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3死1重伤案开庭：当“精神病鉴定”成为生死之辩，法律如何守住正义的底线？

2026年7月24日，四川眉山仁寿县“9·9”特大杀人案一审开庭。被告人徐某在约三小时内连续袭击四名熟人，致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受害者中包括其舅舅、同村长辈和一位82岁的退休教师。这起案件因两个关键词引爆舆论：“累犯”和“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十个月的等待只为“公道”二字。但庭上那一纸“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鉴定，让这份期待蒙上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不渲染情绪，只从三个被广泛追问的问题出发，把这件事讲清楚、说明白。

一、“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到底是什么？它会如何影响判决？

这是本案争议最集中、也最被公众误解的地方。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医学诊断。 它的完整表述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这类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句话有三个关键点，我们必须逐一拆解：

第一，“应当负刑事责任”是前提。 这意味着法律认定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他不是“无罪”，也不是“不判”，而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和“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有本质区别，后者才可能被强制医疗而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可以”从轻或减轻，不是“必须”。 这是量刑规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术语。法律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意味着法官拥有裁量空间——可以减轻，也可以不减轻。法官会综合考量作案动机、手段残忍程度、后果严重性、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

第三，鉴定的对象是“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司法精神病鉴定回应的核心问题是：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那一刻，他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是否受损、受损到何种程度。这和“他平时看起来是否正常”“他有没有精神病史”有关联，但不完全等同。某些精神障碍具有间歇性或隐蔽性，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专业鉴定而非仅凭家属或村民的观察来判断。

但问题的症结恰恰在这里。 受害者家属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徐某作案时分多次袭击、目标明确、有预谋携带匕首、作案后未被当场发现，这些行为特征在外行人看来，确实不像一个“认不清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这种直觉与专业鉴定结论之间的裂缝，正是公众情绪难以平复的根源。

二、精神病鉴定有没有被滥用的可能？老百姓的担忧是否多余？

每当重大恶性案件出现精神鉴定争议时，社会舆论总会浮现同一种隐忧：这会不会成为有钱人或有关系的人“花钱买命”的通道？

这种担忧值得正视，但也需要厘清现行制度的设计逻辑。

首先，司法精神病鉴定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标准。鉴定机构不是普通医院挂个号就能做的，必须是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需要具备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鉴定依据的是《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等技术规范，需要通过精神检查、心理测评、旁证调查、既往病史核实等多维手段综合判断，不是嫌疑人说一句“我当时脑子糊涂”就能蒙混过关的。

其次，鉴定结论在法庭上是一种证据，和其他证据一样，需要经过举证、质证环节。控辩双方都可以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鉴定结论不是“终局裁判”，它只是法官形成心证的参考材料之一。

再次，本案中徐某的“累犯”身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加重情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这就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对冲”：一边是可能从轻的“部分刑责”，一边是应当从重的“累犯”，法庭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精细的利益衡量。这也恰恰说明，鉴定结论并不必然导向轻判。

但坦率地说，公众的担忧并非完全源于对制度的不了解。真正刺痛社会神经的，是对“同案不同判”的焦虑，是对司法透明度的更高期待。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类似案件中，更充分地公开鉴定依据和裁判理由，用看得见的方式消除疑虑。

三、如果对鉴定结论不服，家属能怎么办？重新鉴定的流程是什么？

受害者家属已经申请了重新鉴定，这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请”和“启动”是两回事。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请，要求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但是否启动重新鉴定，决定权在司法机关手中——在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决定，在审判阶段由法院决定。

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重新鉴定时，通常会考量以下几个因素：

原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备法定资质；

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检材是否真实可靠；

鉴定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推理是否符合逻辑；

是否有新的鉴定材料或情况可能影响结论；

原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是否存在明显矛盾。

换句话说，家属光表达“不接受”是不够的，需要提供足以动摇原鉴定可信度的具体理由或新证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实践中，法院准许重新鉴定的比例并不高——不是法院“偏袒”，而是法律要求在“保障权利”和“避免程序滥用”之间找到平衡。

但这一点恰恰应该成为公众监督的焦点。 此案中，徐某作案时举动、目标选择、事前准备等情节，是否与原鉴定结论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这些情节是否构成启动重新鉴定的充分理由？法庭对这些质疑的回应，将直接影响公众对判决公正性的感受。

写在最后：正义感需要宣泄，但更需要被安放

这起案件让我想起刑法学上一个反复被讨论的命题：刑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报应吗？是。受害者家属的痛、社会的愤怒，法律必须回应。所以即使被鉴定为“部分刑责”，徐某依然要负刑事责任，要接受审判，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是预防吗？也是。徐某是累犯，这意味着他上一次服刑并未完成特殊预防的功能，社会需要更有效的方式来防止他再次危害他人。这种人身危险性，正是检方要求严惩的重要依据。

但这起案件还触及了一个更深的维度：对人的理解。 法律必须精细地对待每一个案件中具体的人——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当时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控制自己。这种精细区分，不是替罪犯开脱，恰恰是法治文明的内核：不因你罪大恶极而省略程序，不因民愤滔天而放弃精细判断。

我们不预判判决结果。但无论法庭最终如何裁量，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事实清楚、说理充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因为对于三位逝者和一位重伤者而言，这是法律能给的最后交代；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一堂关于“正义如何可能”的公开课。

这个案子的判决，不会仅仅写在判决书上，它会被写进人们对这个社会规则的信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