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孙中山叫好胡适抗议，张作霖的担忧很快应验

1924年11月5日上午九时许，紫禁城内廷储秀宫，十八岁的溥仪正与皇后婉容分食苹果。内务府大臣绍英踉跄闯入，气喘如牛："皇上，冯玉祥派军队来了！"溥仪"一下子跳了起来"，手中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落在地。

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个滚落的苹果，连同他身后那座居住了十六年的紫禁城，即将在这一天内被历史的巨轮碾碎。

鹿钟麟与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石曾一行，率手枪队及警察各二十名，自神武门入宫。每过一门，即分置军警监视岗哨，不许走动。

鹿钟麟出示摄政内阁指令，限内务府大臣绍英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修正优待条件，废去帝号，迁出故宫。绍英往返数次，希图转圜。鹿钟麟见事不能速决，遂将怀中揣着的两颗手榴弹猛然摔在绍英桌上，故意大声向随从说："时间虽然到了，景山先不要开炮，再延长二十分钟……"

绍英听后大惊，连忙跑回后宫禀报。溥仪哪里知道，景山上根本没有大炮，那两颗手榴弹也只是空心弹，但这并不妨碍这场逼宫成为民国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幕。

下午四时十分，溥仪交出"皇帝之宝"与"宣统之宝"两颗印玺，在鹿钟麟、张璧、李石曾的监视保护下，乘车离开紫禁城，直驶后海甘水桥醇王府。

车到北府门口，鹿钟麟才与溥仪第一次见面，握手问道："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答："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平民。"

鹿钟麟说："好，你既然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

张璧在旁凑趣："你既是一个中华民国平民，就有当选为大总统的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当溥仪于下午四时十分离开故宫时，北京城的舆论场已经炸开了锅。若论当日之声势，称赞者无疑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11月6日，京师警察厅通知市民悬挂国旗一日，以示庆贺。革命党方面对此极力赞成，孙中山于11月11日致电冯玉祥，称移宫废号之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章太炎亦致函摄政内阁总理黄郛，盛赞"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

邵力子更直言，自曹锟倾覆以来，"稍快人意者只有三件事"，其中之一便是"溥仪废号出宫"。

激进者甚至嫌冯玉祥手段太过温和，李漠发起"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特申三义：根本取消清室优待条件、诛戮溥仪、惩办遗老。

曾琦申论"溥仪当杀"的四大理由，称"斩草除根之计，固不可不断然施行而无取乎妇人之仁"。

上海商会通电要求取消优待条件，理由是"帝号不除，终成祸种"。

张继放言"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

一时之间，喊杀声与喝彩声交织，构成了舆论的主流图景。

然而，批评者的声音虽处弱势，却绝非无足轻重，且多来自当时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反对最力者首推段祺瑞。这位即将出任临时执政的皖系军阀在溥仪出宫次日即致电冯玉祥，措辞严厉："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

据在场者回忆，段祺瑞收到郑孝胥、陈宝琛联名电报时，"拍案击破茶盅"，怒斥："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

张作霖虽与冯玉祥联手推翻曹锟，对此举亦表反对，声言"不满意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办法，与段抱有同感"。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述，有英国人亲眼见到张作霖接到消息后大发雷霆的样子。

唐绍仪作为当年南北议和的清室代表，言辞更为激烈，他表示："清室无兵力自卫，以统重兵之将军驱之使出，极其容易，余于冯之此举，决不谓然。此事直与军队劫掠无力自卫之村庄相似，此乃道德问题，决非政治问题。

"康有为等遗老旧臣更是痛心疾首，陈夔龙称"噩耗传来，无中外，无男女，无少长，均斥其荒谬绝伦"。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胡适的立场最为特殊，也最具思想史意义。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本不赞成保留帝号，却在事发当日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公开抗议："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此信刊于《晨报》后，胡适招致铺天盖地的谩骂，"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是一片不容忍的空气而已"。他的北大同事李书华、李宗侗联名致函，直言"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周作人虽致信胡适表示理解，但也认为"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顾颉刚在1924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开会之际，众人称快，予独凄然。但我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

冯玉祥对各方批评的回应，颇能见其性格底色。

他给段祺瑞的回电毫不退让："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在给摄政内阁的通电中，他将此举定义为"尊重国家、保存清室"。

然而，历史细节的复杂性在于，冯玉祥的"革命"姿态背后，确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他的国民军盘踞察哈尔贫瘠之地，三十万大军缺饷严重，而紫禁城内金山银山谁不眼红？曹汝霖在回忆录中指控鹿钟麟"顺走翡翠瓜"、张璧"抱走钧窑花盆"，虽难考证，却非空穴来风。

更深层的是政治算计：冯玉祥深知自己实力远逊于张作霖，急需以"革命先锋"的人设争取南方革命派支持，而驱逐溥仪正是最醒目的政治广告。

若将视野拉长至大历史的维度，冯玉祥驱逐溥仪一事，实则是一桩"结果正义"与"程序非正义"交织的典型历史事件。

从结果论，紫禁城从此不再是帝王禁脔，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这座六百年皇宫终成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溥仪的帝号被废，从法律上确认了"民国无皇帝"的事实，为后来的共和体制扫除了最后一道象征性障碍。

但从程序论，冯玉祥以武力胁迫修改条约、限令即日迁出的做法，确实构成了对契约精神的践踏。1912年的《清室优待条件》虽非国际条约——北大教授周鲠生、王世杰、宁协万等人已从学理上论证清室不具备缔约资格——但它毕竟是南北议和的产物，是清室和平退位的对价。单方面以武力撕毁协议，即便目的正当，手段亦难称光明。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冯玉祥这剂猛药，客观上加速了溥仪投向日本怀抱的进程。

溥仪出宫后先居醇亲王府，段祺瑞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当天即下令解除对溥仪的监视，28日又撤除对醇王府的守卫，无异于向溥仪释放信号。

11月29日，溥仪在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陪同下秘密逃入日本使馆，继而于1925年2月24日转居天津日租界，最终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

张作霖当年怒斥冯玉祥"逼宫实则只是为了拿宫中的宝物"固然是意气之语，但他担忧"把溥仪往日本人的怀抱里送"却不幸言中。

历史没有如果，但一个值得深思的假设是：若溥仪仍居紫禁城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否还能如此便捷地将他包装成"满洲国皇帝"？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本质上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对另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的清算。

辛亥革命以优待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留下了紫禁城这个帝制余孽的巢穴；冯玉祥以武力驱逐终结了这一荒诞局面，却又因军阀私心与程序粗暴，为日后的民族灾难埋下伏笔。

称赞者与批评者的分歧，实则映射了近代中国转型期的核心困境：当旧秩序积重难返、新秩序尚未建立之时，是选择"目的证明手段"的激进革命，还是坚守"程序正义"的渐进改良？冯玉祥选择了前者，胡适捍卫了后者，而历史最终证明，二者的张力至今仍在拉扯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961年10月13日，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溥仪与鹿钟麟、熊秉坤在北京重逢。

鹿钟麟笑着问："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把你送出王宫到醇亲王府，临下车时我问你，你愿意做老百姓呢，还是做皇帝？"

溥仪答："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要做老百姓，可是，老实说，那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众人哄笑。

这笑声穿越三十七年烽烟，道尽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