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李政道，从情同手足到老死不相往来，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世纪决裂”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两个中国人，在1957年共同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是华人第一次站上那个领奖台，光宗耀祖，举世瞩目。

可谁能想到，这对珠联璧合的搭档，在拿奖仅仅五年后就分道扬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杨振宁后来用一句话形容这段关系的破裂—— “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同一等级的痛苦” 。

比离婚还痛。

可到底是什么，让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天才，走到了形同陌路这一步？

一、普林斯顿的黄金年代：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故事要从1946年说起。

那一年，李政道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巨匠费米。而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两人都是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

同门师兄弟，异国他乡，自然格外亲近。

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当时李政道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反华气焰甚嚣尘上，李政道过得并不愉快。

杨振宁得知后，亲自去找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给李政道发出了邀请信。

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两家比邻而居，情同手足。两家人来往密切，两位年轻人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他们的论文引起了爱因斯坦的重视。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对“双子星”会有反目的一天？

二、第一次裂痕：一篇论文的署名顺序

隐患，早就埋下了。

1951年秋，两人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按照国际惯例，论文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也就是“李政道、杨振宁”。

可杨振宁提出了一个要求。

据《李政道传》记载，杨振宁说：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

李政道大吃一惊，但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第一篇论文《凝聚理论》的署名是“杨振宁、李政道”。

到了第二篇论文《格气和伊辛模型》，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署名“李政道、杨振宁”。

事情看似解决了，可裂痕已经产生。

署名问题给两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但两人没有再合著论文。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三年后，29岁的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第一次合作，就此中断。

三、重归于好：宇称不守恒的诞生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分开之后，一件偶然的事让两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可李政道对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持严重怀疑。

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政道把想法告诉了他。经过激烈讨论，杨振宁同意了李政道的意见。两人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合作重新开始。

1956年，两人合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理论。这个理论石破天惊，颠覆了物理学界几十年的认知。

1957年1月，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等人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消息一出，国际物理学界为之震动。

1957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他们。

从提出理论到拿奖，仅仅一年。这在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

两个中国人，登上了世界科学的巅峰。

四、诺奖风波：领奖顺序再起波澜

可荣耀之下，裂痕在暗处滋长。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在通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可到了领奖的时候，问题又来了。

据《李政道传》记载，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领奖。

李政道大为惊讶，坚决不同意。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的夫人秦惠䇹。

秦惠䇹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

李政道勉强同意了。

可心里的疙瘩，越结越紧。

五、最后的导火索：《纽约客》的一篇文章

如果说前面的矛盾是暗流涌动，那1962年《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文章记述了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据《李政道传》称，杨振宁对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包括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

李政道彻底失望了。

他决定——今后不再与杨振宁合作。

一段持续了十几年的合作，就此宣告终结。

杨振宁后来在回忆中说，他曾试图阻止那篇文章发表，但没有成功。他认为，媒体刺探成功的科学合作的私密细节，“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决裂之后，半个多世纪里，两人都曾公开叙述过当年关系破裂的原因。

可各有各的说辞，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个公案，无解。

杨振宁曾在公开场合动情地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他感叹：“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可李政道一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

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曾担任李政道助手12年。2010年，他出版了《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两人恩怨的始末。

书中称，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1956年，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同意。

可杨振宁完全不认同这种说法。

2010年，杨振宁撰文指出，《李政道传》的内容“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

1982年，杨振宁发表英文文章，宣称当初该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

两人在“谁第一个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谁对谁错？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从1956年到1962年，共同写了32篇论文。其中就包括那篇改变物理学史的宇称不守恒论文。

32篇论文，十几个春秋，一个诺贝尔奖。

换来的是什么？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老死不相往来。

杨振宁说，这段关系的破裂是他“一生很遗憾的事情”。

李政道又何尝不是？

两个天赋异禀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互相扶持，共同登上了世界科学的巅峰。

本应是一段千古佳话。

最终却成了一桩世纪公案。

让人不胜唏嘘。

最后问大家一句——

你觉得，在科学合作中，署名顺序和荣誉归属，真的比十几年的情谊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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