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始终坚信一个家庭最好的配置应该是“一人稳定兜底,一人全力冲锋”。
妻子毕业后就进入了体制内,我在以应届生身份参加过一年的考公之后选择在私企拼杀。她负责守家,我负责赚钱。那时候,我看着她的工作,甚至有些不理解——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能有什么意思?
34岁那年,YQ后的第二年,市场环境骤变,所处的行业在国家调控和YQ双重影响下,彻底跌入了谷底,整个行业的去化速度断崖式下降,项目上隔三差五的就有人被优化,看着他们被优化后长久的赋闲在家以及找工作时的处处碰壁,我陷入了深深不安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试错成本了。看着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和妻子照顾孩子家庭忙碌的身影,加上家人软磨硬泡的劝说,在34岁的年纪终于是再一次鼓起勇气备考公务员考试。
幸运的是,我用了两次机会成功上岸了一个地级市市直部门的公务员编制。虽然明知工资会面临对折下降都不止,但拿到录取通知的那天,妻子做了一桌子菜,笑着说:“以后总算能在同一个频道上说话了,我也比以前更有底气消费了。”
当时我不懂为什么,直到入编三年后的今天,我才彻彻底底体会到:双体制内家庭最大的红利,不是金钱,是时间。
从“时差夫妻”到“同频共振”
以前在私企工作,特别是最后几年作为项目上的某部门负责人,我没有“下班”这个概念,特别是最后两年,集团准备IPO,财务部门真的很多时候没日没夜没周末的随时听候集团总部财务中心的通知,准备各种材料。白天准备材料,晚上应付各种应酬,真的是5+2、白加黑,凌晨回家成了一种常态,妻子独自面对哭闹的孩子和冷清的晚餐,我们明明住在同一屋檐下,过的却是时差生活——她睡了我才回,她未醒我已走。吵架都吵不痛快,因为根本没时间面对面去吵架。
最近这三年呢?大多数情况下是五点半同时下班,一起做饭,一起检查孩子作业、轮流陪孩子阅读。周末更是雷打不动双休,我们甚至重新养成了每天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家长会上,我终于不再是那个缺席的爸爸,我也加入了家委会,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老师说,孩子这两年性格开朗了很多,因为父母终于能一起出席他的每一次成长仪式了。
“稳定”给了我们慢下来的底气
两份工资加起来,也就是本地中等水平,甚至不如原来一个人的工资高,但那种确定的预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给了我们慢下来的勇气。
在私企,今天的高薪不代表明年还有,甚至不能代表明天还有,花钱总带着焦虑。而对于双体制内家庭而言,我们能清晰算出未来十年的家庭收入曲线。这种确定性,让我们敢把钱花在“体验”上——周末可以带孩子去公园野餐,给孩子报兴趣班。
现在的我们终于有了“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重新定义“赚钱”与“陪家人”
以前我总觉得男人赚不到钱就是失败,第一职责应该是赚钱养家。错过孩子第一次走路,我会安慰自己:没关系,多赚点钱给他买最好的玩具。
但现在我明白了:孩子需要的不是最好的玩具,他需要的是爸爸蹲下来陪他搭积木、周末陪他踢足球、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妻子要的也不是最贵的包,而是晚上有人窝在沙发里陪她追剧、和她一起分担家务、照顾孩子。
双体制内的稳定,给了我们这种奢侈的陪伴权。我们也许再也不会有发大财的机会,但同时也规避了失业的风险。我们用收入的“上限”换取了生活的“下限”,用物质的“不算丰厚”换来了精神的“富足”。
今年是我入编第三年,37岁,步入中年,我不再后悔当初的选择,不再埋怨父母妻子一遍遍催促考编。看过风景,撞过南墙,体验了一圈之后发现,对普通家庭而言,最好的资产配置不是梭哈高风险博高收益,而是夫妻同心,细水长流。
我们依然会为孩子的教育焦虑,会为父母的老去担忧,会抱怨工资涨不过通胀。但每当夕阳西下,一家三口围坐餐桌,听着孩子叽叽喳喳讲学校的趣事,我就觉得——这种“稳”,值得。
34岁那年的转身,并不意味着我向生活投降,也有人会说,大龄上岸也许会对前途有影响,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我的整个世界。
如果此刻你也在十字路口徘徊,我想说:飞累了,飘够了,落地也是一种前进。毕竟人生这场马拉松,能笑着陪家人跑到终点的,才是最后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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