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传统文化根脉 走好新质发展之路——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王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根深才能叶茂，魂固才能基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智慧中汲取养分、涵养底气。当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催生更丰硕的发展成果。

文脉筑基：传统文化为新质生产力锚定发展内核

《经济》：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底蕴。从经济视角看，您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王杰：这个问题直指发展根本。一棵树能抵达的高度，由根系扎根的深度所决定；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的根基，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具体来看，传统文化至少发挥了四重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作为定盘星，为新质生产力锚定价值方向。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但只追求效率、缺少价值引领，发展极易跑偏。中华传统文化秉持“道器合一”“以道驭术”，核心要义是技术发展必须服务于人、造福于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本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启示我们：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摒弃西方“技术至上”的片面发展逻辑，始终以“民惟邦本”“成己成物”作为根本价值坐标。简言之，科技迭代升级，根本宗旨不能动摇，必须回答好发展“为了谁”的根本问题。

第二，作为防化剂，为科技创新筑牢伦理底线。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是典型的双刃剑。古人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留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训诫，这套朴素完备的价值体系，正是约束技术滥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柔性护栏。缺少文化伦理的约束，越前沿的技术，越容易滋生系统性风险。

第三，作为营养土，为新型劳动者提供精神养分。

新质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者？不仅要有“数字脑”，还要有“中国心”。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天下为公”“见利思义”，是涵养家国情怀、职业伦理的最佳教材。一个人如果只懂技术、不知敬畏，没有底线，能力越强危害越大。传统文化就是让技术人才“有温度、有底线、有情怀”。

第四，作为导航仪，为绿色发展提供生态智慧。

“道法自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非复古口号，而是当下落实“双碳”目标、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的文化根基。早在先秦时期，先贤就提出不能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这种内生生态理念，与新质生产力绿色化、低碳化发展要求高度契合，是推动绿色转型、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支撑。

总之，新质生产力要健康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系。同时必须明确，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魂脉引领，魂脉与根脉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经济》：新质生产力突出创新、智能、绿色、高效特征，传统文化中“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合一”“义利兼顾”等思想，如何与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相契合，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王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质生产力并非割裂的两套体系，而是古今互通、双向赋能、有机融合的统一整体。依托传统文化赋能发展，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经济实践深度融合。

第一，日新之谓盛德：传统革新思想为自主创新提供文化底气。《周易》讲“日新之谓盛德”，《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保守僵化，这是极大的偏见和误解。古人反对脱离历史根基的虚无式创新，提倡的是“返本开新”——在守住根脉的前提下大胆创造。传统日新智慧带给科技创新的重要启示就是：要敢闯，但不能忘本；要突破，但不能失魂。

第二，天人合一：传统生态理念让绿色发展成为内生自觉。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曾奉行“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改造逻辑，而我国古代先贤早已形成人与自然共生的完整认知。《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这些话说得很直白：你尊重自然，自然就回报你。今天讲绿色低碳，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现代版。

第三，义利兼顾：传统商业伦理划定高效发展的价值红线。新质生产力追求生产效率提升，但效率绝不能建立在欺诈经营、污染环境、损害劳动者权益之上。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点明正当致富的基本准则；荀子进一步明确“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种“义利兼顾”的思想，为今天的产业升级划下了一条红线：技术要进步，但良心不能退步。

第四，执两用中：中庸平衡智慧适配智能时代治理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把“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在创新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之间，不能走极端。传统文化中“过犹不及”的平衡思维，对人工智能治理尤为关键：面对飞速迭代的智能技术，要统筹发展与规范，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完善制度约束，实现行稳致远。

古今相融：以传统实学与经济智慧重构现代发展逻辑

《经济》：您长期深耕实学，倡导经世致用。当前经济领域着力防范脱实向虚，如何将传统实学精神转化为务实发展、深耕主业、追求实效的行动遵循？

王杰：传统实学精神倡导崇实黜虚、实干为要、追求实效，直白点说就是：说干就干，干就干好。在当前背景下，我们可以把实学精神转化为三条行动铁律。

第一条铁律：向“实”处用力，反对空谈误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虚”集中体现为：金融投机过热、实体经济根基弱化，部分地区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实效。实学思想坚决抵制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朱熹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我加一句：实学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事。对企业而言，要减少概念炒作，聚焦主业攻坚；对政府部门而言，要精简冗余会议文件，下沉一线解决企业和群众实际难题。企业经营的底线是诚信自律、心存敬畏，追求的长远境界是回馈社会、利民富民；底线失守，发展新质生产力便无从谈起。

第二条铁律：向“深”处扎根，专注主业不跟风。“鲁班精神”“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专心致志做一件事的可贵、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可贵。当下部分企业家存在盲目逐热的短视行为，跟风转战元宇宙、大模型等热门赛道，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实学精神告诉我们：真正的竞争力，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德国有隐形冠军，中国有百年老店。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需要这种“深耕一亩三分地”的韧劲。

第三条铁律：向“效”处发力，结果说话、实效为王。实学不讲花架子，重视“有用没用”。一个政策好不好，要看企业有没有活力；一个项目行不行，要看老百姓有没有受益。我在一些场合讲课时常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官僚主义误大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用文件落实文件，不能用会议落实会议。最终要看技术有没有突破，产业有没有升级，就业增加了没有？群众满意了没有？

这三条铁律，就是实学精神给今天从事经济工作的朋友开的“三味药方”。

《经济》：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重要任务。您认为优秀传统文化能为中国经济学提供哪些核心概念、价值理念与治理智慧，如何实现传统经济智慧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融通创新？

王杰：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时代交给我们的“大考题”。传统文化不是答案的全部，但一定是答案的“底色”。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提供、一个融通”。

第一，提供一批自带中国基因的核心概念。比如“富民裕民”，《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老百姓穷了国家就穷，老百姓富了国家才富。这不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古典表达吗？再如“轻重相权”，中国古代用“平准”“均输”调节市场，就是最早的经济宏观调控。“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等概念，今天财政政策依然在用。这些概念，自带中国智慧，完全可以进入现代经济学的范畴。

第二，提供一套约束资本的价值理念。主流西方经济学假设“理性经济人”——人人自私自利，市场自动最优。但现实中没有道德约束的资本，会变成失控的车子、脱缰的野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是“君子人格”，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中的伦理缺失，让经济学不只是“怎么赚钱”，更是“怎么正当地赚钱”。

第三，提供一整套国家治理的制度智慧。中华文明五千年，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轻重之术”的调控手段，“教化先导”的制度逻辑，这些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完全可以为今天的宏观经济治理、财政金融协同提供镜鉴。西方的制度要学，但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也要学，不能丢。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融通创新？第一是守正，坚持“两个结合”，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第二是创新，把“富民”“平准”“义利”等中国原生概念体系化、理论化，形成标识性范畴。第三是对话，在吸收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同时，讲清楚“中国为什么不一样”，做到“美美与共”。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自说自话，而是为了说清中国道路、贡献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

实干落地：多主体协同推动文化赋能经济走深走实

《经济》：新型劳动者需要文化素养与创新能力兼备。在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型人才、高素质劳动者方面，传统文化教育与人文素养培育应如何发力？

王杰：从人才培育价值标尺来看，民间流传的人才分类说法可直观说明德行的基础性作用——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无德无才是废品。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紧缺的不是单纯掌握技术的从业者，而是德才兼备、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底色的复合型人才。传统文化育人体系，要从四个维度持续发力。

第一，立德为先：先做人，再做事。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步就是修身。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就是最好的德育教材。要让每一个未来的工程师、程序员、技术工人，首先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底线的人。

第二，知行合一：在实干中长本事。创新型人才不是“考”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大力推行项目式教学、场景式实训，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车间、走进田间地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第三，跨界通识：既要懂代码，也要懂人文。未来的产业变革，需要的是既有专业深度、又有知识广度的人才。传统文化中的通五经、贯六艺，就是最早的通识教育。要让传统人文素养成为技术人才的“第二专业”。

第四，终身学习：国学不是一阵风，而是一辈子的事。新质生产力要求人才不断迭代知识，而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新、终身受益。它能培养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成长型思维。

《经济》：坚持党建引领、提升干部经济治理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您认为领导干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经济工作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为民情怀与务实作风有何意义？

王杰：我发起的“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活动，走进过很多省市。有些同志问我：领导干部学国学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领导干部学传统文化，不是学“之乎者也”，而是学国学中蕴含的为官为政智慧。具体来说，有三重意义。

第一，以“为政以德”涵养战略定力，胸怀“国之大者”。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今天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各种诱惑，如短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冲动、政绩工程冲动、跟风炒作冲动。传统文化中的“慎独”“寡欲”“自省”功夫，能够帮助领导干部保持清醒，不迷失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

第二，以“经世致用”锤炼务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顶天立地”——“顶天”是吃透中央精神，“立地”是摸清各地面临的焦点痛点难点。传统文化训练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作风。干部好不好，不看稿子写得多漂亮，而要看问题解决了多少。

第三，以“民本思想”坚守发展初心，校准经济伦理。《尚书》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能搞“只见机器不见人”的发展。领导干部学国学，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切经济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技术可以高精尖，心里要装着普通人。

我讲课时常引用《阿房宫赋》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领导干部学传统文化，就是学历史的经验、学治理的智慧、学为民的情怀。

《经济》：面向未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您认为最关键的实践路径与着力点是什么？对地方与企业有何具体建议？

王杰：首先梳理五大可落地的核心实践路径。

一是政产学研协同：把传统文化纳入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不能“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政府、高校、企业、研究机构要密切配合，共同研究推动传统文化赋能经济发展。

二是典籍活化利用：从《论语》《孟子》《荀子》到《盐铁论》《资治通鉴》，里面有大量为人处世、修身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要组织力量，把它们转化为今天可用的经济发展理论、城市管理智慧、国民素养提升、执政为民实践。

三是商业伦理推广：在企业高管培训、职业经理人认证中，增加传统文化内容，让“诚信、敬畏、义利兼顾”等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企业家的品质修养和行为准则。

四是数字技术赋能：我自己已经做了“AI数字人”，用人工智能传播国学。我们要善用VR、AR、大数据，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好玩好用。

五是考核评价引导：在各级政府考核和企业信用评级中，适当增加文化指标权重。考核是“指挥棒”，指向哪里，力量就凝聚到哪里。

对于地方有三条建议：一是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名人、商帮传统、治理典故，把这些IP与本地产业发展结合，形成“一县一品”的文化经济品牌；二是设立“传统文化赋能新质生产力”试点。选几个县、几个园区先行先试，成熟一个推广一个，形成可复制的样板；三是定期举办“文化经济对话论坛”，请企业家、学者、干部一起碰撞，把“虚”的文化变成“实”的项目。

同样，给企业也有三条建议：一是把“诚信做人、义利兼顾、敬畏规则”写入企业管理规章中。不是挂在墙上，而是落到采购、生产、销售、售后的每一个环节；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商业模式。企业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环境账”。儒商精神讲“达则兼济天下”，有能力的企业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三是在内部培训中开设国学小课堂。每天十分钟，读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让员工在潜移默化中知敬畏、懂感恩、有担当。

实践充分证明：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的经济发展，容易陷入唯技术、唯资本、唯短期效益的发展陷阱。唯有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融共生，把崇实笃行、义利并举、天人共生、民本至上的传统智慧贯穿新质生产力培育全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实体经济行稳致远、产业发展守正向善、经济治理规范有序，让五千年文明底蕴持续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王杰教授多年来致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多次应邀赴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大型国有企业党校、高等院校等讲授《中国哲学智慧》《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等课程。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十八讲》、《家风十五讲》、《家训二十讲》、《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四册）、《领导干部国学公开课》（两册）、《领导干部国学课二十五讲》、《领导干部政德公开课》、《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本刊记者 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