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认识塔莎是在莫斯科大学那年的交换项目上。她学中文，我学俄语，两个语言都半吊子的人用手比划着聊了一下午，居然什么都聊明白了。后来我回国，她申请了孔子学院的奖学金追过来，在北京找了份翻译的工作，一年后我们领了证。
婚礼上我妈拉着她的手左看右看，说这姑娘眼睛好看，像蓝宝石。我爸比较务实，悄悄问我："生活习惯能适应不？"我说能，她吃中餐比我还香。
我爸点点头，没再问。
我是后来才知道那个问题的真正答案的。
婚后第三个月，北京入冬。第一场雪下来那天，塔莎特别高兴，拉着我去故宫拍照。红墙白雪，她穿一件白色羽绒服，鼻尖冻得通红，在午门前面转了三个圈。那天回家她做了红菜汤，加了酸奶油，喝完汤她靠在沙发上，忽然说了句："我想家了。"
这话她说得轻，我没太在意。北漂的人谁不想家？过年回去一趟就好了。
但塔莎的"想家"不是那种偶尔发作的乡愁。
入冬之后她开始频繁地开窗。零下五度的天，客厅窗户大敞着，冷风灌进来，我裹着毯子打喷嚏，她穿着单衣站在窗边深呼吸，说这让她想起伊尔库茨克。我说你把窗户关上行吗，她说再等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她说再等五分钟。最后她自己冻得嘴唇发紫了，才不情不愿地把窗户拉上。
半夜睡觉，她总把脚伸出被子外面。我给她掖回去，过一会儿她又伸出来。有回我半夜醒来摸她的脚，冰得像两块石头。我说你不冷吗，她迷迷糊糊回答："习惯了。家里暖气没那么热，脚在外面是正常的。"
还有吃的。冬天她每周要做一次俄式腌黄瓜，那股子酸味能弥漫整个厨房。腌完她也不急着吃，把玻璃罐放在阳台最冷的地方，说让它们"冻一冻才够味"。有次物业上门查暖气，看见阳台上码着一排玻璃罐，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化学实验。
真正让我意识到这是"病"的，是那年春节。
我们回我老家过年，南方没暖气，屋里靠空调和电暖器。塔莎穿了三层衣服还是手凉，晚上躺在被子里蜷成一团。我搂着她，问她要不要再加床被子。她摇头，把脸埋在我胸口，闷闷地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伊尔库茨克冬天零下二十七度。我小时候每天早上要走路去学校，睫毛上结着冰。那时候觉得冷得想死。可现在北京的冬天——"
她抬起头，蓝眼睛在黑暗里亮亮的。
"——太暖和了。暖和得我睡不着。"
我搂着她没说话。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塔莎没有什么"毛病"，她只是被一个零下二十七度的童年焊死了。那些开窗、伸脚、腌黄瓜、红菜汤，全都是她在用一己之力对抗一种连她自己都说不清的错位——她的身体在北京，但她的冬天永远留在西伯利亚。
后来我做了个决定。三月份的时候我带她去了趟漠河。
漠河那个小旅馆暖气烧得很旺，塔莎一进屋就皱眉，说太热了。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零下二十度的空气涌进来，她深深吸了一口。
"像吗？"我问。
"像。"她笑了一下，"像家门口那条路。"
那天晚上她睡得特别沉。半夜我摸她的脚，还是凉的，但她整个人舒展开来，眉头松着，嘴角微微翘起来。我在黑暗中看着她，忽然想起婚礼上我爸那个没问完的问题。
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你能接受她身上那些你理解不了的东西吗？
我当时回答不了。但现在我可以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爬起来关窗，外面的雪停了，白桦林在晨光里站着，枝头挂满霜。塔莎翻了个身，用俄语嘟囔了一句梦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妈妈，我回来了"。
我轻轻把窗户又推开了一点。
零下二十度。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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