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就偷偷准备，已盯紧东大，扩军只是第一步，随时有开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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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人间WEEKLY

编辑I人间WEEKLY

前言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正在向战争靠近，不能只听政客在台上说了什么，更要看军队在台下准备了什么。

日本的偷偷准备

2025年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全日本葬祭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签署合作协议，适用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灾害，也明确写入“武力攻击事态”和“存立危机事态”。

协议涉及遗体安置、保存和运送，遗体袋、棺木、保冷材料供应，以及遗属沟通、遗体修复和防腐处理等内容。相关合作还可以向日本各地区、都道府县层级继续延伸。

对一支长期以“专守防卫”为名、战后没有经历大规模作战减员的军队来说，开始系统安排阵亡人员善后，至少说明一种变化：过去被视为极端假设的战争场景，正在变成可以执行、可以调动民间资源的现实方案。

2026年6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又在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国内最大规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首次公开展示“25式高速滑空弹”发射装置。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在持续发展防区外打击能力，并把军事重心向西南方向倾斜。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加紧扩建弹药储存设施。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前后增建约130座弹药库，目前已有65座确定选址，主要分布在北海道、京都、宫崎、鹿儿岛和冲绳等地。2026财年，日本继续增加弹药储备和持续作战能力方面的投入。

把殡葬协作、远程武器、弹药储备和基地建设放在一起看，轮廓已经十分清楚：日本的军事准备正在从“有没有能力参战”，转向“能够打多久、伤亡怎样处理、后方如何支撑”。

甲午战争留下的，不只是一次失败

有人会问，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早已不是晚清可比，日本还有胆量冒险吗？

历史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从不保证弱者不敢下注。

1894年甲午战争前，清朝在经济总量和兵员规模上占有优势，北洋水师也曾被视为亚洲强大舰队之一。

但经济规模、军舰吨位和军队人数，并没有自动转化成高效动员、统一指挥、工业保障和作战意志。日本最终在丰岛海面先发制人，以不宣而战的方式把清政府拖入战争。

网上曾流传一个颇为夸张的比喻：日本面对美国和俄罗斯时，即便胜算较高，也会担心失败后的毁灭性报复；面对中国时，即便胜算很低，也可能因为历史经验而产生侥幸。

这个比喻当然不能当成严肃的战略模型，却点中了一个关键：一个国家是否敢于冒险，不只取决于力量对比，还取决于它怎样估算失败成本。

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以及大批关东军人员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的经历，让日本社会知道，美国和苏联式的报复意味着什么。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在遭受侵略后，更多时候选择克制和善后。侵略者如果把这种克制误读为软弱，历史记忆就可能成为新的冒险诱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仍一度继续处理对日庚子赔款。有资料记载，1937年8月底仍支付了当月对日款项32824英镑，9月以后才停止实际交付。相关研究也显示，随后存入银行的对日庚款并未再交给日本。

这个细节令人沉重。淞沪战场已经血流成河，旧条约形成的财政绳索却没有立刻斩断。它说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连反抗侵略都要承受历史债务和制度惯性留下的枷锁。

善意不能代替历史清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没有对大批投降日军实施报复性屠杀，而是组织遣返。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又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个决定体现了中国面向未来的政治胸襟，也大幅减轻了日本战后需要承担的经济责任。

但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并非从未作出正式道歉。1995年“村山谈话”明确承认，日本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并表达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道歉的政治信用后来不断被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淡化侵略、右翼政客否认历史等行为消耗。受害者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一句话，而是日本国家是否愿意让这句话成为长期、稳定、不可倒退的政治底线。

冈村宁次等重要战犯最终逃脱应有惩罚，也容易让日本右翼形成一种危险错觉：战争即使失败，个人与国家付出的代价也未必同罪行相称。

历史宽容若没有制度性的记忆、教育和约束，就可能被投机者当成下一次下注的安全垫。

这也是为什么，高市早苗等日本政客把所谓“台湾有事”与日本安全捆绑时，中国不能只把它看成选举口号。

高市早苗目前担任日本首相，其政府正在推动调整“安保三文件”，继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部署，并试探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边界。

真正的威慑，是让冒险者算清代价

日本经济正面临产业竞争、能源进口、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日元也在2026年持续走弱。6月29日，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1.97日元，创近40年来新低；7月下旬又跌破163。

六年前，100日元大约能够兑换6元多人民币，如今只能兑换4元多。对普通日本家庭而言，这意味着进口能源、食品和海外商品变得更贵，实际购买力明显下降。

但汇率下跌不等于日本必然发动战争。真正危险的是，当经济焦虑、右翼民族主义和军事松绑相互叠加，部分政客可能试图通过制造外部威胁转移国内压力。

历史上的日本，曾多次在资源紧张、经济困难和外部压力上升时走向对外扩张。今天的中国必须记住这种历史规律，但也不必陷入盲目恐慌。

现在的中国不是1894年的清朝，更不是1937年工业基础薄弱、山河破碎的旧中国。中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强大国防动员能力以及现代化海空力量。

对日本右翼最有效的警告，不是情绪化地喊打喊杀，而是让任何决策者都明白：一旦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代价将远远超过其能够承受的范围。

在海洋权益问题上，同样必须讲事实、讲规则。中方长期主张，冲之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意义上的岩礁，不能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至于琉球的历史和战后安排，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但不能把学术争议直接写成未经国际法程序确认的现实主权结论。

立场越坚定，论证越要准确；越是面对日本右翼的叙事战，越不能给对方留下抓住事实漏洞的机会。

中国真正需要放弃的，不是和平愿望，而是对军国主义会自动消失的幻想。

对日本人民可以友好，对历史问题可以保持理性，对正常合作可以继续开放；但对任何试图重走侵略道路、介入中国内政、挑战中国主权的力量，都必须划出清晰红线，并以足够可靠的实力守住红线。

结语

最稳固的和平，从来不是期待战争永远不会到来，而是把准备做得足够扎实，让战争发动者在行动之前就确信：这不是一场可以侥幸获利的赌局，更不存在输了以后还能轻松退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