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察觉自己对健康与“优化”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执念。但回头去看，预兆其实早就出现了。那时还没有恢复分数、长寿网红或智能戒指配色之类的话题成为日常谈资，而我作为一名科技记者，评测健康硬件和健身追踪器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可它们却不知不觉渗透进了我的私人生活。最极致的时候，我同时戴着不止一块健身追踪器，因为我谁都不完全信任。每天夜里，我会把数据导出、录入自己整理的电子表格，就为了能亲自动手分析。
那时我大多数日子能走出两万步以上，有些天逼近三万步，看到数字不断攀升会带来强烈的满足感。我渐渐迷上了一个念头：几乎每一件事都存在着一种“最优解”——最优饮食、最优晨间流程、最优补剂组合、最优睡眠时间表。每一个新涌现的健康风潮，都伴随着某种“隐秘知识”的承诺，而我急不可耐地愿意相信。我把钱花在静修营、线上课程和各式设备上，也追随过那些从可疑到荒谬的建议。至于那次苛刻的断食静修，每天给所有人安排小麦草灌肠的细节，就更不用提了。
古怪的是，在当时这一切丝毫不让人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有什么感觉，那也只是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我的追踪器会为达成目标而祝贺我，健身应用会发放徽章、维持连续记录。永远有下一个目标要达成，永远有另一项指标有待提升。这种执念把自己包装成自我完善，极具欺骗性，以至于我几乎从未怀疑。
但我当时并不明白，自律与执迷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界限。你可以一步步跨过去，一次养成一个习惯、达成一个目标，直到某天，一个原本真心想照顾自己的努力，变成了压迫、焦虑和控制的又一个来源。十多年后的今天，可穿戴设备、恢复分数和优化文化早已主流化，而我认为自己的经历并不个别。甚至连我都惊讶，我们竟然很少去谈论不断测量自身所付出的心理代价，以及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让我们死死盯着数字的角色。
幸运的是，我后来与运动和健康数据建立起了更健康的关系。但当我听到有人说“摘下设备就感到愧疚”时，我知道那就是一个警告信号了。这种自我量化带来的紧张感，远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普遍，也远比那些闪亮的徽章和连续记录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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