年代中期的广州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前沿阵地，毛宁、杨钰莹、林依轮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唱片公司一家挨着一家，录音棚夜夜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音乐野心。叶凡签了一家唱片公司，遇到了一个叫何晓宁的音乐制作人。何晓宁听她唱了几首歌，说了句“你能红”。

出专辑，跑宣传，上电台节目，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然后一场车祸，何晓宁没了。

公司善后出了问题，唱片的发行计划搁浅。叶凡在广州的日子一下子悬空了。那段日子她很少跟别人讲起，偶尔提起来也是一句带过，语气平静得像是说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但跟她一起吃过饭的江苏音像出版社社长葛磊后来跟人说起过一件事：有一次在南京吃饭，叶凡吃着吃着突然哭了，说了一句——“我是被这个比赛逼走的。”

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夫子庙跑场的小姑娘了。她在广州出过专辑，在北京见过大人物，眼界和阅历都厚了一层。但那场1994年的比赛留下的伤疤，始终没有完全愈合。

作曲家徐沛东是在一次录音中注意到她的。他说这个歌手的声音有辨识度，有厚度，不是那种甜腻腻的女声，而是一种能扛得住大歌的力量感。他把她推荐到了北京，1997年，二十七岁的叶凡考进了武警文工团。从南京夜总会的驻唱歌手到穿军装的部队文艺工作者，这条路她走了快十年。

2001年春晚，她站上了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的舞台。那个舞台对每个中国歌手来说都有着近乎仪式性的意义。她唱的是《亲爱的中国我爱你》，一首大气磅礴的主旋律作品。那晚她穿着红色的礼服，状态饱满，声音稳得听不出一丝抖动。台下坐着全国观众，还有她的母亲。老太太坐在观众席里，手里攥着一张手帕，从头到尾没松开过。

那首歌拿了那年春晚歌舞类的二等奖。媒体把她称为“黑马”，因为在那之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知道叶凡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一夜之间，她的名字和面孔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文娱版上。有人挖出了她当年在南京夜总会驻唱的经历，有人找到了她1994年拒绝领奖的旧事。这些故事拼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个励志的逆袭剧本——一个没有背景的草根歌手，用了十年时间，从秦淮河边的酒吧走到了春晚的舞台。

但叶凡自己可能不这么看。词作家唐跃生在录制《亲爱的中国我爱你》的时候一直在现场。他后来回忆，叶凡每唱完一遍就趴在调音台上哭。他问她怎么了，她说这歌词写得太好了，唱一次感动一次。但唐跃生隐约觉得，让她哭出来的，可能不只是歌词。

不管怎么说，2001年是她人生里最亮的一年。也是那一年，她结婚了。丈夫徐希壮，山东人，转业军人，在公安系统工作。两个人相恋八年终于走到了一起。婚礼办得简单低调，没有请媒体，没有发通稿。婚后的生活安稳踏实，她在文工团排练演出，他上班下班，偶尔下了班绕路去接她回家。日子过得不快不慢，像一杯温度刚好的水。

2003年，叶凡三十三岁。这一年她拿到了乳腺癌的诊断报告。

医生的建议清晰而直接：全乳切除手术，五年生存率能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这是那个时候医学界公认的最稳妥方案。叶凡没有同意。她选择了保乳手术，术后配合放疗和化疗。

这件事后来被反复提起过，有很多种解读的角度。从一个癌症患者的生存本能出发，这个选择当然是不理智的。但如果你了解叶凡这个人——了解她从二十岁就在舞台上站着、了解她对那束追光的执念、了解她花了十年时间才从夜总会的角落走到春晚的正中央——你大概就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对于一个靠声音和舞台活着的人来说，身体不只是一副躯壳，它是作品的载体，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她在台上站住的那口气。

术后那段时间，她没停过演出。化疗掉头发，她戴假发套上。手臂肿胀得抬不起来，就在病房走廊里扶着墙练发声。引流袋藏在演出服里面，上台的时候用别针固定好，唱完一整场下来，衣服脱下来引流袋已经快满了。音乐制作人方石跟她合作了很多年，他说每次见到叶凡，她谈的全是音乐，曲式结构、伴奏编配、录音棚的时间安排。从来没听她主动提过一个字关于病。

2007年3月，复查结果出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肺、骨头、腰椎、后背。

她住进了广州友好医院。但没有停止演出。澳门、广西，她拖着病体又登台了六七次。经纪人劝过，丈夫劝过，朋友劝过。没用。她有句口头禅，后来被媒体反复引用：“我不能没有歌声，我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为唱歌的。”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不带任何煽情的成分，语速很快，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事实。

2007年11月11日，石家庄。一台纪念石家庄解放六十周年的演唱会。同台的演员名单放在今天来看也是相当体面的——张也、阎维文、戴玉强，都是当时国内声乐圈一线的名字。叶凡被安排在中间靠后的位置，唱的歌是《西柏坡，我是你的读者》。

上场前几个小时，她开始发高烧。体温计夹在腋下，水银柱爬到三十九度五。止痛针打了三倍剂量，人还是抖得站不直。她靠在侧台的幕布后面，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抓着丈夫徐希壮的手。徐希壮手里攥着一团酒精棉，从2003年确诊开始，每次她演出前他都做同样的事——用酒精给她擦手腕、擦脖子，帮她物理降温。这次他擦得特别慢，棉球在皮肤上来回蹭了很久，好像这样能多陪她一会儿。

叶凡抓住他的手，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周围的人几乎没听清。她说：“我只要能上台，就要歌唱。”然后她松开手，整了整演出服的领口，走进了舞台的灯光里。

台下几千名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状态饱满的叶凡。红色演出服，妆容精致，站姿挺拔。开口第一句，音色依旧明亮，气息依旧稳，台风依旧稳。没有人看出她正在发高烧，没有人知道她腹腔里癌细胞已经像野草一样蔓延，更没有人知道她的止痛针剂量是一个普通癌症病人的三倍。三四分钟的歌，她一个字都没唱错，一个调都没飘。最后一个高音稳稳地落下来，台下掌声雷动。她鞠躬、微笑、退场。从舞台走到侧台不到十米的距离，她走到一半就倒了。

现场炸了。有人喊她的名字，有人打急救电话，有人蹲下来把她身上的演出服扯开好让她呼吸顺畅一点。徐希壮冲过去把她抱在怀里，这个干了一辈子公安、见过各种场面的大个子山东男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从石家庄到广州，几百公里。救护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里的监护仪嘀嘀响个不停。她被送进广州友好医院的时候，距离2003年第一次确诊乳腺癌，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年。五年，对于一个做了保乳手术的晚期癌症患者来说，已经是奇迹了。

最后的十六天。

从11月11日到11月27日。癌细胞引发的肝功能衰竭，伴随大面积内出血。止痛针越打越多，意识越来越模糊。到后面几天她已经不太能认出人了，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呼吸机有节奏地响着，成了病房里唯一规律的声音。

有一件事徐希壮一直没断——他用手机放她的歌。从《遇上你是我的缘》到《相思》，一首接一首，循环播放。他大概觉得，如果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也许会醒过来。手机的音质不好，伴奏和人声挤在一个小喇叭里传出来，有些失真，但那个声音就是他听了十年的声音。

叶凡没有醒。2007年11月27日凌晨零点十分，广州友好医院。三十七岁。她走的时候，丈夫在身边，哥哥在身边，姐姐也在身边。

她最后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据经纪人说，弥留之际她什么都没说。但有后来的报道提到，她在生前不止一次对徐希壮表达过一个遗憾——没能给他留下一个孩子。她说，这辈子没能给你生个孩子，对不起。

遗体告别仪式是11月29日在广州银河园殡仪馆举行的。武警文工团的团长和政委从北京飞过来，穿着军装，站得笔直，对着她的遗体敬了一个很长的军礼。骨灰被运回南京，安葬在南京功德园公墓。她回家了。

同一个月，中国唱片总公司发行了她的纪念专辑，名字就叫《相思》。里面收录了一首歌叫《女儿行》，是电视剧《女子特警队》的片头曲。歌词里写着：踏上这条路，盘马又弯弓。头枕九州月，脚下一天星。吃苦不言苦，有痛不说痛。这几句话放在她身上，说不清是巧合还是宿命。

叶凡给一百多部电视剧唱过主题曲和片尾曲。《东周列国》《火烧阿房宫》《我这一辈子》《女子特警队》《汉宫飞燕》。她有个外号叫“电视剧歌后”，但很多人可能不记得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声音。每当一部古装剧的片尾字幕缓缓升起，一个深情而大气的女声响起，那多半就是她。

她还有一首录完了没来得及发行的歌。歌名叫《保重身体》。创作者张伯序说，当时已经知道她身体状况不太好，专门写了这首歌给她。没想到成了遗作。一首叫《保重身体》的歌，被一个不在乎自己身体的人唱完了。她没有保重自己，她用最后的力气劝别人保重。

那场纪念石家庄解放六十周年的晚会在电视上播出了。很多观众后来在网上留言，说那天晚上看叶凡唱歌的时候，一点都没看出来她生病了。她站在台上，浑身是光。

灯光太亮了。亮到没有人看得见她的影子。也亮到她再也看不见自己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