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大奸与大雅（2）钱塘县尉

熙宁三年秋，蔡京携任命文书离京南下。从汴梁到钱塘，水路蜿蜒两千余里，舟车劳顿近一个月。

钱塘县隶属杭州，地处东南形胜，自唐以来便是江南繁盛之地。白居易守杭时疏浚西湖，筑白堤，传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句；五代钱氏立国，保境安民，建都临安，钱塘遂成东南都会。入宋以后，承平日久，商贾云集。丝茶瓷器汇集于此，再经运河转运汴京；明州市舶司的海外珍奇也由此上岸，销往中原。时人谓“苏湖熟，天下足”，钱塘正是这鱼米之乡的枢纽。

杭州的官署设在凤凰山麓。蔡京在吏部办好交接，领了铜印官服，便去拜见杭州知州。知州姓李，名不详，史书未载其名，大约也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僚。李知州翻开蔡京的档案，见是熙宁三年新科进士、名列第九，便客气了几句，又交代钱塘县的民情：此地虽富庶，但商贾辐辏，人员混杂，流民多，盗贼也多，前任县尉缉捕不力，已被调走。

“蔡县尉年轻有为，想必能替本官分忧。”李知州合上文书，目光在蔡京脸上停了一停。这位福建来的年轻人面白无须，眉目清秀，站得笔挺，确有几分新科进士的锐气。

蔡京拱手道：“下官初到，不谙地方事务，还望使君指点。”

李知州摆了摆手：“去吧，到了任上自会明白。”

县尉是县令的佐官，从九品，主要负责一县的治安缉捕。按《宋会要》的规定，县令掌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户口赋役诸事，县尉则专管缉捕盗贼、维持治安。县尉手下没有朝廷的正规驻军，只有三五十到一百不等的弓手，从当地中上等民户中差派，相当于后世的民兵。除此之外，县尉还要参与刑狱案件的初步审理，尸检、勘查、缉凶，事无巨细。

蔡京领了官印，出了州衙，沿着御街往钱塘县衙走去。大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卖花的少女挎着竹篮在人群中穿梭，卖鱼的老翁挑着担子高声吆喝，绸缎庄的伙计站在门口拉客，茶楼里传出说书人抑扬顿挫的声音。

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话。蔡准每次回乡，总要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讲一番做官的道理。有一次父子三人坐在院中，月光如水，蔡准喝了杯酒，忽然说：“元长，元度，你们记住，做官不在大小，在能不能替百姓做事。官再小，做好了，百姓念你的好；官再大，做不好，百姓骂你的娘。”蔡准说这话时语气平淡，目光却格外认真。蔡京彼时点头，心中不以为然——中进士做官，岂是只为替百姓做事？光耀门楣、封妻荫子，那才是正理。如今站在这钱塘街头，想起父亲那番话，心里忽然生出几分惭愧来。

钱塘县衙坐落在城南，是座三进的院落，白墙黑瓦，门前两棵老槐树，枝叶遮天蔽日。衙门不大，甚至有些破旧，门楣上的漆已斑驳，台阶的石缝里长出了青苔。院子里摆着几条长凳，供前来告状的百姓歇脚。

蔡京走进衙门，一个老差役迎上来，打量了他一眼：“您是新来的蔡县尉？”

蔡京点头。

老差役连忙引路，将他带到签押房。屋子不大，一张长案，一把椅子，墙上挂着历任职官的题名——元绛、沈括、苏轼，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蔡京的目光在那块题名碑上停留了很久，来钱塘之前，他就在坊间听说过，苏轼也曾在这里做过官。元绛后来做了参知政事，沈括写了《梦溪笔谈》，苏轼更是当世名士。这些人都在同一张桌子前坐过，都在同一盏灯下熬过夜。蔡京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豪情：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刻在史书上？

到任的头几天，蔡京便发现情况远比预想的棘手。钱塘县登记在册的户籍有数万户，实际人口远超此数。大量流民从外地涌入，租住在城郊的窝棚里，靠打零工、乞讨为生。这些人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户籍登记，成了盗贼的主要来源。前任县尉留下的案卷堆了半人高，半数以上是盗案——偷牛、偷布、偷钱、入室抢劫，不一而足。破案率不到三成。

蔡京将案卷一一看过，又找老差役逐一询问。老差役姓王，在县衙干了二十多年，对钱塘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蔡京问他：“钱塘的盗贼为何如此猖獗？”

王差役叹气道：“回禀县尉，还不是因为穷。城外那些流民，没地种，没活干，饿急了就偷。县尉您看看这几年的米价，一斗米涨到两百文，寻常人家哪吃得起？”他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前段时间的米价行市，上面还沾着不知从哪里蹭来的油渍。

蔡京皱眉：“前任就没想过办法？”

王差役摇头：“前任是个老好人，不大会缉捕。上头催得紧，他就抓几个替罪羊交差。真正的盗贼，一个也没抓着。”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蔡京心里。他从书架上搬出户籍簿，一页页地翻。白纸黑字，写着钱塘县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田地、多少税赋。那些数字冷冰冰的，毫无生气，但蔡京知道，每一笔每一画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想起父亲的话：官再小，做好了，百姓念你的好。这大概是真正的为官之道。

他决定先从清查户籍入手。

次日清晨，天还没亮，蔡京便起了床。推开窗，一股潮湿的雾气涌进来，带着水乡特有的腥味。他换上便服，带了两名随从，出了衙门，往城外走去。太阳刚刚露出头，街上的店铺还没开门，只有早起的货郎推着小车，吱呀吱呀地碾过石板路。

第一站是城南的流民聚居区。那是一片低矮的窝棚，用竹竿搭架子，糊上泥巴，顶上盖着茅草。窝棚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中间只留一条窄窄的过道。地上到处是垃圾、污水，散发着酸臭味。蔡京弯腰钻进一间窝棚，里面住着一家五口——一个老妇人，一对中年夫妇，两个瘦骨嶙峋的孩子。窝棚里除了一张破床、一个灶台、一口铁锅，什么都没有。中年男人叫张二，从衢州逃荒过来，在城里找不到活干，只能靠老妻帮人洗衣勉强度日。蔡京问他为什么不去登记户籍，张二苦笑道：“县尉大人，俺们这样的人，哪有钱缴税？登记了户籍就要缴税，缴不起啊。”

蔡京默默记下。接下来几天，他走遍了钱塘县的每一个乡里，访问了数十户流民。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记录：从何处来，为何逃荒，现在做什么营生，有无犯罪记录。随从们起初嫌累，后来看蔡京如此认真，也不敢偷懒。回到衙门已近子时，蔡京点起油灯，一笔一画地整理白天的记录。灯芯燃了一截又一截，桌上的茶早已凉透。

五天后，一份详细的流民名录摆在了案头。蔡京根据户籍登记和实有人口的差距，加上走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算出钱塘县的实际人口比簿册登记多出近三成，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流民。他据此拟定了几条措施：一是请求州衙拨粮赈济，以稳定流民情绪；二是整编弓手队伍，汰弱留强，加强巡逻；三是对流民进行登记，区分良莠，安分者发给临时牌照，准许在城内谋生，可疑者严密监视。

李知州看了他的报告，没多说什么，只批了个“可”字。倒是州衙签判——那个姓刘的胖子——撇嘴嘟囔了一句：“蔡县尉倒是会折腾。”签判是州衙的属官，从八品，比县尉高半级，平时管文书往来，算是个清水衙门。刘签判五十出头，大腹便便，在杭州待了十几年，早已磨光了锐气，最看不惯年轻人瞎折腾。蔡京笑了笑，没接话。他知道，在这官场上，看笑话的人永远比帮忙的人多。

蔡京先从整编弓手入手。前任留下的弓手名义上有六十人，实际能用的不到四十。有的年老体衰，有的吸食五石散，有的干脆在外面做小买卖。蔡京将这些人一一考核，老弱者淘汰，吸食五石散者勒令戒除，做生意者限期归队。又从壮丁中招募了二十名新丁，配齐武器，利用每日清晨操练。每天天不亮，钱塘县衙的院子里就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和喊杀声，惹得隔壁的百姓探头张望，嘀咕着新来的县尉莫不是要打仗。

操练的规矩极严。迟到者罚跑五圈，偷懒者加练半个时辰。有个叫赵三的弓手，仗着资格老，操练时总往树荫下躲。蔡京罚他跑圈，赵三不服，当众顶撞。蔡京二话不说，命人将他绑在院子里示众半日。太阳毒辣辣的，赵三被晒得嘴唇干裂，汗如雨下。此后，再没人敢偷奸耍滑。

治安上，蔡京采用“巡更制”，将钱塘县城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区，每区派一名弓手头目带领十人昼夜巡逻。又设了悬赏——擒获一名盗贼，赏钱若干；举报有功者，同样有赏。消息传出，百姓踊跃举报，弓手们也积极缉捕，再没人懒洋洋地晒太阳了。过去一个月发生十几起盗案都破不了，如今十天内连破三起，连城外最猖獗的一个偷牛团伙也被一网打尽。

消息传开，百姓渐渐知道，钱塘县来了个年轻县尉，人虽斯文，做事却雷厉风行。

一个月后，蔡京坐在签押房里，写完最后一份案卷。窗外月色如水，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他搁下笔，忽然想起汴京的那些同年。他们中有人留在了京城的馆阁里，校对典籍，编修国史，日子清闲而体面；有人去了州县的学官，教书育人，与世无争。而自己，每天面对的是盗贼、流民、弓手、案卷，还有无休无止的文书往来。

从翰林笔墨到刀笔小吏，从诗词歌赋到缉捕治安，这种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的。可他知道，这是必经之路。宋代制度，新科进士要先到地方历练，熟悉政务民情，任满后考核升迁。钱塘是他仕途的起点，起点虽低，起点稳了，后面的路才好走。

他站起身，推开窗户。夜风清凉，带着水乡特有的湿润气息。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慢三快，已是三更天了。蔡京望着天上的月亮，想起临行前母亲塞给他的那个护身符，还贴身揣着。他从怀中摸出那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小块陈旧的黄纸，上面写着“平安”两个字。字迹歪歪斜斜的，是母亲的手笔。蔡京把小布包攥在手心，攥了很久。

熙宁四年秋，杭州知州换人。原知州李公调走，新任知州沈立到任。沈立是学者型官员，曾奉旨编修《河渠志》，对水利颇有研究。到任不久，便着手筹划整修西湖六井。此事说来话长——唐代李泌任杭州刺史时，曾引西湖水入城，开凿六口大井，解决了杭州百姓的饮水问题。但百余年后，六井逐渐淤塞，西湖也多处淤积。陈襄接任后，此事有了实质性推动。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来了。

杭州通判苏轼。

“通判”是宋代特有的官职，与知州共掌一州之政，号称“监州”，有监察、连署州府公文的权力。宋太祖设此职，是为了分割知州的权力，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因反对新法，被朝廷外放杭州通判，与其弟苏辙相别于颍州后，一路南下，经陈州访张方平、颍州拜欧阳修，走走停停，直到十一月才抵达杭州。彼时苏轼三十六七岁，正当壮年，诗名已满天下，却因政见不合被迫离开京城。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辅佐知州陈襄，做了不少实事。协助修浚六井是其重要政绩之一——这些唐代遗留下来的引水设施，到北宋时大都已淤塞废弃。苏轼采纳子珪法师的建议，将引水管道从竹管改为瓦筒，提高耐用性，又在新开凿的水井处增设两井，确保百姓饮水便利。他在《钱塘六井记》中详细记载此事，笔法生动，颇有水利工程专家的风范。他还参与审理了不少案件，据说有一案，一商户欠债不还，苏轼判令其限期还清，商户不服，上诉至州衙，苏轼驳回，商户仍不服，又上诉到路级的提点刑狱司，最后还是维持原判。

一官一吏，一个被贬的通判，一个初出茅庐的县尉，在杭州的山水间相遇了。

两人最初的交集，始于书法。彼时神宗喜爱徐浩书法，上行下效，士大夫纷纷效仿。蔡京与苏轼同在杭州，都学徐浩。蔡京的字从徐浩入手，后来兼学沈传师、欧阳询，上溯二王，集诸家之长。他的书法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自称一体。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赞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

苏轼的字则是另一路。他取法颜真卿、杨凝式，又融合李邕、徐浩的笔意，体势宽博，丰腴跌宕。蔡京的字精致工巧，苏轼的字大气磅礴，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却都是当世难得的佳作。

交往渐多，蔡京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当世名士。苏轼在杭州，日子过得并不清闲。白天处理公务，审理案件，晚上则邀集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谈禅论道。他交游甚广，上至知州陈襄，下至僧侣、道士、商贾、渔民，皆能谈笑风生。他在凤凰山顶的有美堂设宴饯别杭州太守陈襄时，即席赋词：“登览不登高，正东流、不似长江。望中迤逦，碧云犹叠，山色空濛。”那些词句中，既有豁达，也有落寞，更多的是对山水的热爱。

蔡京对苏轼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是仰慕——苏轼的诗文冠绝当世，书法独步一时，是读书人仰望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有几分不服——大家都是进士出身，凭什么苏轼就能名满天下？这种矛盾心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化成更复杂的东西。

只是此时，他们都还年轻。苏轼正当年富力强，蔡京才二十五岁，正值英年。两人同处杭州，切磋笔墨，谈文论道，虽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各自保留，但在文艺的天地里，似乎还能找到共同语言。

也就是在钱塘任上，蔡京的另一大兴趣开始显露——书法收藏与品鉴。当时的杭州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文人荟萃之地。他结识了后来被称为“米癫”的书画鉴定大家米芾。

米芾比蔡京小四岁，此时虽未成名，但已经展现出惊人的书画天赋和对古字画的狂热。他收藏极富，鉴别极精，手中有不少晋唐名迹。米芾为人狂放不羁，常以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又因好作赝品、巧取豪夺被时人讥讽。有一次他向蔡京借观一枚名帖，蔡京犹豫再三才肯相借。米芾拿到手中，一边摩挲纸面一边喃喃自语，那样子仿佛不是在欣赏字画，而是在抚摸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两日后归还时，蔡京仔细辨认，发现他悄悄临摹了一幅，且几可乱真。蔡京并未动怒，反而由衷赞叹米芾的才艺。此后两人交往渐密，常一同鉴赏书画，切磋笔法。

某次，蔡京拿出珍藏的一份古帖给米芾观赏。该帖笔力苍雄沉着，结体逸迈奇崛，米芾一见之下惊叹不已，当场提出以自己的藏品交换。蔡京知道他的脾性，婉言拒绝。米芾急了，竟跳到船头，一只脚踏上船舷，扬言不答应就投水。船上众人皆惊，蔡京却哈哈大笑，最终将古帖相赠。

这些逸事，后来被蔡京的儿子蔡绦记录在《铁围山丛谈》中，成为北宋文人交游的一段佳话。蔡京与米芾相识于微时，彼此欣赏对方的才艺，哪怕日后一人为相、一人为书画博士，他们的交情也没有中断过。蔡京后来的书法之所以能达到“冠绝古今”的水平，或许与他早年在杭州与米芾、苏轼等书法大家的切磋交流密不可分。

此外，在钱塘任上还流传着另一则和苏轼有关的逸闻：蔡京最早曾同其弟蔡卞共同学习蔡襄书法，耳濡目染，打下扎实功底。中进士后官授钱塘县尉时，神宗喜爱徐浩的书法，士大夫纷纷效仿，蔡京也与被贬在钱塘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苏轼在此际鼓励蔡京进修书法，并批点指点。两人虽非知己，但至少共享了一段雅致的时光。

史书中对蔡京在钱塘县尉上的记载只有一句话：“登熙宁三年进士第，调钱塘尉”。但在这简略的表述背后，是这个年轻人一生中难得的踏实时光。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他不是只会舞文弄墨的书生，他也能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也能赢得百姓的口碑。他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与胥吏打交道、如何断案缉凶、如何在乱象中寻找秩序，也在这里结交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志趣相投的友人。

熙宁初年的大宋，就像一个急剧转动的齿轮。王安石在朝中推行新法，雷厉风行，科举改了，官制改了，连兵制都改了。司马光退居洛阳，埋头编纂《资治通鉴》。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之间，用诗词记录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蔡京，还在杭州的山水间，一步步走上他注定不会平凡的道路。

熙宁五年，蔡京在钱塘尉任上满期，考核合格，调任舒州推官。推官是州衙的属官，从八品，比县尉高了半级。蔡京收拾行装，告别杭州，往舒州去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凤凰山，看了一眼西湖的烟波，心里默默想：钱塘这个地方，他还会再来的。果然，三十年后，他以提举洞霄宫的身份再次回到杭州，只是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县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