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首支进入东北的并非曾克林，而是空降奇兵

1945年8月9日零时刚过，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的指挥部里，几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军官正俯身在地图上标注方位。

几个小时之后，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将越过中苏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

而在进攻发起之前，已有数十支小分队趁着夜色，从苏联境内的机场起飞，朝着东北的牡丹江、佳木斯、长春、沈阳等方向飞去。

机舱门打开，降落伞在黑暗中依次绽开。

这些空降到敌后的士兵，既不是苏联人，也不是普通的中国军队。

他们的正式番号是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88步兵旅，但在他们自己口中，这支部队有一个更长的名字——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回到三年前。

1942年8月1日，苏联远东的费士克营地。

七百多名官兵身着苏联军服、佩戴苏军军衔，列队站在营地中央。

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纳申科大将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对外代号8461部队。”

这支队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这七百多人，是从死亡边缘走过来的人。

1939年冬天，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日伪军持续“讨伐”，抗联部队被压缩在深山密林里，缺粮、缺弹、缺药。

到1940年初，东北抗联已从鼎盛时的三万余人减员到不足两千人。

根据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协议，从1940年底开始，抗联余部分批转移至苏联远东地区，被安置在南、北两个野营中休整。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抗联暂时无法回国作战。

但部队没有闲置。

经斯大林指示，1942年，抗联南北野营与仍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合编为教导旅。

全旅编为四个步兵营，一个无线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教导连。

每营两个连，每连三个排。

旅长周保中被授予少校军衔，1943年晋升中校；政治副旅长李兆麟为少校；副参谋长崔石泉（后改名崔庸健）为大尉。

苏军选派了三十多名军官担任各级副职。

旅、营、连的正职由抗联干部担任。

一营营长金日成大尉，一营政委安吉大尉。

二营营长王效明大尉，政委姜信泰大尉。

三营营长许亨植大尉（未到任即牺牲，后由王明贵接替），政委金策大尉。

四营营长柴世荣大尉，政委季青。

旅政治部新闻情报科长冯仲云上尉。

无线电连连长王一知中尉，是旅中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之一。

这支部队里，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还有苏联远东的赫哲族人。

官兵约七百人，最多时发展到一千五百人。

原则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

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改称东北党委会）始终存在，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

周保中后来在日记中写道，部队“始终接受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

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从游击战转向特种作战，这支部队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教导旅成立后，按照苏联红军的训练大纲开始了正规化军事训练。

训练内容从射击、投弹、刺杀等常规科目起步，很快就扩展到跳伞、冬季滑雪、汽车和摩托车驾驶、爆破、绘图识图、无线电通信、照相、野外生存、战地救护。

1942年9月，也就是部队成立仅一个月后，就进行了空降训练。

女战士也和男兵一样参加跳伞。

据《周保中抗日游击日记》记载，学习跳伞前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上午八时，由吴刚同志带领前往医务委员会实行身体检查，除目力检查结果不佳外，其余尚可。

凡学习降落伞者须强壮之身体”。

88旅由此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空降兵和特种兵。

整训的同时，教导旅从未停止过向东北派遣小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5年7月，抗联教导旅累计派遣了五十余支小部队返回中国东北执行侦察任务。

这些小部队或扮作民工，或扮成药农、商人，接近或潜入日军的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

他们收集日伪军的设防情况、军事工事、机场、交通等关键情报，绘制成图表，源源不断地发回大本营。

这些情报成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

侦察成果最终被编成了《日军满洲地区防御部署》，为后来的作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少战士在任务中牺牲，但他们带回来的每一条情报，都在为最后的反攻铺路。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

远东的战事进入了倒计时。

1945年7月，抗联教导旅接到了作战命令。

任务分三路：第一，挑选二百九十人组成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潜入东北执行侦察任务；第二，派出三百四十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第三，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行动，解放东北后维持秩序。

七月底，三百四十名指战员作为先遣支队编入苏军各方面军。

紧接着，二百九十名指战员组成二十多支特遣队，被空降到东北各地。

他们的降落伞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磐石、海拉尔、赤峰、满洲里等十八个地区上空打开。

空降之后，这些特遣队员迅速潜入敌后，对关东军的防御体系展开精准侦察。

他们带回来的情报让苏军指挥官们看清了对面敌人的底牌——关东军十七个战略地堡的位置，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具体部署，全部被标注出来。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十分，一百五十多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抗联教导旅的空降侦察部队早已潜伏在预定位置。

他们用电台为苏军的炮击和轰炸指示目标。

据当时担任向导的战士回忆，苏军的炮弹“击中日军最中心的部位，一下子就把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力给摧毁了”。

地面进攻开始后，编入苏军先头部队的三百四十名先遣支队成员，一面为苏军带路，一面与空军进行地空导航联络。

他们熟悉东北的每一条山路、每一座村庄，知道哪里可以绕过日军的火力点。

一周之内，关东军被彻底打垮，十几万伪军缴械。

57座城镇在教导旅的向导下被解放。

但胜利的代价是惨重的。

担任向导和空降侦察的战士中，许多人倒在了胜利前夜。

据亲历者回忆，“先遣队的牺牲是惊人的，仅十几天时间，我抗日联军派出的几支先遣支队，绝大部分都牺牲了”。

空降部队的幸存者极少。

在牡丹江海林附近，孙成有与李明顺等组成的空降先遣队执行任务时，因降落伞故障，孙成有不幸牺牲。

他的名字和许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战友一起，消失在了1945年8月的夜空里。

8月26日起，抗联教导旅主力配齐装备，统一着装，以苏军军官、东北抗联和进驻地区中共党组织的三重身份，乘苏联军用飞机分批返回东北。

他们配合苏军占领了57座大中城市。

一批干部分别担任进驻城市的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

在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抗联人员以苏军卫戍副司令的身份接管了地方政权。

他们肃清敌伪势力，发动群众，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9月上旬，最后一批教导旅官兵降落在东北的土地上。

他们离开这里时是败退的游击队，回来时是佩戴勋章的胜利者。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二百五十五名教导旅官兵进行了表彰，分别授予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勇士奖章和战功奖章。

其中八名干部获得了红旗勋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之一。

周保中、李兆麟等四人是红旗勋章的获得者。

获得表彰的官兵中，东北抗联战士占一百八十八人。

1945年9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扩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至10月20日，部队通过收编地方武装和动员群众参军，总兵力发展到四万余人。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联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再后来，这支部队的番号变成了第四野战军。

1945年10月12日，苏联远东军区下令解散第88独立步兵旅。

这支存在了三年零两个月的部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多年以后，当人们追溯第四野战军的源头时，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余部——白山黑水间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游击战争。

那支在1945年8月最先空降到东北的部队，人数不多，番号不长，却在不为人知的夜空里，为整个东北的战局投下了第一枚棋子。

1945年8月9日零时刚过，牡丹江拉古车站附近的一片空地上，几名身着苏军军服的人收拢了降落伞。

其中一人叫李明顺，少校军衔。

他带领的特遣小组是当天夜间在拉古车站着陆的众多空降小组之一。

四周漆黑一片，远处隐约传来火车进站的汽笛声。

李明顺从背包里取出电台，开始调试频率。

他要在苏军主力越过边境之前，把这座车站的守军部署发回指挥部。

身后，更多的降落伞正在黑暗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