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差距早就注定 | 冯渊

电视剧《大江大河》（2018）剧照

必强哥的父亲担任过我们公社书记，还担任过供销社领导，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

我1978年秋天听到必强哥的故事时，他刚考到安徽大学读书，那年他18岁；我10岁，刚上初一。

故事是表伯讲的，表伯高门大嗓，他说，必强到赛口供销社下属的大河门市部玩，看到生资柜组摆在地上出售的铁锅，一一踢过去。铁锅是能踢的吗？但他就这样一一踢过去。生资柜组单独一间店堂，卖犁铧、铁锅，柜台上是铁的气味；糖酒柜组，有糖果、饼干和散装酒的香味。父亲是花纱柜组，府绸、的确良高档一点，放在显眼的位置；涤卡、花哔叽、凡立丁是不敢坐在上面的，那是高贵的布。白市布、花棉布堆叠着，可以躺在上面玩，我常常吸着鼻子，嗅整个店堂里充盈的丰衣足食味道，却连一颗糖果也吃不到。

必强哥为何不到糖酒柜组，却跑到生资柜组踢地上的铁锅呢？这是哪一年的事？表伯不说，他接下来说：“这个调皮鬼突然变了，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三个月不出来，背书、写作业，然后，就考取了大学。”

曲终奏雅，表伯是专门为我说这个故事的。我低下头，回到表哥房间写作业去了。

表伯是表哥的父亲，表哥是村小学老师，我上初中之前，父亲安排我在表哥任教的班级里读了一年书。他们那个村子叫八房。八房离大河门市部很近。

必强的母亲是八房的姑娘，八房是必强的外婆家。他少年很多时光在外婆家度过，和我表哥一起玩，那时我太小，没有机会认识他。

1982年，我考上池州师范。必强哥大学毕业分在省内某师专任教。1985年冬天，我不知从哪里听说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读书困惑。很快收到他的回信，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通信。他竖行书写，偶用繁体字，字很漂亮，是那种让我一下子自惭形秽的漂亮。

他的描述很有意思。“永红小弟，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但开始亦很茫然。因为我只知道你这么个人，认识你。但不知你具体叫什么。后来想了半天才想到你父亲就是大河门市部的冯经理吧？请代我向你父亲问好！……很佩服他的精神能力，亦很佩服他的为人。”

他见过“我”，知道我是谁的儿子，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在生资店堂踢铁锅时，我到哪里玩去了？人和人的相遇，犹如布朗运动，毫无规则，永不停息，擦肩而过或者劈面相逢，都不由自己做主。

“你来信谈到读了那几本美学书，十分难得。因为目前真读书的人还是比‘想读书’或‘要读书’甚至是‘喊读书’的少多了。真能读桑塔耶纳及李斯托威尔的书，哪怕读朱光潜先生李泽厚先生的书是很不容易的。据我所感，大学本科生读这几本书的人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所以我为你感到由衷的高兴。”

桑塔耶纳讨论美感和快感的书，我尚能识得皮毛；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硬”看，我没有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身边也没有师友讨教，没有辅助资源可供参考，根本没有资格同他交流读书体验。

我当时对李氏的一个论断很感兴趣，李氏认为审美的对立面不是审丑，而是审美冷淡。正好契合我那一点潜滋暗长的对文学的热情。但要将这一点展开来说，我既缺乏学术基础，也没有创作实践，只是徒劳地表达自己独学无友的困惑，遇到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就某个问题与必强哥讨论下去，所以这封信之后，没有我预想的深入交流，当然，责任在我。他在信中还是认真推荐了几本书让我读，包括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王朝闻的《美学概论》。他特别强调：“下次最好请谈谈你读过这些书的具体体会，也谈谈你读这些书的目的和方法。”

这封信写于1985年12月14日。离我毕业只有一个学期。我不满足于平庸的学习生活，想另外开掘一片空间，但囿于视野、禀赋，终于半途而废，回到现实中，很快成了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这封信我保留多年，是珍惜必强哥对我的关照。今天，我不大会对一个年轻人写这么长的信进行指导，一则我未必有能力，二则我也没有这份热情。

我在乡下初中任教时，必强哥的母亲正好担任赛口区分管教育卫生的副区长。我在《老校长》一文中写到的校长，他的村子紧挨着八房，老校长和副区长是儿时玩伴，那时常一起坐在全区教师大会的主席台上，给我们青年教师讲话。

副区长天赋讲演才华。那时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会上，副区长时而谈笑风生，时而正颜厉色，我记得她一个形象的比喻：“全盘西化搞不得，你看赛口街上就是——路面硬化程度不够，一到下雨就全盘‘稀’化，寸步难行。”与会的老师都笑了。

副区长娘家有个内侄，正在上初中，成绩不好。老师在他作业本上批了四个字：不可救药。这件事后来闹大了，几乎每次会议都会被拿出来批评。“怎么可以说一个学生不可救药呢？老师是干什么的？”

有老师小声嘀咕：“那孩子就不是个东西。”

后来，副区长主要分管计划生育。和孕妇打交道比教师更麻烦，不过也没出什么乱子。

这一阶段，必强哥的妹妹必芳，分到我父亲的单位。必芳姐小时候不慎落井受过惊吓，神经受到一点刺激。我有时去父亲单位，常与她聊天。她性格直率，说话毫无遮拦。必强哥在我眼中是神一般的存在，她并没有觉得，相反，对母亲、兄长另有评判。其时电视里正在播放老舍的《四世同堂》，她就说：“我妈妈就是大赤包。跟大赤包一个样。”

我不能接她的话茬，猜想大概是副区长母亲给了她较多的压力。兄长的名气很多时候也对弟妹形成不公正的压迫。我本来希望有一个必强哥这样的哥哥，看到必芳姐的态度，又想，如果没有足够的天分，做他的弟弟也很难吧。

副区长常常收到儿子从北京寄来的《当代电影》《小说评论》样刊，塞满了书橱的上半格。我那时在地方报纸上偶尔才能发一篇千字文，副区长就说：“你还小，好好写。”

必芳姐分在生资柜组，生意冷清。我记得有年春天，老是下雨。她在房间里一直哼唱一首歌：“为什么春天你要迟到，等得我好烦恼。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再不来鸟儿也飞了。”就这几句，卡带一样，循环往复。必芳姐比我大四岁，她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不知道。我猜想，我眼里这个显赫的家庭里，她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

毕业回乡当老师，我仍保持阅读、写作的习惯。老校长的儿子也爱写作，天赋甚高，跟必强哥联系紧密。有一次我将一篇习作交给他一起寄给必强哥，回复时必强哥奖掖有加。但我更多的是惭愧，前几年说好的读书计划怎么就不了了之？此刻的写作又能坚持多久？我不甘平庸，但终于还是败给了平凡的禀赋。

后来，我见过两次必强哥。一次是1991年，在八房，放暑假了，我帮表哥家插秧。必强哥和他的妻子一人撑着一把小阳伞从田埂上走过。表哥大声跟他们寒暄。我像看天上的星宿下凡一样，看这两个人，肤色白皙，衣服轻软，谈笑着往不远处的公路走去。我一身汗水，稻田里的污泥溅在脸上也不好擦拭，手上也是泥，赶紧埋头插秧。

还有一次是1993年，他刚出版了《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我写了一篇书评，发在《安庆日报》“读书”版上。他正好回家探亲，老校长在赛口中学招待他，喊我过去作陪。他专门问我讨要了这份报纸。

1995年夏天，我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与文学写作告别，也与因文学而联系的师友逐渐失去联系。

2023年我看到作家舒飞廉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到必强哥，赶紧问他：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舒飞廉曾经是《今古传奇·武侠版》主编，必强哥长年研究金庸、研究电影、研究当代文学，他们自然有交集。

舒飞廉很快发来必强哥夫人的微信，并说，必强哥不用微信。

我怕陡然联系太唐突，嫂夫人本不认识我，必强哥对我的记忆应也已渺茫。正好有个年轻教师读《成长之道——20位名师的生命叙事》这本书，书里收录了我讲述专业成长经历的文章，年轻教师写了一篇读后感，在全国新闻出版领域的一次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此文刚巧发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我记得该报就是嫂夫人供职的单位。于是，自报家门。

嫂夫人不久回复，我们又有了不绝如缕的联系。

我在网上找必强哥的照片，那个传说中踢遍铁锅的少年，已经比我当初见到的他的父亲还老。那个撑着阳伞三十出头的必强哥，今年66岁了。

春节回乡，跟父亲说起他们一家。我说：“陈伯伯古体诗写得好，县里人都知道。”

父亲说：“陈主任的字写得奇丑。”

“哦，没见过，但必强哥的字真漂亮，后来赛口中学的校名就是他题写的呢。”

必强哥写了四十多本书，涉及多个领域。除了天赋，他一定也很愿意吃苦。他能抵达的地方，我永远无法抵达，大概在1985年那封信里就能看出我们的差距。时间流驶，无论我怎样努力，那些差距也不能缩小一点。

必强哥谓谁？陈姓，单名一个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