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朱兆一 | 10年7相：英国实力与野心之错位

唐宁街10号的主人来来去去，那只守在内阁办公室、任凭首相不断更替的捕鼠官猫咪赖瑞，却依旧岿然不动。或许对今天的英国而言，比换人更困难，也更加重要的，是想明白这只雄狮究竟要往哪里走。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中东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兆一，文章来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本文大约5300字，读完约13分钟。

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足球这项由英国人发明的运动，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岛国最成功的出口品。

只是，当英格兰人为足球狂欢时，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就在球队闯入八强前后，唐宁街10号的主人正在收拾行李。6月22日，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站在官邸门前，声音发颤地宣布辞职。

他在2024年才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重返执政，不到两年便在党内失去信任，被自己人请下了台。接替他的很可能是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Andy Burnham），届时他将成为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一个能够把足球和职业联赛做到世界第一的国家，为什么连续十年留不住一位首相，也找不回一段像样的经济增长？把这两幅画面摆在一起，才能看清当代英国真正的处境：它在自己愿意持续投入，也确实擅长的领域，依旧能够做到世界一流；但支撑一个大国架子的那副家底，却正在被缓慢掏空。

雄心跑在前面，实力却追不上来，这才是理解英国过去十年的钥匙。

16年未见增长

先看看英国经济究竟有多糟糕。

2025年，英国经济只增长了1.3%，而且下半年按人均计算的实际GDP仍在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2026年的增长预测只有0.9%，连1%都不到，将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等体量小得多的经济体放到了同一档。

与此同时，通胀却迟迟无法回到2%的目标，2026年预计仍将在3.4%至3.7%之间。经济增长疲软原本应当压低物价，英国却陷入了增长乏力、通胀黏滞的两难，使英格兰银行即使希望降息，也难以放开手脚。

真正的病根在于生产率。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生产率增长几乎停摆，这也是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共同源头。生产率不上升，工资、公共服务和财政收入就都失去了长期改善的基础。

把时间拉长来看，问题更加触目惊心。2007年，英国人均GDP比欧元区低约3%，比美国低约20%；到2024年，英国与欧元区的差距扩大到7%，与美国的差距更是拉大至30%。

同样经历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英国家庭支出只增长了1.4%，美国增长了近20%，欧元区也增长了5%。换句话说，其他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即使改善缓慢，至少还在向前走；英国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却是原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

经济停滞之下，各种麻烦接踵而至。失业率一路攀升至5.2%以上，创下近十余年来的新高，年轻人尤其难以进入就业市场。一份官方评估曾测算，那些既不上学、不就业，也不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即所谓NEET群体，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250亿英镑。

企业投资长期低于脱欧前水平，最新一个季度甚至仍在下滑。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钢铁、化工等高耗能产业接连关厂，去工业化不再只是抽象的统计概念，而是在工厂关闭和就业流失中真实发生。

英国国债规模已经逼近GDP的102%至105%，财政赤字连续多年超过4%。财政大臣里夫斯（Rachel Reeves）在财政纪律框架下可以腾挪的余地只剩两百多亿英镑，任何经济波动都可能令预算突破红线。

于是，英国政府被锁进了一个近乎无解的循环。想投资未来，没有钱；想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没有钱；想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是没有钱。经济增长上不去，财政就会继续收紧；财政一旦收紧，政府只能依靠冻结个税起征点、隐性加税和削减支出来腾挪，而这些措施又会进一步压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拖累消费和增长。

英国工资在名义上已经跑赢通胀，但扣除房租、房贷和不断加重的税负，多数家庭真正能够支配的钱并没有明显增加。面对这样的财政状况，谁来当家都很难有所作为。

10年7相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底色上，英国政治开始不断翻船。

十年内六换首相，听起来荒唐得近乎笑话。卡梅伦（2010-2016）、梅伊（2016-2019）、约翰逊（2019-2022）、特拉斯（2022，在任仅四十多天）、苏纳克（2022-2024）、斯塔默（2024-2026），如今马上要轮到第7位。

海外媒体经常以难以置信的口吻讨论这一现象，英国国内也流行起一个词——“ungovernable”，仿佛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难以治理，无论谁上台，都躲不过狼狈下场。

但将责任归结为“英国选民太难伺候”，其实是在替这些首相寻找借口。六位首相的下台，大多源于自身的战略误判，而非民意毫无规律地反复变化。

卡梅伦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带领留欧阵营取胜，于是押上政治前途发动脱欧公投，最终输掉了整个政治生命。梅伊接手后又提前解散国会豪赌，在竞选中主动提出不受欢迎的政策主张，将两位数的民调优势消耗殆尽。此后，她虽然勉强维持少数政府，却再也无法压制保守党内部围绕脱欧路线的分裂。

约翰逊则栽在政治操守上。“派对门”丑闻中，他一次次作出误导性解释，又一次次被证据拆穿，随后还包庇受到性侵指控的政治盟友，最终迫使跨派系议员集体倒戈。

特拉斯上台后立即推出大规模减税预算，市场当场陷入恐慌，英镑和英国国债价格剧烈波动，并最终导致她闪电辞职。苏纳克的下台则更接近正常的政党轮替：他接手时，保守党早已被前几任政府透支了信誉和民意，回天乏术。

这些错误本可以避免。说到底，撤换他们也是英国议会内阁制正常运转的结果。尽早换掉一个不称职的船长，恰恰是这套制度的优点，可以避免损失继续扩大。从这个角度看，频繁换相未必是问题本身，反而是制度纠错的一种方式。

但故事还有另一层，而这一层恰恰与第一部分的经济账本紧密相连。

经济长期停滞，抽走了任何一位英国首相手中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即通过做大蛋糕，让不同群体同时获益的财政空间。当经济停止增长，政治便从“分享增量”变成“分割存量”，逐渐演变为一场零和的分配厮杀：给老年人多一点，年轻人就要少一点；军费要增加，福利就必须削减；公共医疗要获得更多资金，其他部门便要承担紧缩压力。

斯塔默的困境正在于此。他依靠一种近似“选区精算师”的策略赢得2024年大选，核心目标是在关键选区尽可能不被讨厌。为此，他在竞选中承诺不提高三大主要税种，等于在执政前便主动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上台后，斯塔默拿得出手的第一个重大动作，竟然是取消部分老年人的冬季取暖补贴。政策本身或许具有一定财政合理性，但他始终无法向公众解释，节省下来的钱究竟要投入什么领域，又将把国家带向何方。他反复强调填补前任政府留下的财政窟窿，却将整个国家的未来描述得一片灰暗。

到2026年5月地方选举惨败、面对党内逼宫时，斯塔默又喊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依然说不清这把斧头究竟要砍向哪里。工党议员最终放弃他，与其说是一次背叛，不如说是没有人知道，继续跟随他究竟要走向何方。

而真正令英国政治进一步失稳的新变量，是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改革党（Reform UK）的崛起。5月地方选举中，工党丢掉一千多个议席，改革党大举斩获，这才成为压垮斯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长期停滞的经济滋养了选民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又流向主打反移民、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力量，使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同时腹背受敌。

伯纳姆若真能入主唐宁街，接手的仍将是同一份困难的经济账本，以及同一个不断碎裂的政治光谱。除非他能够讲出一个斯塔默始终没有讲清楚的国家方向，否则第七位首相未必能比前六位坐得更稳。

冲在最前的配角

经济的长期停滞和政治的持续动荡，最终都会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出来。英国最鲜明的实力错位，就体现在它对乌克兰的支持上。

在援乌上英国一直冲在第一线。它与法国共同牵头组建“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2026年1月在巴黎与泽连斯基签署意向宣言，承诺一旦实现停火，将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MNF-U）。

英国还领衔约五十个国家参加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2026年承诺的军事援助高达45亿英镑，促成价值16亿英镑的防空导弹订单，并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基辅提供22.6亿英镑贷款。

斯塔默在任期间，几乎将“欧洲安全领导者”塑造成自己最鲜明的国际政治标签。他一次又一次召集峰会，协调欧洲国家立场，俨然成为后冷战时代欧洲防务的召集人。

问题在于，喊出这些承诺的英国，手里究竟还剩多少可以使用的资源。

英国陆军正规军已经缩减至约7.3万人，是克伦威尔时代以来最小的规模。国防预算约为570亿英镑，却要同时维持陆海空三军、核威慑体系以及全部人员开支。若将占整个国防预算约四分之一的三叉戟核武项目剥离，英国投入常规军力的资金只相当于GDP的1.75%左右，与西班牙、葡萄牙大致处于同一水平。

按照常规军费占GDP的比重计算，英国在北约内部的排名正一路滑向第21位，而它曾经长期稳居第二。皇家海军能够随时出动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只剩六艘。英国国防投资计划还被曝存在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2026年6月底，政府终于公布一项号称追加150亿英镑的方案，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账目腾挪和所谓“效率节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增资金。国防大臣希利（John Healey）甚至一度因经费争议提出辞职。

英国评论界为这种状态起了不少刻薄的绰号，称之为“说得多、做得少的差距”、被日本方面在联合战机项目中私下称为“幽灵盟友”，以及“纸面强权”或者“波将金式强国”等。这些说法虽然尖锐，却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英国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与它真正实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愿意为盟友挺身而出的国家值得尊敬。但当一国的战略雄心持续透支其军力和财力时，冲在最前面，也可能只是更快地暴露自身的能力短板。援助乌克兰可以是道义和战略上的正确选择，但如何援助、承担多大责任，以及如何避免超过自身承受能力，才是英国真正需要回答、却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

三狮如何破局

把经济账本、政治动荡和军力困境放在一起，结论并不是英国已经衰败到无可救药。恰恰相反，世界杯四强和英超的全球统治力提醒人们：凡是英国真正愿意长期投入，并且能够保持战略专注的领域，它依旧有能力做到世界顶尖。

英国真正的出路，是将弥散在各个方向的雄心，收回到自身资源和能力能够支撑的范围之内，然后集中投入，重新建立优势。

英国的长板其实十分清楚。伦敦金融城仍是全球屈指可数的金融枢纽；英语、普通法体系和格林尼治时区，共同构成了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制度性便利。牛津、剑桥和罗素集团大学，使英国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长期位居世界前列，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也拥有真正扎实的技术积累，DeepMind便诞生于伦敦。

BBC、创意产业以及英超这样的文化产品，则共同支撑起一套罕见的全球软实力体系。这些优势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更多依赖人才、制度、知识和品牌，而不是依靠海量资本、庞大人口和完整重工业体系进行堆砌。

顺着这条逻辑，英国需要作出的选择也就逐渐清晰。

第一，把恢复经济增长作为压倒性的国家目标，并从提高生产率入手。僵化的规划审批制度、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和长期低迷的企业投资，才是真正束缚英国经济的锁链。松开这些结构性约束，比任何短期财政刺激都更加治本。

第二，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再按照传统大工业国家或者单独军事强国的逻辑配置资源。金融、科研、高等教育、创意产业和法律服务，才是英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国家战略资源应当进一步向这些部门倾斜。

第三，在安全领域转向更加清晰的精兵路线。与其勉强维持一支规模不足、装备缺口不断扩大的传统军队，不如集中投入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网络安全、情报和远程打击等真正决定未来战争形态的能力。这也正是英国自身《战略防务评估》中“20/40/40”构想所指向的方向。成为联盟的召集人、技术专家和协调者，远比勉强维持一支永远填不满的庞大陆军更加现实。

第四，务实修复与欧盟的经贸关系。脱欧对英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成本的长期拖累已经十分明显。伯纳姆据信有意加快对欧关系“重启”，如果英国能够在不重新引爆脱欧政治争议的前提下，减少监管分歧和贸易摩擦，就等于为长期停滞的经济松开一道绳索。

这四件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根本的前提：英国政治必须先稳定下来。

但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首相只要多熬几年任期便算成功，而是要为国家提供一个清晰、可信并且能够持续执行的方向。斯塔默的失败，就在于他将含混不清视为一种政治美德，满口“好好做事”，却始终说不清究竟要做什么事。

英国下一位领导人若希望坐得比前几任更稳，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敢于作出困难的决断，明确解释政策的代价，并且为最终结果承担责任，把一个可信的国家愿景讲给选民听。

结语

世界杯赛场上，三狮依旧在咆哮；英超的账面上，英国依旧富甲天下。可在球场边线之外，这个国家却在悄然退场。他们的经济16年没有取得像样的进展，10年更换了7位当家人，军力被一点点掏空，却仍然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昔日的主角。

雄狮并没有失去牙齿。世界杯四强之路已经证明，只要愿意持续投入、保持足够专注，英国仍然能够站上世界之巅。它真正需要想清楚的，只是自己究竟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继续让野心跑在家底前面，将有限的力量摊薄在一个个难以支撑的角色上；还是把雄心收回到能力之内，在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重新做到世界一流。

唐宁街10号的主人来来去去，那只守在内阁办公室、任凭首相不断更替的捕鼠官猫咪赖瑞，却依旧岿然不动。或许对今天的英国而言，比换人更困难，也更加重要的，是想明白这只雄狮究竟要往哪里走。■

文章来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