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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本文为个人原创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请勿造谣传谣,请勿过度解读,理性阅读、文明讨论。每一个人的感情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楔子
那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按下门铃时,我正蹲在卫生间擦地。
抹布拧出的脏水混着84消毒液,刺鼻得让人眼眶发酸,婆婆走了六天,家里那股子老人味还没散尽。我听见门铃响了三声,心里还犯嘀咕,这大清早的谁来找我?难道是镇上收电费的老王?可我上个月才交过啊。
透过猫眼往外看,只见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三十来岁,穿着熨得笔挺的黑西装,夹着个鼓鼓囊囊的棕色公文包,面容严肃得像来执行公务的。我上下打量了他两遍,确定不认识这张脸,又看他没穿制服,不像政府的人,倒像是城里那种坐写字楼的。我以为是哪个不熟的白事亲戚,乡下规矩多,人刚走那阵子总有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上门吊唁,我开了条门缝。
"请问是赵玉兰女士吗?"他推了推金丝眼镜,声音平静而正式,"我是刘桂芳老人生前委托的遗嘱执行律师,姓陈。"
我攥着湿抹布的手猛地一紧,水顺着指缝滴在门槛上。十七年了,那个住在我家连水电费都没掏过一分钱的婆婆,那个临走前只留下一包袱旧衣裳的老太太,居然还有遗嘱?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第一个念头是——这怕不是骗子吧?桂芳活着的时候穷得叮当响,连件新棉袄都舍不得买,她能有啥遗产值得请律师?
可这念头只是一闪。我打量着门外的陈律师,他站得笔直,目光坦然,公文包上的金属扣锃亮,整个人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正规劲儿。我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侧身让开门口:"进来说吧。"
第一章
说起来,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二十三年前没拦住大强娶他那个城里来的娇小姐。
大强是我的独子,在建筑公司当技术员,人长得周正,浓眉大眼,跟他爸年轻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这孩子打小就老实,老实到什么程度呢?上初中那会儿,班上混混欺负他,往他书包里塞癞蛤蟆,他愣是忍了一个学期没告诉我,最后还是班主任家访我才知道。我气得要去找学校理论,他拽着我的袖子说:"妈,别去了,他们以后不欺负我了。"
就这性子,你说我怎么能放心他娶那个周婷?
周婷是大强在城里认识的,听说是服装店的售货员,长得倒是漂亮,水灵灵的一双眼,皮肤白得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说话声音又甜又脆。可大强第一次把她领回家那天,我就觉出不对劲了。
那天是个礼拜天,大强提前打了电话说要带女朋友回来,我一早就开始忙活。杀了只老母鸡炖上,蒸了腊肉,炒了四个菜,把家里那张老八仙桌擦了三遍,连桌腿缝里的灰都用筷子裹着抹布抠干净了。我还特意把堂屋里那盏四十瓦的灯泡换成了六十瓦的,就怕屋里暗,让人家姑娘觉得寒碜。
可周婷进门之后,她那双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嗒嗒响了三声,先没看人,目光先把我家堂屋扫了一遍。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挑剔,先是落在墙皮有点剥落的那面墙上,然后移到我用旧床单改的沙发罩上,最后停在窗台上那个搪瓷茶缸上——那是我用了二十年的茶缸,磕了好几个豁口,可洗干净了照样能用。
她的嘴角抽了一下。很细微的动作,可我这双看了一辈子人脸色的眼睛,怎么会错过?
"阿姨好。"她叫了一声,声音甜,可那甜里透着客气,像超市里卖的那种罐装糖水,喝一口就知道是兑的。
大强没觉出什么,乐呵呵地拉着她坐下,给她夹菜夹得殷勤。我端着最后一碗汤从灶房出来,正看见周婷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鸡肉,眉头微微蹙着。那只鸡我炖了两个钟头,烂得骨头都酥了,可她就夹了一小块,剩下的大半碗都剩在碗里。
吃完饭大强帮着收碗,周婷坐在沙发上,从包里摸出手机看了看,又放回去,整个人绷得紧紧的,像是坐不下去又不好意思走。我心里叹了口气,这姑娘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她身上喷着香水,那味道浓得呛人,把我灶房飘出来的鸡汤味都盖住了。
可大强喜欢。他看周婷的眼神,亮得像点了两盏灯,跟在工地上看图纸完全不是一个人。送走他们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盯着那碗剩了大半的鸡肉发呆。鸡是自家养的,鸡蛋攒了一个月才凑够一筐,拿去镇上卖了二十块钱,我又添了五块,才买了这罐煤气炖的汤。可人家姑娘不稀罕。
我那时候就想劝大强分手,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十八岁嫁进赵家,老头子那时候穷得叮当响,连个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我不也跟了他一辈子?感情这事,旁人说了不算,得他自己尝过了才知道滋味。
果然,结婚第二年,周婷就撺掇大强去城里买房。
那天大强一个人回来的,进门的时候脸色就不太对。他在灶房里坐了半个钟头,看我忙前忙后地烙饼,支支吾吾半天开不了口。我太了解自己儿子了,他从小就这样,想要啥从来不会张嘴要,就在旁边转来转去,跟那拉磨的驴似的。最后是我忍不住了:"有啥事你就说。"
"妈,"他搓着手,低着头不敢看我,"周婷她……想买房子。市里有个楼盘开盘,首付要十八万,我俩攒了十万,还差八万……"
我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一下。八万块,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数字。老头子当年在工地上出了事故,腿被预制板砸断了,包工头赔了十万块。那钱我一分没动,压在柜子底层那个铁盒子里,用红布包了三层,想着将来给大强娶媳妇用的。可那是我的棺材本啊,老头子没了,我一个人拉扯大强,万一哪天有个头疼脑热,连个依靠都没有。
"妈,"大强看我半天没说话,声音更低了,"算我借的,等我发了年终奖就还您。"
我把擀面杖搁在案板上,转身去里屋开柜子。铁盒子拿出来的时候,我的手在抖。那红布包了十年了,边角都磨起了毛。我一层一层揭开,一沓票子码得整整齐齐,最大的面额五十,最小的五块,是我这些年种菜卖菜一毛一毛攒起来的。
"拿去吧。"我把钱推到他面前。
大强愣住了,然后"扑通"一声跪下来,给我磕了个头。那声响砸在我心口上,比擀面杖敲案板还重。
"妈,我以后一定还您。"
我背过身去擦灶台,没让他看见我掉眼泪。我说:"赶紧走,趁天没黑。"
他走了之后,我听见院门合上的声音,然后整个世界就安静了。灶台上那摞饼还冒着热气,我拿起一张,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就掉在饼上了。咸的。
后来他们搬去了市里,住进那套一百二十平的电梯房。我去过一次,光客厅就比我整个家都大,真皮沙发摆了一圈,茶几是玻璃的,擦得能照见人影。周婷给我倒了杯茶,杯子是细瓷的,上面画着金边,我端着的时候手都在抖,生怕给人家碰碎了。
那回我住了三天,第三天就走了。睡不惯那软床,腰疼。也听不惯楼上半夜还有动静,整宿整宿睡不着。更住不惯的是周婷看我的眼神,客气归客气,可那客气里带着距离,像是怕我把那细瓷杯子碰碎了似的。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去过。大强倒是隔几个月回来一趟,可周婷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两次。逢年过节她倒是会打电话来,在那边喊"妈",声音甜得发腻,可我从没听她叫过第二声。有时候电话里能听见她在那边指挥大强:"跟你妈说,今年过年回不去,公司忙。"大强就在旁边讪讪地补充两句,然后匆匆挂了。
人心隔肚皮,可当妈的心,隔着电话线也能听出真假。
真正让我寒心的,是八年前我摔断腿那回。
那年秋天雨水多,院子里长了青苔,我端着盆水出去倒,脚下一滑就摔了。股骨颈骨折,疼得我趴在地上动弹不得,雨水把衣裳全打湿了,我趴在那儿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最后还是隔壁刘婶听见动静翻墙过来,打了镇医院的电话。
我在医院躺了三天,大强才赶回来。他在工地上走不开,请了假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到医院的时候眼睛红红的,胡子拉碴。他守了我三天,给我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我心里又疼又暖。
可周婷只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她倒是问了几句:"妈怎么样了?严重不严重?"然后话锋一转,说孩子要中考了,补课班请不了假,实在走不开。大强在旁边听着,脸色很难看,但对着电话也只是说:"你照顾好孩子,妈这边有我。"
挂了电话,他在病房里坐了很久,没说话。我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出神,那形状像极了一个蜷缩的老太太,弓着背,低着头,像在哭。我知道大强心里不好受,可我能说什么?那是他媳妇,是他孩子的妈。
出院后我拄了三个月拐杖。刘婶每天来给我送饭,端着热腾腾的疙瘩汤,碗沿上搁着一双筷子。她坐在我床边的凳子上,看着我一口一口喝汤,嘴里念叨:"玉兰啊,你这儿子算是白养了。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话一点不假。"
我当时还嘴硬:"孩子忙,不容易。周婷她也有难处,家里一个孩子要管,工作又脱不开身……"
"你就替他们找借口吧。"刘婶白了我一眼,"我儿子也在城里上班,可我那媳妇隔三差五还打电话问寒问暖,过年给我买衣裳寄回来。你这儿媳妇呢?你来我这住了几天院,她送过一碗汤没有?"
我没接话,低头喝汤。那汤热乎乎的,可喝到胃里还是凉的。
我心里明镜似的。我这一辈子,十八岁嫁进赵家,伺候公婆到老,给老头子送终,又拉扯大强长大。十八岁到六十岁,整整四十二年,我没一天是为自己活的。公婆瘫在床上那几年,我天天给他们翻身擦洗,公公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玉兰,赵家亏欠你。"
那时候我没觉得亏欠,觉得这就是当媳妇的本分。可等我老了,躺在医院连个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我才明白——人这一辈子,不能把所有的指望都押在别人身上,哪怕是亲儿子。
大强倒是说过要接我去城里住。有一回他打电话来,吞吞吐吐地说:"妈,要不您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买了个折叠床,放书房里……"
我还没接话,电话那头传来周婷的声音,隔着话筒都能听出她的不乐意:"书房那么小,再放张床还怎么办公?"然后她抢过电话,笑着跟我说:"妈,家里地方确实小,您来了怕住不惯。要不这样,等以后换了更大的房子,再接您来享福?"
电话挂了之后,我坐在院子里剥豆角,剥着剥着就停了。一碗豆角剥了半个钟头,壳是壳,豆是豆,全分开了。我把豆壳拢在一起,扔进簸箕里,起身去灶房生火。
享福?我不指望了。我就想安安生生过完剩下的日子,别拖累谁,也别被人嫌弃。
这么着,我一个人在小镇上过了七八年。日子过得慢,慢得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从东墙挪到西墙,得花上一整天。我种点菜,养几只鸡,赶集的时候把攒下的鸡蛋卖了换油盐,日子倒也过得去。只是每到晚上,屋里就我一个人,电视机开着当背景音,声音调得大大的,好让屋子里不那么空。
直到十七年前那个秋天,大强突然开车回来了。他一个人来的,身边跟着的不是周婷,而是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怀里抱着个布包袱,站在我家院门口,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妈,"大强从车上下来,脸上的表情我从没见过,像是做了亏心事的孩子,"这是大强的婆婆,刘桂芳老人。周婷她……嫌老人碍事,硬把人送出来了。我寻思着,要不先让婆婆在您这儿住段时间?"
我打量着那个老人。她瘦小得让人心疼,脸颊凹陷,颧骨突出,一双眼睛浑浊而怯弱,看了看我,又低下头去,干裂的嘴唇哆嗦着。她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穿的是一双手工布鞋,鞋底都快磨穿了。
她抬起头来看我,那眼神我太熟悉了,像我当年被公婆挑剔时的那种无助,像我摔断腿躺在地上喊不出声时的绝望。她张了张嘴,半天挤出两个字:"闺女……"
就那一声"闺女",我鼻子一酸。都是当婆婆的人,我能不知道被儿媳妇嫌弃的滋味?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去接过她怀里的布包袱:"进屋吧,外面风凉。"
桂芳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没说话,只是不住地点头,攥着包袱的手慢慢松开了。我扶着她的胳膊,感觉她整个人轻得像一捆干柴,门框都扶不稳。
大强站在车旁,看着我们进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回头瞪了他一眼:"还不进来帮拿东西?"
他赶紧从后备箱里搬出一个编织袋,里头装着桂芳的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口袋吃的。他搬进西屋,看了看那间很久没住人的屋子,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妈,麻烦您了。"
我摆摆手:"赶紧回去上班吧,别让周婷等久了。"
车子开走的时候,桂芳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那辆白色轿车拐出巷口,慢慢看不见了。她站在那儿很久,像一尊泥塑的像,风把她的白发吹起来,她也不动。
我走过去拉了拉她的袖子:"别看了,进来吧。西屋那床是旧了点,我换床新褥子就暖和了。"
她回过头来,眼圈红红的,嘴唇哆嗦着说:"闺女,我……我给你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我把她让进屋,"你安心住着。咱俩都是苦命人,互相照应吧。"
第二章
桂芳来的时候已经七十二了。她比我想象中要利索一些,虽然身子骨瘦小,但手脚还算灵活,耳朵有点背,跟她说话得扯着嗓子喊,可她眼神好,针线活做得仔细。我翻出老头子留下的一件旧棉袄让她拆了改个马甲,她坐在堂屋门口的阳光底下,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针脚又密又匀,比缝纫机踩出来的还齐整。
她住进西屋那张老式木板床的第一晚,翻来覆去到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在哭,抽抽搭搭的,像个小姑娘,把脸埋在被子里,声音闷闷的,生怕被人听见。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有些眼泪得让她自己流完,进去了反而让她难为情。
第二天一早,桂芳很早就起来了。我起床的时候灶房已经烧上了火,她蹲在地上在帮我择昨晚没择完的青菜,动作慢是慢,可择得仔细,一片烂叶子都不放过。看见我出来,她有些局促地站起来,搓着手说:"闺女,我看火还旺着,就想着先把菜择了……"
"你多睡会儿啊,起这么早干啥。"
"睡不着,"她低着头,"惯了,以前在家也是五点多就起。"
她说的"以前在家",是指她在儿子家住的那段日子。后来熟了之后,她断断续续跟我讲过一些。她说周婷嫌她起得早吵着睡觉,后来她就不敢出房门了,等到周婷上班走了才敢出来做早饭。有一回她煮了粥忘了关火,沸出来的米汤把灶台弄脏了,周婷回来发了好大的脾气,摔了一只碗。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动灶上的东西了。"她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搓衣角,"每天就啃两馒头,喝点白开水。他们中午不回来,晚上有时候在外头吃,我就自己在屋里待着,等他们回来了才敢去上厕所,怕弄出声响讨人嫌。"
我听得心里发堵。我说:"往后你甭管那些,这家我说了算,你想干啥就干啥,灶上的东西随便用。早上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没人嫌你吵。"
她抬起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闺女,你真是好人。"
"别老叫闺女闺女的,"我笑着说,"我姓赵,叫玉兰。你叫我玉兰就行。"
"玉兰,"她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好名字。花一样。"
就这样,两个被儿媳妇嫌弃的老太太,搭伙过起了日子。
桂芳话不多,但勤快。她主动包揽了择菜、扫地、叠衣服这些轻省的活,虽然动作慢些,但样样做得仔细。有一回我赶集回来,发现她把院子里那堆柴火重新码了一遍,劈好的木柴按长短粗细排得整整齐齐,靠墙码了一人高,看着都舒坦。我惊讶地问她:"你一个人搬的?"
她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慢慢搬的,又不急。你不在家我一个人没事干,活动活动筋骨。"
我注意到她那天晚上多吃了半碗饭。人在一个地方待得舒坦了,胃口都会好起来。
赶集的时候我骑三轮车带她去镇上。那辆三轮车是我老头子留下的,铁皮锈了好几处,车斗里铺着一块旧毯子。桂芳坐在车斗里,攥着车帮子,眼睛四处看。她好久没赶过集了,看什么都新鲜,卖糖葫芦的、炸油条的、耍把戏的,她都盯着看半天。
我给她买了一串糖葫芦,她推说不要,我硬塞到她手里:"尝尝,咱们这儿的糖葫芦山楂大,糖裹得厚。"
她咬了一口,酸甜的糖渣沾在嘴角,她伸出舌头舔了舔,那样子像个得了糖的小孩。我蹬着车,她在后面喊:"玉兰!那边有卖布的,你看那块蓝花布真好看!"
"等回来再买!先买菜!"
"哎!"
她的声音在风里扬起来,脆生生的,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人。
有一回在集市上碰见刘婶。刘婶是我们这条巷子的老住户,比我大两岁,儿子也在城里上班,就她一个人在家。她嘴碎,心倒不坏,就是爱管闲事。她看见我三轮车斗里坐着桂芳,好奇地凑过来:"玉兰,这谁啊?"
"大强他婆婆,来我家住段时间。"
刘婶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玉兰你是不是傻?你儿子把他婆婆塞给你,你倒好,真接着了?这老太太是你什么人你就伺候?"
我说:"还能撵出去咋的?七十多的人了,总不能让她睡大街。"
刘婶啧啧摇头:"你啊,就是太好说话。你养大强那么大,他给你一分钱没有?现在还搭进去个老累赘……她儿子呢?她儿媳妇呢?怎么就送到你这儿来了?"
"家里闹矛盾了。"我含糊地说,"先住着吧,往后的事往后再说。"
刘婶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心太软。我当年要是像你这么好说话,我那个小姑子能在我家赖十年不走?"她指了指桂芳,"我可跟你说清楚,这人要是住下来了,往后可就赖上你了。她儿子但凡有一点良心,也不会把亲妈往别人家送。你自己掂量着办。"
她这话不好听,可也戳到了我的痛处。大强把桂芳送来之后,确实再没提过接回去的事。头两年他还时不时打个电话问问,电话里桂芳总是说"都好都好",让他别操心。可挂了电话之后,她就坐在堂屋里发呆,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三年的时候,大强的电话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了两个月一次,后来变成了三个月。过年的时候他会寄五百块钱来,说是给两个老人买年货。钱不多,但对于我们乡下过日子来说,五百块能过一整个正月。桂芳每次收到钱都念叨:"这孩子,也不容易,在城里开销大。"
可她念叨完之后,总会把那个装钱的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信封印着大强单位的名字,她把那地址读了一遍又一遍,好像隔着那几行字就能看见她孙子似的。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西屋有动静。我凑过去听了听,是桂芳在说话,声音很小,像在跟谁念叨:"……今天集上看见有卖桂花糕的,玉兰给我买了一块,真甜。你要是还在就好了,我让你也尝尝……"
我退回了自己屋里,没惊动她。她是在跟她走了二十年的老伴说话。这人啊,活到一把年纪,心里头攒的话比山还多,平常没人听,就只能趁半夜说给走了的人听。
周婷从来没来看过桂芳。一次都没有。开始那两年,过年过节大强打电话来,桂芳接过电话,那边周婷喊一声"妈",然后就是大强在说。桂芳握着话筒,耳朵凑上去听,不住地点头"嗯嗯",可电话挂了之后我问她:"周婷都跟你说啥了?"她想了半天,说:"也没说啥,就问了问身体好不好。"
大强他爸倒是打过两次电话来。桂芳的亲生儿子,从外地打来的,在电话里喊"妈",声音粗粗的,带着愧疚的颤音。桂芳每次都哭,握着话筒的手抖,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嘴里却说:"没事没事,妈好着呢,你安心上班,别挂念。"
挂了电话她擦半天眼泪,然后把那张电话费单子叠好收进枕头底下,像是收藏什么宝贝一样。
有一年除夕,我特意多做了几个菜,炖了排骨,炸了丸子,蒸了条鱼。桂芳帮我打下手,剥蒜切葱,忙前忙后的,脸上带着笑。天还没黑,她就催我:"赶紧贴对联吧,别误了时辰。"我从柜子里翻出去年剩下的红纸,裁了两条,她帮我把浆糊刷在背面,站在凳子上和我一块贴。
那对联是我自己写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桂芳说:"好看,喜庆。"她站在院子里仰头看那两行红字,嘴里念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念完之后愣了愣,叹了口气:"福满门……咱这门里,是有福的。"
可那天下午大强的电话一直没来。桂芳在堂屋里等了一下午,把那部老式座机看了好几回,伸手去摸摸话筒,又缩回去。她坐在炕沿上,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背挺得直直的,像在等什么人。
天擦黑了,电话终于响了。她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颤,走过去接起来,那边是大强的声音:"奶,过年好!我跟周婷今年回不去,单位值班……您跟我妈好好过年!"
电话那头传来电视的声音和周婷远远喊了一句"妈过年好"。桂芳应了两声,握着话筒又站了一会儿,那边似乎有人在催,大强匆匆说了句"那先这样",就挂了。
桂芳握着话筒听着里面的忙音,站了好半天。她慢慢把电话放回去,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悲喜,只是眼眶有点红。她走回灶房,对我说:"玉兰,他们说今年忙,不回来了。"
我正往锅里下饺子,热气腾腾的水汽扑在脸上,熏得我眼睛发涩。我说:"不回来拉倒,咱俩吃。这么多饺子,够咱俩吃三天的。"
我把饺子捞出来,两大碗,白的皮绿的馅,圆滚滚的摆在粗瓷碗里。桂芳端起碗来,低头吃了一个,嚼了嚼,忽然说:"真好吃,跟我妈包的一个味。"
她妈。她说的她妈,应该是六十年前给她包饺子的那个人。那人都走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可一口饺子还能让她想起那个味道来。
那顿年夜饭,就我们两个人。窗外响起了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巷子里有小孩在喊"过年咯"。桂芳吃了六个饺子就放下了筷子,对着窗外发呆。窗玻璃上映出她的脸,沟沟壑壑的,跟院子里那棵老榆树的皮似的,可那双眼睛里映着窗外升起的烟花,一闪一闪的。
我突然想起老头子走的那年除夕,也是这么冷清。我跟大强两个人守着桌子,他才十岁,不太懂死是什么意思,只是一遍一遍问我:"妈,爸去哪了?他不回来吃饺子吗?"
我骗他说:"你爸去远门了,过年回不来。"然后背过身去擦眼泪。
那时候我以为最苦的日子就是那样了。可谁知道,人这一生,苦是没有尽头的。
第三章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捱着,像那老座钟的钟摆,左一下右一下,不快不慢,也不停。
桂芳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先是膝盖疼得走不动路,上下台阶得扶着墙,从灶房走到堂屋十几步路,她要歇两回。后来眼神也花了,针穿不进去,我那件破了洞的毛衣她缝了一下午,最后是我自己动手补的。
我带她去镇卫生院看,医生检查完了跟我说:"老年退行性病变,关节软骨磨损严重,没法治,只能养着。平时少走动,注意保暖,疼得厉害就吃点止痛药。"我拿了药,一个月的量一百二十块。我看了眼收费单,咬了咬牙,从兜里掏出钱包。
桂芳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我,看见我出来,紧张地问我:"医生咋说?要紧不?"
"没事,就是老毛病,吃点药就好了。"我把药袋子递给她看,"一天两次,一次一片。回去按时吃。"
她接过药袋子,翻了翻,忽然问我:"这药贵不贵?"
"不贵,几块钱。"
她没再说话,可我知道她心里有数。那之后她吃药就省着吃,膝盖疼得厉害才吃一片,不疼的时候就不吃。我发现之后跟她急了一回:"药是让你按时吃的!你不吃怎么好?"
她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玉兰,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吃那么好的药干啥?浪费钱……"
"什么叫浪费?"我把药片抠出来放在她手心里,"你活着就是好的,你死了我一个人跟谁说话?吃!我看着你咽下去。"
她仰头把药咽了,眼里头有泪花,可嘴角是笑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院子里的水管冻裂了一回,我找人修了花了八十块钱。桂芳听说之后,从她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卷着一些零钱,最大的面额十块,最小的一毛。她数了五十块给我:"玉兰,修水管的钱我给你摊一半。"
我推回去:"你留着买零嘴吧,我哪能要你的钱。"
"你拿着!"她态度难得强硬了一回,"我也住在这儿,水管是我用裂的,我得出钱。"
我拗不过她,收下了。那五十块钱我后来偷偷塞回了她的布包袱里,她一直没发现。可她那种"不能白住"的心意,我懂。
刘婶知道后又是一顿数落:"你看看你看看,你倒贴钱伺候她,她还跟你算得这么清。我跟你说玉兰,这老太太不简单,她把钱攥得紧着呢,将来指不定留给谁。"
我没往心里去。桂芳身上就那么点零钱,平日里赶集买个针头线脑都跟我推让半天,她能有啥大钱?再说了,就算她真有几个钱,那是她的,她愿意给谁给谁,我伺候她又不是图这个。
可我没想到的是,桂芳心里头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第二年开春,桂芳的关节好了一些,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走走了。我在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地,种了点小葱和青菜,她拄着拐杖站旁边看我翻地,忽然说:"玉兰,你明年种点丝瓜吧,丝瓜好活,结了瓜还能晒干了刷碗。"
"行啊,听你的。"
"再种几棵向日葵。"她眯着眼睛看太阳,"向日葵好看,开花了黄灿灿的一片,看着心里亮堂。"
那个春天,我们俩一块在院子里翻了地,撒了种。她坐在小板凳上帮我捡石头,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扔在筐里,干得认真极了。我看着她晒在阳光底下的侧影,白头发在风里飘着,脸上的皱纹被阳光照得浅了些,整个人有了一种舒展的神气。
这就是她的家了。我想。
第三年的时候,桂芳开始主动分担家务了。她学会了用我那台老式煤气灶,虽然动作慢,但能自己热个馒头、煮个粥了。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灶房已经飘着米香,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看着火,见我进来就笑着说:"玉兰,粥煮好了,我还切了两块咸菜。"
"你这起的也太早了。"
"睡不着,躺着也是躺着,不如起来做点事。"她把粥盛到碗里,端到我面前,"你尝尝,这回米放得不多不少,稠乎乎的。"
我喝了一口,确实好。她看着我喝粥的样子,眼睛里有一种满足的光,跟刘婶夸她儿子考上大学时那个眼神一模一样。我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意识到——她已经把我当成了她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她那些有血缘的亲人把她推出来了,可她在这儿,在我这儿,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说不上来,但让人心里头暖烘烘的。我从小到大,先是伺候公婆,然后拉扯大强,一辈子都在给人当支柱。后来公婆没了,大强走了,我一个人空落落的,像房子没了房梁。可桂芳来了之后,我又有了"被人需要"的踏实感。每天早上有人等我做早饭,天黑之前有人等我回家,赶集回来有人接过我手里的菜篮子……
这种感觉,多少钱都换不来。
第四年的时候,桂芳生了一场大病。感冒转肺炎,高烧烧到三十九度,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说胡话。我守了她两天两夜,用湿毛巾给她敷额头,喂她吃药喝水。隔壁小张帮我找了辆面包车想送她去镇医院,可桂芳烧得迷迷糊糊的,抓住我的手不松开:"不去……我不去医院……玉兰你别送我去……"
我知道她怕花钱,更怕给医院添麻烦。可她那样子不能再拖了,我硬是跟小张把她抬上车,送到了镇医院。输液输了两天,烧才退了。我守在病床前,趴在床边睡了好几宿,腰酸背痛,可看见她睁开眼睛叫"玉兰"的时候,所有的累都忘了。
她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花了多少钱?"
我瞪她:"命都要没了还惦记钱?"
她不吭声了,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像一条淋了雨的老狗。我给她掖了掖被角:"躺着别动,我去给你买碗粥。"
住院那三天,大强打了电话来问候,说最近忙,走不开。周婷在电话里说了句"让妈好好养着",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大强手里了。桂芳听了之后没说什么,只是转头看向窗外,窗外有棵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就飘下来几片。
出院之后,桂芳瘦了一圈,整个人更小了,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可她精气神倒好了一些,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坐在堂屋里看了半宿电视,我催她去睡觉,她说:"我在医院躺了三天,骨头都硬了,让我坐会儿。"
她看着电视上唱戏的,跟着哼哼了两句,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玉兰,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
"又说这些干啥?"
"我说真的。"她拉住我的手,那只手又干又瘦,像一把枯柴,可攥得紧紧的,"我刘桂芳活到这把岁数,谁都欠我的,可只有你,是我欠你的。"
我别过脸去:"赶紧睡觉去,明早还得吃粥呢。"
她笑了笑,松开我的手,拄着拐杖慢慢走回西屋。她的背影在过道里拉得很长,瘦瘦小小的,可走得比之前稳了些。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被人感恩的滋味,原来是这样,又暖又涩,像半熟的柿子,咬一口,甜里带着麻。
日子又过了好几年。桂芳越来越老了,从七十二到七十九,从七十九到八十三,她像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叶子一年比一年少,树皮一年比一年皴,可根扎在那儿,就还在那儿站着。
她开始频繁地跟我讲过去的事。说她年轻时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挣八个工分,年底能分一百斤麦子。说她男人——就是大强的爷爷——是个木匠,手艺好,十里八乡谁家打家具都找他。说他们结婚的时候穷,连床都是借的,可他一辈子没跟她红过脸。
"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桂芳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眯着眼看天边的晚霞,"他说,桂芳,我这辈子没给你挣下啥家业,对不住你。我说,你跟我过了一辈子,没让我饿着冻着,这就是最大的家业。"
她说着说着就不说了,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阳光打在她脸上,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安详得像一尊佛像。我坐在旁边剥豆角,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以为她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开口:"玉兰啊,你说人死了之后,到底有没有魂?"
我剥豆角的手停了一下:"有吧。要不那些烧纸钱的,烧给谁呢?"
"我也觉得有。"她睁开眼睛,"我有时候能看见他,站在院子里那棵槐树底下,冲我笑。还是年轻时候那个样子,浓眉大眼的,穿着一件白衬衫。"
"那是你想他了。"
"想他?"她想了想,笑了,"一辈子了,都在想。可我也没觉得苦,想着一个人过日子,比一个人过日子强。"
我看着她,忽然有点羡慕。我老头子走了三十年了,我快记不清他的脸了。可桂芳还记得,记得她男人穿白衬衫的样子,记得他冲她笑的样子。人这一辈子,有个能记一辈子的人,也是一种福分。
第四章
第八年的时候,桂芳的耳朵更背了。我跟她说话得趴在她耳边喊,她才能听清。她自己也着急,有一回镇上放电影,我骑三轮车带她去看,放的是《刘三姐》,她坐在人群里仰着脖子看字幕,看了半天也跟不上,后来就只看画面,看着刘三姐在漓江上唱歌,她跟着笑。
回家的路上她坐在车斗里,忽然问我:"玉兰,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耳朵也听不见,走路也走不动,光会给你添麻烦。"
我使劲蹬着车,风呼呼地吹:"谁说的?你昨天还帮我缝了条裤子呢,我眼神不好都穿不上针,你一穿就穿上了。你比我有用多了。"
"那是。"
她笑了,我在前面看不见她的脸,可听见她笑,我就知道她心里舒坦了。
第十年的时候,大强的孩子考上大学了。那孩子叫小宇,我见过的次数屈指可数,只记得小时候白白净净的,后来长成了个大个子。他考上的是省城的大学,大强打电话来报喜,桂芳接的电话,听明白了之后激动得直哆嗦:"考上了?考上了好!你告诉他,奶奶高兴!奶奶攒了钱,给他包个大红包!"
电话挂了之后,她真的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数了一遍。一共三百四十块,她数了三遍,确定没错。然后她抬头问我:"玉兰,你帮我寄给他行不?我不会汇款。"
我看着她手里那把皱巴巴的零钱,心里难受极了。她攒这三百多块钱攒了多久?怕是这些年我给她买零嘴的钱、过年给她压岁的钱、她捡废品卖的钱,全攒在里面了。
"小宇不缺钱,"我跟她说,"你留着自个儿花。"
"不行!"她急了,"我孙子考大学,我当奶奶的得出份子钱!你帮我想想办法,寄过去,一定得寄过去。"
我拗不过她,最后添了两百块,凑了五百四,给她汇过去了。汇款单拿回来给她看,她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指着我写的地址问:"这个就是小宇的学校?"
"对,省城大学。"
她摩挲着那张汇款单,嘴角弯弯的,眼睛里亮亮的:"我孙子,出息了。他爷爷要是还在,不知道该多高兴。"
可我后来才知道,那五百块钱到了大强手里,周婷转手给小宇买了个新手机。桂芳到死都不知道她攒了十年的钱换成了什么,但我觉得她不在乎。她就是想给,给出去就行了,钱在谁那儿,花在哪儿,她管不着,也管不了。
第十三年的时候,桂芳彻底走不动路了。她摔了一跤,没有上一次严重,可把我们都吓坏了。那天她起夜,没开灯,绊在门槛上,整个人扑在地上,我听见闷响冲过去,她已经爬不起来了,蜷在门口的地上,疼得直吸气。
我半夜把小张喊起来,用三轮车把她送到镇医院。这回拍片子,好在没骨折,只是软组织挫伤,可医生警告说,她这个年纪,骨质已经酥了,再摔一次就难说了。
从医院回来之后,我做了个决定。我把西屋的门槛锯掉了,地面铺了一块胶皮防滑垫。晚上在她屋里放了个夜壶,免得她半夜还要走到外面去。桂芳看着我为她忙前忙后地改造屋子,坐在床上看着我,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只说了一句:"玉兰,你对我太好了。"
"好不好不都得过日子。"我蹲在地上铺胶皮,头也没抬,"你要觉得我辛苦,就好好活着,少摔几回,就是帮我大忙了。"
她没说话,但我听见她在后面吸鼻子。
从那时候起,桂芳的活动范围就基本局限在屋里和院子这块小地方了。每天我扶着她到院子里坐一会儿,晒晒太阳,看看我种的小葱和向日葵。她坐在藤椅上,有时候能坐一整个下午,看着天上的云发呆。
有一回我问她:"你看啥呢?"
她说:"看云。你看那片,像不像一只羊?"
我抬头看了看,还真是,一片薄云被风吹着,边缘卷卷的,真像一只趴着的小羊。
"我小时候在乡下放羊,天天看云。"她说,"那时候想着,要是能一直放羊就好了,不用嫁人,不用伺候公婆,不用生娃……可后来还是嫁了,还是生了,还是伺候了一辈子。"
"后悔不?"
她想了想,笑了:"不后悔。我要是不嫁人,哪来的大强他爸?要没有大强他爸,哪来的大强?要没有大强,哪来的小宇?这人啊,你选了哪条路,那条路上就有你的牵挂。有了牵挂,就啥都不后悔了。"
我坐在她旁边的板凳上,晒着太阳,听着她说话,忽然觉得这辈子也没那么苦了。人在苦里头,只要有个人陪着说话,那苦就淡了。
第十五年的秋天,桂芳感冒了。这回不像上次那么严重,没发烧,可就是咳嗽,咳咳咳的,一咳起来整个身子都跟着抖。我带她去卫生院拿了药,回来按时吃,可就是不见好。她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我半夜起来给她倒了热水,她靠在床头,喝一口水,歇一会儿,再喝一口。
"玉兰,"她忽然叫我,"要是我这回过不去了,你……你别太伤心。"
"胡说什么?就是个感冒,过几天就好了。"
"我知道。"她咳了几声,喘了口气,"我就是想说,这十几年……我过得挺好的。比你亲妈还亲。我要是有个闺女,也就你这样了。"
我别过脸去擦桌子,手一直在抖。我说:"你好好养病,别说这些丧气话。等开春了,咱还得种丝瓜呢。"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那场感冒拖了半个月才好。好了之后桂芳更瘦了,原先还能穿的那件蓝布褂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袖口空荡荡的。可她的精神还在,春天的时候还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门口看我翻地,指着东边说:"丝瓜种那边吧,那面墙有太阳,爬得好。"
我把丝瓜种下去了,夏天的时候藤蔓爬满了东墙,开了一墙黄灿灿的花。桂芳坐在藤椅上,抬头看着那些花,眼神里有种温柔的光。
"好看。"她说。
我站在旁边,手里攥着水管给丝瓜浇水,水滴在叶子上,滚成一颗一颗亮晶晶的珠子。那一刻我觉得日子其实挺好的,就这么过下去,过到哪算哪。
第十六年的冬天,桂芳开始断断续续地交代后事。她跟我说,她柜子底下一件旧棉袄的内兜里有个信封,那是她的"要紧东西",让我等她走了之后再拆。我问她那是啥,她摇摇头:"现在不能看,等时候到了再拆。"
我又气又笑:"你这老太太,还搞神秘呢。"
她也笑:"哪是神秘,就是想让你多点盼头。人活着,有点盼头才不累。"
我不太明白她说的"盼头"是啥意思,也没追问。她身体越来越差,说话的力气都没多少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偶尔我扶她坐起来喝口水,她冲我笑笑,就又躺下去了。
第十七年的三月初,桂芳彻底起不来了。她躺在西屋那张我给她铺了十几年的木板床上,被子还是我给她做的那床棉被,蓝底碎花布面,洗得都快透了。她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玉兰……我要是走了……你一个人……别太苦着自己……"
"你说啥呢,好好养着,天暖和了就起来了。"
她不说话了,只是攥着我的手,那只手又瘦又凉,像一片落下来的枯树叶。她攥了我很久,然后慢慢松开了,闭上眼睛,呼吸越来越浅。
那天半夜,她走了。走得很安静,像一盏燃尽了油的灯。我早上端粥过去,发现她躺在床上,面色安详,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浅浅的弧度,手搭在被子上,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我喊了她两声,没应,伸手去探鼻息,已经凉了。
粥碗从我手里滑下去,碎在地上,白粥淌了一地。
我腿一软跪在床边,眼泪终于止不住了。十七年,六千多个日夜,这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这个被我那没良心的儿媳妇推出家门的老人,就这么躺在我给她铺的床单上,悄无声息地走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反反复复在响——往后这院子里,再也没有人叫我"玉兰"了。
后事是大强回来办的。他和周婷开车回来,我还记得周婷进门时的样子,穿着一身黑,脸上的妆化得精致,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扑到西屋门口哭:"妈!您怎么就这么走了!"
那哭声又尖又响,整个巷子都能听见。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桂芳活着的时候她一次没来看过,电话都懒得打,现在人走了,她倒哭得比谁都伤心。灵堂设好了,她跪在蒲团上烧纸钱,一边烧一边念叨:"妈您放心走,往后的日子我们好好的……"
好好的?我听得冷笑。桂芳在我家住了十七年,她连一双袜子都没送来过。现在说"好好的",是说给谁听的?
大强也红着眼眶,但没怎么哭。他张罗着买墓地、定灵车、通知亲戚,忙得团团转。办丧事的那三天,周婷倒是勤快,端茶倒水招待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嘴里一口一个"我们家婆婆",亲热得不得了。刘婶在旁边看着,悄悄拉了我一把,压低声音说:"你看看她,活着不养,死了倒会装。"
我摇了摇头:"算了,人都走了,计较这些干啥。"
桂芳的骨灰下葬在镇上的公墓,大强买的墓地,八千块。墓碑上刻着"先妣刘桂芳之墓",立碑人是她儿子和孙子。我的名字没在上面,这我不在意。我只是在坟前多站了一会儿,烧了把纸钱。那天风大,纸灰打着旋往天上飞,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我蹲在坟前,把带来的饺子摆了一碟。韭菜鸡蛋馅的,桂芳最爱吃的那种。我对着墓碑说:"桂芳,你爱吃饺子,我给你带了。往后每年清明我都来看你,给你带饺子,你别嫌远,往这边看着点,我就来。"
风把纸灰卷起来,吹了我一头一脸。我擦了擦眼睛,分不清是纸灰迷了眼还是别的什么。
回去的路上刘婶又碰见我了。这回她没再说风凉话,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玉兰,这下你解脱了。"
解脱了吗?我不知道。我只觉得家里一下子空了。西屋那张床还铺着桂芳的褥子,柜子里还放着她没吃完的药,灶台上还挂着她用的那条蓝毛巾,挂钩是她自己用铁丝弯的,弯得不太圆,有点歪。我每天还是做两碗饭,端上桌才想起对面已经没人了。
桂芳走后的第三天,我把她的被褥拆下来洗了。那床蓝底碎花的棉被我给她盖了十几年,里头的棉花都结块了,可她还是舍不得换,说"这被子暖"。我把被面晾在院子里的铁丝上,风一吹,那块花布就飘起来,像一面旧旗。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块布发呆,忽然想起她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穿着蓝布褂子站在这个院门口,怯生生地叫了一声"闺女"。那时候她七十二,如今八十九。十七年的光阴,都在这块花布上了。
第五天,我开始收拾她的遗物。那个布包袱还在柜子顶上,我拿下来打开,里头就几件换洗衣裳,两双布鞋,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桂芳,扎着两条大辫子,抱着个婴儿站在麦田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背后写着一行字:1968年,摄于生产队,儿满百日。
我拿着照片擦了擦,想留下来做个念想。那个年代,她们那辈人,在麦田里抱着孩子照相,大概就是人生最好的时刻了。那时候她以为往后的日子都会像照片上那样阳光灿烂麦浪金黄,谁知道后来会是这样呢?被亲儿媳妇赶出来,在一个外人家住了十七年,走的时候连个亲儿子都没守在身边。
我把照片放在堂屋的条桌上,对着桂芳常坐的那把空椅子说:"桂芳,我把你照片放这儿了,每天都能看见。"
空椅子当然不会回答。可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照片的一角微微翘起来,又落下去,像是在点头。
第六章
桂芳走的第六天,我正在家里收拾她的遗物,打算把衣服被褥该捐的捐,该扔的扔。那天早上我翻她那个布包袱翻到最底下,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信封,用牛皮纸糊的,封口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我想起桂芳生前说过的话——"等我走了再拆。"
我拿着那个信封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犹豫要不要拆。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
那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按下门铃,我开门之后,一切就变了。
陈律师坐在我家那张老式的木头沙发上,沙发垫被他坐得陷下去一块。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封面赫然印着"遗嘱执行委托书"几个字,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律所公章。
"赵女士,"他清了清嗓子,语速不快不慢,每个字都说得清楚,"刘桂芳女士于2023年3月12日,委托本所订立了合法有效的代书遗嘱,并由两名见证人签字确认。根据遗嘱内容,刘桂芳女士将其名下位于本市阳光花园小区12栋502室的一套房产,以及名下存款共计人民币八十七万四千六百元,全部赠与您。"
我坐在对面的板凳上,手里还攥着那个没拆开的牛皮纸信封,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
"你说什么?"
陈律师把文件推到我面前:"这是遗嘱原件,您可以过目。另外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银行存款证明,都在我的公文包里。刘桂芳女士在遗嘱中特别说明,因您对其履行了十七年的赡养义务,视为亲生女儿,故将全部财产赠与您,旁人不得干涉。"
我盯着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字密密麻麻在我眼前晃动。阳光花园,那不是市里最好的小区吗?我有一回听大强提过一嘴,说那儿的房子一平米要两万多。桂芳在城里有房子?还有八十七万存款?她在我家住了十七年,顿顿粗茶淡饭,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每年过年我给她的压岁钱她都要推半天,她居然藏着这么大一笔财产?
"这……这是不是弄错了?"我声音发颤,嗓子眼发干,"桂芳她……她哪来这么多钱?"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不紧不慢地解释:"根据我们调查,刘桂芳女士的老伴生前是市纺织厂的退休干部,这套房子是厂里分的福利房,九十年代房改的时候,老两口用工龄折算加现金补差买断了产权。后来她老伴去世,按照规定,房子归刘桂芳女士继承,同时老伴的抚恤金、丧葬费以及多年来的存款,都留给了她。"
他翻了翻文件继续说:"此外,刘桂芳女士本人也有退休金,她老伴去世之后,每月有将近四千块的退休金到账。她这么多年几乎没怎么动过这笔钱,加上一些定期理财的收益,累计到了现在这个数额。具体明细都在附件里,您可以核对。"
我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窝蜂在耳边飞。桂芳跟我一块住了十七年,她每天跟我吃一样的粗茶淡饭,赶集时买块豆腐都跟我推让半天,我给她买件三十块的棉布衫她念叨了一个礼拜"让你破费了"。去年住院我垫了两万块手术费,她拉着我的手说"又让你掏钱了",我还安慰她说没事。可她的存折上,躺着八十七万。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概是五年前,有一回桂芳在院子里晒太阳,忽然没头没脑地问我:"玉兰,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
我当时随口答:"图个心安呗。"
她点了点头,说:"对,心安。心安比啥都强。"
那时候我没多想。现在回忆起来,她大概那时候就已经想好了遗嘱的事。她留了后手,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然后安安心心地在我这儿过了十七年。
陈律师又说话了:"赵女士,根据遗嘱,您需要在继承文件上签字确认。另外我想提醒您,按照法律规定,刘桂芳女士的儿子——也就是您的亲家公——作为法定继承人,如果对遗嘱有异议,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但以目前证据来看,这份遗嘱程序完全合法,刘桂芳女士订立遗嘱时神志清醒,两名见证人分别是她的老同事和社区主任,都有签字和按手印,没有任何瑕疵。"
我抬头看他:"那……大强他爸知道这事吗?"
"刘桂芳女士的儿子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陈律师顿了顿,"但按照程序,我们会在您签字之后,将遗嘱内容告知所有法定继承人,包括她的儿子和孙子。"
我坐在那里,手心里全是汗,稿纸的边角都被我攥皱了。窗外的太阳明晃晃的,照得屋里亮堂堂的,可我浑身发冷,后背上的汗把秋衣都浸湿了。桂芳啊桂芳,你走了就走了,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么个烫手的山芋?
陈律师走后,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久。桂芳的照片搁在条桌上,照片里她抱着婴儿站在麦田里,笑出了牙花子。我对着那张照片说:"桂芳,你咋不早告诉我?"
照片当然不会回答。可我的目光落在手里那个还没拆开的牛皮纸信封上,这大概就是她留给我的答案了。
我拆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桂芳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有些字还写错了,用铅笔写的,笔画粗粗的,看得出她写的时候手在抖。
"玉兰,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走了。你别哭,我在那边挺好的。"
"我有些事一直没跟你说。我在城里有套房子,是老伴厂里分的,还有些存款。这些年我一直没动,是想留给你。你别推辞,这是你应得的。你伺候了我十七年,比我亲闺女还亲。我这辈子没什么能报答你的,就这点家底,全给你。"
"你别怪我没早告诉你。早说了你肯定不要,我这老婆子还能不了解你?你心太软,这辈子吃了太多亏。我走了之后,你拿着这些钱,把日子过好一点,该吃吃该喝喝,别老省着。"
"还有,大强他爸要是来找你,你也别太跟他计较。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啥样,不是坏孩子,就是窝囊,怕媳妇。你要是不想跟他闹僵,就把钱分他一半也行。反正我给了你,就是你的了,你自己看着办。"
信的末尾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旁边写着三个字:谢谢你。
我把信纸捂在胸口上,眼泪终于掉下来了。这老太太,走得倒是干脆,可留下的全是情分。
当天晚上我一宿没合眼。西屋的床空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桂芳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那床被褥我洗了晾干了,还没来得及收起来,月光一照,蓝底碎花布泛着淡淡的银光。我坐在床边,摸着那床已经洗得发硬的棉被,心里翻江倒海。
我想起她刚来那年的冬天,天冷得厉害,我把家里最厚的那床被子给她盖,她推辞说"你盖吧我不怕冷",我硬塞给她。后来半夜我去看她,发现她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尾,自己缩在床角盖着一件旧棉袄。我气得把被子抖开给她裹上:"你就踏踏实实盖着,咱俩谁跟谁。"她那时候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说:"玉兰,你对我真好。"
这些年我从没想过什么回报。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被儿媳妇赶出来,无依无靠的,我总不能不管。可日子长了,她从没把自己当外人,帮我做饭、洗衣、喂鸡、码柴火、在院子里种小葱和丝瓜。我们俩坐在堂屋里剥花生的时候,她给我讲她年轻时在生产队的故事,我给她讲大强小时候尿床的糗事,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种感觉,就像命中注定该有这么一个伴儿。她不欠我什么,我也不图她什么。可到头来,她把攒了一辈子的家底全给了我。
可这些钱和房子,现在像一颗炸弹,随时可能把这个家炸得四分五裂。大强他爸如果知道母亲的财产全都给了我,他能善罢甘休?周婷那性子,还不闹翻天?我闭上眼睛,桂芳那封信上的话在脑子里转:"你要是想跟他分一半也行,反正我给了你,你自己看着办。"
这个"看着办",可真难办。
第七章
第二天一早,我给大强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边传来大强含混的声音,还带着没睡醒的鼻音:"妈,这么早什么事?"
"你回来一趟吧。"我攥着话筒,指节发白,"有点事跟你说。"
"啥事啊?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个项目要赶……"
"桂芳留了遗嘱,把她在城里的房子和存款都留给我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秒钟,整个听筒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然后大强的声音传过来,变得又干又涩,像砂纸磨过木板:"妈你说啥?我奶奶在城里有房子?"
"你回来再说吧。电话里说不清楚。"
"哎,哎,我马上请个假。"
当天下午,大强和周婷就到了。周婷一进门脸色就不对,平时她来我家都是客客气气的,虽说客气得有点假,但总还维持着表面功夫。可那天她高跟鞋在水泥地上跺得咚咚响,像踩着鼓点,一进门连"妈"都没叫,先把堂屋扫了一遍,目光最后落在我手里的文件上。
"妈,"她的声音又尖又急,"律师是不是来过了?我婆婆真把房子留给您了?"
我从灶房端出两杯水放在桌子上,说:"先喝口水,坐下说。"
周婷看都没看那两杯水,站在原地继续问:"房子在阳光花园?我听说那可是学区房,现在市值少说两百万!还有八十多万存款?我婆婆在农村待了一辈子,她哪来这么多钱?"
"那是你公公留下的。她老伴在市纺织厂干了一辈子,分的福利房。你婆婆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
大强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脑袋,闷声不响,像一尊泥塑。周婷看了他一眼,声音尖了八度:"大强你倒是说话啊!那是你奶奶的财产,凭什么全给了外人?"
"周婷!"大强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那是我妈,不是什么外人!她伺候了我奶奶十七年!"
"你妈?"周婷冷笑,"你奶奶在这住了十七年,你妈伺候了十七年,你出过一分钱没有?现在房子值钱了存款变多了,你倒知道那是你妈了?"
"你能不能别说了!"大强站起来,椅子腿蹭着水泥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响。
"我说错了吗?"周婷一点都不让,双手叉腰,嗓门提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把你奶奶送过来,会有今天这事?你爸当年一声不吭把老太太推给你,你妈接了,这一接就是十七年!现在好了,你奶奶把家底都给了你妈,我们一毛钱捞不着,你倒还护着她!"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们两口子吵架,忽然觉得特别累。十七年前周婷把桂芳赶出家门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副嘴脸吧?那时候桂芳七十多岁,被自己的亲儿媳妇撵出来,心里该有多绝望?她走了之后,周婷大概觉得甩掉了一个包袱,轻松得很。可如今那包袱里装着两百多万的房产和八十多万的存款,她忽然就想起来那是她婆婆了。
"行了。"我开口打断他们,声音不大,但两个人同时安静了,"你们都别吵了。这遗嘱我说了不算,法律规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强,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可以起诉我。"
大强愣住了,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妈,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起诉你?"
"那你别吭声。"我转身进了灶房,"晚饭在锅里焖着,你们吃了再走。"
那天晚上大强和周婷没有留下来吃饭。周婷摔了一下车门走了,那声闷响在巷子里回荡了很久。大强跟在我后面,嗫嚅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妈,对不起。"
我摆摆手:"走吧,天黑了,路上小心。"
车子开走之后,院子里恢复了安静。我坐在桂芳常坐的那把藤椅上,仰头看天上的星星。秋天的夜空很高很远,星星稀稀疏疏地挂着,不像夏天那么稠密。我忽然想起桂芳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她小时候在乡下,夏天的晚上躺在麦垛上看星星,银河像一条白绸子横在天上,她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桂芳,"我轻声对着空气说,"你倒是会挑时候走,留下这烂摊子让我收拾。"
回答我的只有蟋蟀的叫声。吱吱吱,吱吱吱,从墙根下传出来,一声接一声,像在替我叹气。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像熬一锅苦药。周婷虽然没有正式提起诉讼,但三天两头打电话来,话里话外都是让我"想清楚"。有一回她甚至直接说:"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如给我们,我们还能给您养老。"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话。养老?我摔断腿的时候她在哪?桂芳住了十七年她来看过几回?现在跟我提养老,我信她才有鬼。可我没跟她吵,只是说:"这事我还没想好,等我决定了再告诉你们。"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灶台前站了很久。灶上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冒着泡,我忘了关火,水溢出来浇在炉盘上,滋啦一声白烟腾起来。我回过神赶紧关了火,看着那滩溢出来的水发呆。
刘婶听说了这事,跑来我家坐在灶房门口的小凳子上拍着大腿说:"玉兰你千万别犯傻!那是你该得的!你伺候那老太太十七年,端屎端尿喂饭擦身,这些钱就当是工钱都少了!你要真给了他们,往后谁管你?你那儿子儿媳妇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钱一到手他们立马翻脸不认人!"
我坐在灶前择豆角,没吭声。刘婶急得站起来绕着我转:"你看看我,我当年也心软,我那个小姑子来我家住了三年,走了之后连句谢谢都没有,还倒打一耙说我们照顾得不好。你倒好,十七年!十七年喂条狗都喂熟了!你管他们干什么?钱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硬道理!"
"行了刘婶,"我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盆里,"我心里有数。"
我看得清楚。这钱要真全拿了,我跟大强这母子情分也就到头了。大强虽然老实,嘴上说不计较,可他是桂芳的亲孙子,亲奶奶的财产全给了外人,他以后心里能没疙瘩?周婷那性子更不用说,往后怕是连这门都不登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老了老了的,难道真闹到老死不相往来?
可全给了他们呢?桂芳在天上怎么想?她攒了一辈子留给我的,我转手就给了那个把她赶出家门的人,她会不会觉得寒心?
我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的,眼窝都陷下去了。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会儿想起桂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样子,一会儿想起大强小时候在我怀里吃奶的样子,两拨念头在脑子里打架,打得我头疼欲裂。
第四天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桂芳的坟上。那天飘着小雨,山路有点滑,我拄着伞慢慢走上去,裤腿沾了一脚泥。站在她的墓碑前,雨水把碑上的字洗得发亮,"先妣刘桂芳之墓"几个字清清楚楚的。
我把伞撑在她坟头上,自己站在雨里,蹲下来对着墓碑说话:"桂芳,你给我出了个难题啊。你那钱和房子,我该咋办?全拿了,大强那边就僵了;全给了他们,我又对不起你。"
雨打在伞面上沙沙响。没有人回答。
我又蹲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她信上那句话——"你要是想跟他分一半也行,反正我给了你,你自己看着办。"对啊,分一半。全拿不行,全给也不行,那就分一半。桂芳生前最怕的就是家庭不和,她要是活着,大概也不愿意看见我跟大强闹僵。可她的心意我也不能全辜负,房子存款留一半,是我替她给我自己的交代;另一半给大强他爸,是替她给亲儿子一个交代。
这么着,两边都有个台阶下。
回去的路上我脚步轻了些。雨越下越大,我把伞举高了,雨水从伞沿流下来,像一道帘子把我罩在里面。我走在雨里,心里头那块压了好几天的石头终于松动了。
第二天,我给陈律师打了电话:"陈律师,遗嘱的事,我想变更一下。"
"赵女士,您是说……"
"房子和存款,我只要一半。剩下的一半,留给我亲家公,就是桂芳的儿子。您帮我拟个新的继承协议,我签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陈律师的声音透着敬佩:"赵女士,您是我从业十五年来见过的最厚道的委托人。说实话,按法律来讲,您完全有权利继承全部财产,刘桂芳女士的遗嘱没有任何瑕疵。您这个决定……我得说,不容易。"
"有啥不容易的,"我说,"桂芳对我好,我得对得起她。可我也不想因为这个把儿子一家伤了。分一半,两边都过得去。"
"好,我尽快拟定协议,明天送到您家。"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发了很久的呆。桂芳要是还活着,看见我把她的心意分出去一半,会不会怪我?可我想她应该能懂。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家庭不和,当初被周婷赶出来她一声没吭,就是不想让儿子为难。如今我也一样,我不想让大强为难,更不想让桂芳在天上看见她儿子和儿媳闹得鸡飞狗跳。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满地,我拿起扫帚慢慢扫。扫着扫着,扫到东墙根那一片——那片爬了丝瓜藤的墙,秋天藤蔓枯了,叶子也黄了,可干枯的藤条还挂在墙上,像一幅褪了色的画。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想起夏天的时候满墙黄花,桂芳坐在藤椅上仰着头看,说"好看"。
"好看。"我也说了一句,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子。
第八章
三天后,大强他爸从外地赶回来了。我第一次见到桂芳的儿子——大强的父亲——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白了大半,稀稀疏疏的,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夹克衫,裤腿有点短,露出里面的毛线裤。他站在我家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又像愧疚又像感激又像忐忑,嘴唇动了好几下才叫出声来:"赵大姐……"
我让他进屋坐,给他倒了杯茶。他坐在沙发上——就是桂芳生前常坐的那张木头沙发,坐垫上还有一个浅浅的凹痕,是桂芳十几年坐出来的——两只手捧着茶杯,一直在抖,茶水在杯子里晃来晃去。
"陈律师都跟我说了,"他低着头,声音发哑,"您愿意分一半给我……赵大姐,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别说了。"我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你是桂芳的儿子,她留给你的那一半,你该拿。"
"可我……"他抬起头来,眼圈红红的,"我对不住我妈。她在我那儿住了几年,我没护住她,让周婷把她撵出来了。后来送到您这儿,我连看都没看过她几回。我这儿子当得……还不如您一个外人。"
他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低头用手背擦眼睛。我看着他粗糙的手背——那是一双干了一辈子活的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带着洗不掉的灰垢——心里忽然有点软了。他也不是坏人,就是个普通男人,夹在媳妇和妈中间,选了那条更容易的路。可那条路让他在余生的每一个晚上,大概都睡不踏实。
"你也别太自责了,"我给他续了热水,"桂芳在我这儿过得挺好的,你妈那人你也知道,她不记仇,她心里只记着别人的好。她走之前还跟我说,让我别跟你计较,说你不是坏孩子,就是窝囊。"
他听到"窝囊"两个字,又笑了又哭了,那张满是皱纹的脸皱成一团:"我妈到死还在替我说话。我这辈子欠她的,还不清了。"
"把日子过好,就是还清了。"我说,"你拿了那一半的钱,回去好好过日子,逢年过节给你妈上柱香,她知道了就高兴。"
他临走的时候在院门口站了很久,给我鞠了一个躬。我没拦他,站在门框里看着他弯下腰去,后脑勺的白发在风里微微飘着。他直起身,对我说:"赵大姐,往后您有啥事就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大强要是对您不好,您告诉我,我收拾他。"
"行了行了,"我摆手,"你们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就行,我这边不用操心。"
他走了以后,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巷口的方向。夕阳正好落在那边的屋檐上,把瓦片染成了橘红色,暖洋洋的。我想起十七年前桂芳站在这个门口的样子,怯生生的,攥着布包袱,叫了我一声"闺女"。那时候夕阳也是这个颜色,暖洋洋的,把她的白发染了一层金边。
一眨眼,十七年了。
大强后来又单独回来过一趟。他坐在堂屋里半天没说话,手指在膝盖上画圈,画了好几个来回才开口:"妈,周婷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她……她知道自己当初不对。她不是冲着您,就是……就是那笔钱数目太大了,她一时转不过弯来。"
"我知道。"我给他剥了个橘子,塞到他手里,"你也别替她道歉,她那性子我清楚。回去告诉她,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妈这边不用你们操心,我有吃有住的就行了。"
大强接过橘子,掰了一瓣放进嘴里,嚼着嚼着忽然说:"妈,你真不跟我们回城里住?"
"我在这儿住惯了,"我说,"这院子我都住了四十多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灶房在哪儿。去了城里我连门都不敢出,憋屈。你隔几个月回来看看我就行,不用多勤,一年回来个两三趟,我就知足了。"
他把整个橘子吃完,擦了擦手,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了看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那句话:"妈,我对不起你。"
"别说对不起了,回去吧。"
他走了以后,我又是一个人。西屋的床空着,桂芳的遗物我收进了一个纸箱子里搁在柜子顶。那张泛黄的老照片我摆在了堂屋的条桌上,每天擦桌子的时候都能看见。
照片上的桂芳扎着两条大辫子,抱着她儿子站在麦田里笑,背后是望不到边的金色麦浪。1968年,她二十六岁,她儿子刚满百日,她以为往后的日子都会像那天一样阳光灿烂。谁知道命运这东西弯弯绕绕的,把她从城里带到了乡下,从自己家带到了我家,从一个被嫌弃的婆婆变成了一封遗嘱的主人。
她走的时候八十九,活过了大半辈子。可她活得值不值,我说了不算,她说了也不算,得看那些她走之后留下来了什么。她留下了什么?留下了西屋那张空床,留下了院子里已经枯萎的丝瓜藤,留下了这张照片,还留下了那一半的钱和房子。
可我觉得她留下来最重要的东西,是这十七年的日子,是每天早上灶台上的两碗粥,是院子里两把并排放着的板凳,是她坐在藤椅上看着向日葵发呆的背影。这些东西没写在遗嘱上,可它们比遗嘱上的每一个字都重。
第二年春天,我把院子里那排小葱重新种上了。桂芳以前总说小葱好活,浇点水就能长,割了一茬还能长一茬,跟韭菜似的,省心。我蹲在地上把葱苗一棵一棵埋进土里,那土还是去年翻过的,松松软软的,我用小铲子挖一排浅浅的沟,把葱苗放进去,根部朝下,再用手把土拢起来压一压。
桂芳以前蹲在旁边看我栽葱,总念叨:"你种密了点,太密了长不开。"我总顶嘴:"密了怕啥,多了还能送人。"她就笑,拿手指头点我:"你就犟。"
我直起腰来,看着那一排刚栽好的葱苗,绿油油的,在春风里微微颤着。我擦了把脸上的汗,对着空荡荡的院子说:"桂芳,这回我种稀了点,隔了两指宽,你看行不?"
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油菜花的香味。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过槐树叶子哗啦啦的响。那把藤椅还放在老地方,靠着东墙根,晒得到太阳。坐垫上落了薄薄一层灰,我走过去拍了拍,灰在阳光里扬起来,像碎金子。
我在藤椅上坐了一会儿,仰头看天。天蓝得不像话,瓦蓝瓦蓝的,跟桂芳年轻时候照片上穿的蓝布褂子一个颜色。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有一朵的形状像极了——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像一只趴着的小羊羔。
有一回桂芳跟我一起看云,跟我说她小时候在乡下放羊,天天躺在山坡上看天上的云,看得能忘了时间。那时候她大概没想到,七十多年后她会坐在一个陌生人的院子里,跟一个没血缘关系的老太太继续看云。
云还是那些云,可看云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走了,可我还在这儿,替她看着这天上的云,还有院子里的葱和丝瓜。
有些人跟你没有半点血缘,却在你的生命里住了十七年。等你回头去找,才发现她留下的不是钱,而是满院子的葱香,和一把再也等不到人的空椅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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