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的三个历史切片

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绵延万里，撒马尔罕地处中亚腹地，是丝路上一座镌刻着千年文明交融印记的古城。无数东来西往的行者在此驻足，留下了映照东西互通的精彩往事，诉说着文明交流不曾中断的脉络。

玄奘的和平弘法

唐贞观三年（629），玄奘自长安西行求法，经秦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穿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大漠，于次年抵达中亚粟特地区核心城邦康国（又称飒秣建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康国地处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这一地区是粟特商贸网络的中心，从公元1世纪末起逐渐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化与宗教生态颇为复杂。玄奘抵达之时，这座中亚名城正由强势宗教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主导，国王专事祆神，佛寺凋敝，僧侣星散，曾一度在此有所传播的佛教，此时空间已几乎被压缩殆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可见，此时玄奘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甚至敌意的宗教环境。

面对佛教奄奄一息的困境，玄奘并未退缩，也未以佛理进行直接、激烈的宗教辩论，更未以大唐国威施压。他以渊博的学识、谦和的修养和赤诚之心，反复地与国王、贵族论道，找机会“广陈佛德”，宣讲“人天因果，导善之心”等佛教观念。这种迂回的努力，终使国王放宽了佛教限制，允许僧侣复归，极大改善了佛教在康国的处境。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玄奘在康国扭转佛教颓势的“奇迹”固然是多重复杂历史因素交汇共振的结果，但他以辩才和德行和平弘法的成功实践的确树立了文明交流传播的典范。他将佛学精义与大唐开放包容的风仪气度带至中亚，其言行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动载体。更为重要的是，他回到大唐后所著《大唐西域记》，不仅记录了西域地理、民俗、语言等，更将中亚的医药、天文、艺术理念等引入中原，亦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深度演进。这种“传出去”“带回来”的双向循环，既留下了和平友好的坚实足迹，也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养分交换”和互学互鉴。

造纸术的西传

公元751年，唐朝高仙芝军队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大食）军队在怛罗斯城（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发生交战，唐朝军队战败。这场战役在文明交流史上的意义或许远超军事胜负本身，因其影响最深远之处在于，促成了造纸术向西方的一次“成规模的技术转移”。

当地至今保留着传统造纸工艺

被俘的唐军先被送至撒马尔罕，唐军俘虏中，除普通士兵，还有一批画匠、金银匠、织匠等各类技艺精湛的工匠。不久，撒马尔罕成为中国以外第一个造纸的地方，撒马尔罕纸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纸张。阿拉伯世界相关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唐军战俘在撒马尔罕传授造纸术的记载。据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记载，怛罗斯之战俘获的唐军士兵中有掌握造纸术的工匠，将造纸术传入了撒马尔罕，此后撒马尔罕开设了伊斯兰世界首个造纸工坊。11世纪史学家萨阿列比著作《奇闻趣事录》中也提到，怛罗斯之战后造纸术由中国传入，该工艺自此扎根此地。

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证明，在怛罗斯战役之前，作为商品的纸张已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业网络出现在中亚地区。造纸术西传比纸张西传要晚得多。8世纪中叶之后，原本依赖莎草纸和羊皮纸的阿拉伯世界才广泛拥有了纸张这种廉价优质的书写材料，这与唐军工匠的被俘与技术传播不无关联。造纸术在阿拉伯世界的普及极大推动了书籍的传播。在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主导下，大量希腊文、梵文、波斯文等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场百年翻译运动不仅推动了哲学、数学、医学、天文学等知识的流通与生产，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通交流。

撒马尔罕纸因其轻薄柔韧的特性和成本优势享誉四方，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也相继开设了造纸工坊，纸张逐渐进入地中海地区，最后传入欧洲。欧洲逐渐告别昂贵的羊皮纸，开启了纸张时代。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的传入，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石之一。欧洲人拥有了书写自由，文艺创作因此勃兴。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造纸术和印刷术，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并推动其蓬勃发展。

文明的交流不是单向的。与造纸术西传相对应的是，葡萄、胡桃、苜蓿等作物，金银器镶嵌、玻璃制造等技艺，印度-波斯天文历算等，沿丝路东渐进入中原。唐代宫廷的胡旋舞、市井的胡饼、医家的西域药方等，也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肌理并不断演变。正是在这样持续的吐纳中，中华文明始终保持了蓬勃生机。

陈诚出使

明永乐十二年（1414），明朝使臣陈诚西行途经丝路重镇撒马尔罕，开启了大明与帖木儿帝国常态化的文明往来。这段交往的缘起，藏着一段险于兵戈的过往：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集结大军从撒马尔罕东征明朝，不料于次年（1405）病逝于行军途中，远征计划戛然而止。帖木儿身后诸子争位数年，沙哈鲁脱颖而出，平定内乱后转向睦邻外交，永乐十一年（1413）遣使赴北京朝贡，明成祖朱棣顺势选派陈诚随使团西行回访，重启中断多年的陆路丝路通好。

《西域番国志》记录了撒马尔罕、哈烈、养夷等西域城市的面貌

被誉为“杰出丝路外交家”的陈诚，仅永乐年间就数次奉诏出使西域，携丝绸、瓷器、汉文典籍与天文仪器前往。明朝遣使西域，核心诉求在于互通友好、安定边道，而非武力拓土；使团抵达诸国，皆以礼相待、厚赐相赠，不以兵威相胁。陈诚使团西行留下《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部实地考察报告，对中亚交通地理、物产风俗、商贸农业、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等全面观察记录，字里行间饱含对异域风物的细心体察与真诚赞叹，是研究明朝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明廷与帖木儿帝国持续数十年的使节互访、民间商旅往来，不仅稳定了边疆，也确保了丝绸之路往来畅通、商贸繁荣，更推动中原典制、工艺与知识向中亚流转，使当地学者、工匠得以接触华夏器物典章、算术医理和天文观测思路，促成两地在人文科技领域的双向切磋、互取所长。

陈诚的万里西行与同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又一高峰。15世纪初，欧洲尚深陷中世纪晚期战乱与动荡，东方的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却依托丝绸之路实现了万里相望、平等交往。这场跨越中亚草原的文明互动，是古代亚欧大陆平等对话、互尊互鉴的典范。

玄奘弘法、造纸西传、陈诚出使，撒马尔罕的三个历史切片，分别从思想交流、技艺传播、邦交睦邻三个维度，勾勒了中华文明和中亚文明交流互鉴的立体图景。如今，郑和学院、明珠工坊等中外合作职业教育项目相继在撒马尔罕落地，推动中国语言、工艺与当地资源禀赋的深度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技术驿站”——鲁班工坊，也在中亚各国相继揭牌，续写以技为桥、以心相通的交流新篇章。重温丝路千年经纬上的精彩节点，不仅是从前贤足迹中汲取宝贵经验，更是为了进一步读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原标题：《撒马尔罕的三个历史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