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强：明清时期沁丹河流域原野上的聂村贺氏——河南西北部怀庆府地区宗族个案研究

摘要：基于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采用整体史视野与长时段分析方法，对作为民户移民 典型代表的河南怀庆府河内县聂村贺氏展开研究，折射出明清华北移民宗族形成和发展的一般特征。聂村贺氏宗族系明初山西移民衍生而来，初期因宗族士人欠缺和财力匮乏，造成宗族世系记载能力的阙如。自明中期后，特别是到了清中期，随着宗族士人的产生和增加，贺氏宗族通 过参与三官东岳庙信仰设施修缮活动，积极融入地方社会和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通过编修族谱和创建祠堂之举，自觉地凝聚和整合宗族。在族谱编修中出现的虚构始祖和迁出地行为，是大多数中原移民宗族构建祖先故事的普遍做法。作为河南西北部地域社会构成部分的聂村贺氏宗族，遭受了明末清初灾荒、饥馑、战争和剧烈社会动荡的冲击，也经历了乾隆二十六年洪水灾变的影响，但依然表现出顽强韧性并艰难发展。

关键词：明清时期；河南怀庆府；沁丹河；聂村；贺氏宗族

得益于日趋便利的数字化平台，逐渐丰富的、大量出版的地方文献，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日益成熟，区域史的深化和整体史的构建成为可能。泛泛的、集萃式的传统区域史研究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当下形势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要求。唯有在整体史的视野下，运用长时段分析和区域比较的方法，长期浸润于某个典型区域做综合性研究，才有望突破这种困局。兹以潜研经年之怀庆府地域社会研究中之宗族研究个案，献上一脔以见一味。

河南西北部怀庆府一带是华北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运行，存在着作为国家代言的道府县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地缘性村社组织和血缘性宗族（或家族）之间的耦合、联动。其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宏观调控作用，村社组织则是经常性活动的主角，而宗族从总体上看只是辅助和补充的角色。

从族群来源上看，该区域的宗族可分为两大类，即作为土著的原住民宗族和明初移民宗族。有别于南方某些地区千年一系的宗族传承，除了一定数量的原住民外，该区域的大多宗族是由“新生”移民繁衍而来，其所拥有的历史不过六百年左右。其中既包括数量庞大的民户移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军户移民。

就宗族构成要素、组织能力和地方影响力而言，该区域宗族存在较大差异，大体可分三类，即管理相对严格的宗族、管理相对松弛的宗族，以及涣散宗族或隐性宗族（即表面上并不发生任何组织活动的宗族）。第一类管理相对严格的宗族，拥有自身的茔地、祭田、祠堂、族谱、家规，甚至家塾等，宗族内部活动相对活跃，节序活动规律，族内事务处置常态化，具有管理较为严格的特点。第二类管理相对松弛的宗族，虽然也有自己的茔地、祠堂和族谱（或两者之一），但族田数量较少，只能维系一般性的祭祀活动，缺乏族内事务的有效管理，表现出较为松弛的状态。第三类涣散宗族或隐性宗族，虽然大体上呈现出聚居形态，但因缺少财力和知识人的支撑，追远敬宗意识不强，无力创建祠堂，更难编修族谱，即“不立祠堂，不置宗谱”者流，也不会有相关的宗族活动，处于落寞和涣散的状态。依规范的宗族理论标准对标，其宗族的一般性特征不明显，然作为宗族实体又是客观存在着，所以我又称之为“隐性宗族”。其实，前两类宗族若是移民属性的话，在其初期阶段也都具有与第三类宗族相似的特征。

基于上述既往研究的认知，本篇所探究的聂村贺氏宗族即属于第二种类型，即管理相对松散的移民宗族。

一、贺氏所在聂村归属政区的变化及其地理环境

聂村隶属于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和博爱县）。而河内县的归属，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河内县在宋、金时属于怀州。在蒙古国宪宗七年（1257）属于怀孟路，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改为怀庆路，因此河内县随而属之。明洪武元年（1368）十月，改路为府，怀庆路改称怀庆府，迄清亡未变。据载，民国二年（1913）正月底，河南省废府改县，撤怀庆府，附郭县河内县改为沁阳县。这样，聂村又归属了沁阳县。河内县（后沁阳县）在明代怀庆府的辖区内是最为广袤的，其西、南、东三面和府属所有县份接壤。因其辖地辽阔，不仅政务殷繁，而且沁、丹二河的修防任务也颇繁重。这些问题在民国时期依然存在。为纾解这些难题，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析出沁阳县丹河以东、沁河以北之十五图设置博爱县。自此，聂村的县级归属又发生了变化。聂村原本归博爱县阳庙镇所辖，2012年5月随着阳庙镇划归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聂村再次发生了行政归属上的变动。

聂村现有人口4700余人。在北方地区来看，这绝对堪称超大村落（大多数村落的人口一般在1500人左右）。其实，这是历史连续性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聂村之所以能够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应与它的富庶和区位等自然禀赋相关。因此，在考察贺氏宗族繁衍的历史时，对其所处村落的历史沿革和地理环境不能不有所扫描。

聂村的出现，至晚可追溯到北宋徽宗政和初年。2007年9月22日至10月4日，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市中站区府城办事处小尚村（宋时称小向村）和六家作村（宋时称南封作村）之间的冀氏茔地，发现了冀吉（字闰）的仿木结构壁画砖室墓。其中有墓主次子冀沄在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十三日为其父制作的墓志一方。墓志道，冀吉祖居怀州河内县清期乡第四管小向村，“世以务农治生”。因他善于谋生，故家计常足。后迁至稍北的南封作村，仅六十余年便“资产大进，家积巨万”，所以在他死后能够在泉壤之下继续享受以壁画形式复制的较为奢华的人间生活也就不足为奇了。冀沄妻梁氏系 “聂庄村”人。无独有偶，冀沄次子冀六斤定亲的对象李氏也是“聂村”人，这大概和六斤母亲是聂村人并与那里的人们熟络有关。墓志中既称“聂庄村”，又称“聂村”，故知聂村应是聂庄村的简称。由此来看，北宋政和初年聂村之名即已出现。同样有理由相信，聂村作为地理实体的存在还要早些。聂村的古老不仅反映出其土地的肥腴，也表现出其文化上持续发展的悠远。

聂村北倚太行，南面沁河，西望丹水，北带沙河。丰沛的水资源和富含养料的土壤，孕育出和滋润着这片令人称羡的沃土。当地民谚道，“头枕太行山，脚蹬沁河滩”，形象地描摹出了“风水宝地”聂村所在的空间格局。聂村地处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河内县东北境，与武陟县、修武县毗邻，属于三县错壤之地，交通畅达，往来便利，这些因素为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天然条件。

二、作为移民属性的贺氏始祖和迁出地的虚构

聂村有30余姓，总人口4700余人，而贺氏即有2290余人，占比49%，无疑是村中大姓。贺氏并非原住民，乃明初自山西迁来，属于民户移民性质。嘉庆六年初贺嗣昌所撰《增修祠堂序》和收入咸丰《贺氏族谱》中他同期所撰的《贺氏族谱序》皆云，“聂村贺姓，系出山右”，即自山右（山西）迁来，并没有后来咸丰《贺氏族谱》中所说的从“山右泽州土寨头”迁来的内容。“泽州土寨头”这一说法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

明嘉靖年间，身为生员的族人贺淳，面对族人渐众、坟多迁徙的情状，担心时日既久，“形骸相隔”，有违“祖宗一本”的理念，遂竖立茔地碑碣，将祖先及支脉的名讳刻于碑阴，以明昭穆之序，以增同宗之情。他当时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祖先也就五代，即到高祖贺钦为止。再往前追溯，已无法获得更早的祖先名字，并且也未交代具体的迁出村落。这种情况在明初中原地区的诸多移民家族的谱牒中是屡见不鲜的。因迁来之初，家族尚未繁昌，知识储备缺乏，物力财力有限，祖先名字和世次大多不会留下记录。等到数世后家族中有一二士人出现，具备了书写祖先历史的能力时，却已无法觅到可资的材料了，所以才会产生始祖不明和自始祖后的世系断环的现象。故此，从清乾隆中期后，随着民众识字率的提升和某些家族知识人的增多，虚构祖先和创造迁出地便成为当时的基调和普遍做法。就咸丰初年《贺氏族谱》而言，世次明显存在错乱的情况，可为注解此种现象增添一个实例。

嘉庆初年，生员贺嗣昌（字绍先）和族中知识人在张罗增修祠堂的同时，商议纂修族谱之事。他在《增修祠堂序》的末尾自署“十三世邑庠生贺嗣昌绍先撰序”，把自己定位为第十三世。若照此逆推，其父贺君瑞为第十二世，祖贺清为第十一世，曾祖贺铎为第十世，高祖贺圣启为第九世……到贺钦时为第二世，出现缺少第一世的结果（见图1）。这与贺淳能够追溯的最早祖先即贺钦为第一世的事实不相吻合。

为弥合此缺漏，到咸丰二年贺万本续谱时便构造出始祖“贺诸”，并把他列为第一世（见图2）。这种做法着实有些轻率。贺万本在第一世下标注了一段文字，即“自我高祖钦以前，其世系稽考未真，不敢忘［妄］述。自我高祖钦以后，得于亲目相传者固已若此。勒于石，使后之子孙知所以支流者云尔”。这段文字在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由执事人贺自有、贺万财和贺自清等刻立始祖墓碑时，又原封不动地抄录了一遍。若仔细品味这段文字的话，动辄称呼贺钦为“高祖”，这是贺淳的口吻，应是他所立茔地碑碣上的文字。按贺淳的回溯，贺钦是他的高祖，而他则是贺钦的四世孙。贺淳说，他只是把可以稽考的高祖贺钦以后的支系“勒于石”。信则取，疑则存。这种对待祖先的态度是严肃的和审慎的。贺万本将贺淳的文字虽然照抄下来，然在他的具体修谱实践中却未能贯彻这一求是原则，遂出现了上述虚构始祖的行为。如果把导致这种结果的过程重新复盘一次，可以发现，嘉庆初年贺嗣昌在修谱时已在世次上犯了错误，到咸丰二年贺万本续谱时为了弥合贺嗣昌在世次上的缺漏，做到“无缝衔接”，就只能将错就错，最终导致了虚构始祖“贺诸”并让他以第一世身份登场的结果。这种现象颇令人困惑，距离明初迁移时点尚近的贺淳，尚弄不清自己始祖的名字、迁出地和后来的世次，怎么越到后来，前期隐晦不明的事实反倒愈加清晰起来了呢？这是有悖常理的。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始祖，在他与贺钦之间究竟隔了几世尚且无法考清，怎么就轻率地给他们之间搭建起了父子关系呢？这种情况颇类似于史家顾颉刚在研究古史时对古史材料演变的解释所提出的“层累”理论，即距远古越远，因后人的想象和附会，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枝叶” 越发茂盛，内容愈加丰盈，而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也就愈加偏离了最初的状态。欲要接近历史客观，只有逆向而行，剥离掉后来附加上的层层“意象”。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论及的话题，同样道理，添加在所谓第一世贺诸下面的那段文字，即贺氏迁自“山右泽州土寨头”的鼻眼皆全的说法，同样值得斟酌和推敲。欲彻底拆解这一悬疑，只能寄望于可信资料的发现。

三、明清时期贺氏地方事务参与和自身宗族建没

经过明初移民和原住民的合力推进，半个世纪后，河内县一带的经济得到了复苏和长足发展。聂村所在的丹河以东地区，进步十分显著。我们可从一个侧面窥其一斑。清化镇北的明月山在河内县治东北40余里，有佛教胜地大明禅寺。金大定二年 （1162）九月，居住在怀州河内县北道宫村的僧人郇广寿，通过奏请获得金帝“大明禅院”的赐额，从此开始创业经营。到大定十四年，清风谷内已植柏千株，创寺院一所，建大小屋舍百余间。再经元代的缓慢发展，到明初永乐六年（1408）至九年间，又对佛殿、法堂、山门等渐次做了修缮，寺院有所起色。然经过四十余年，到了景泰初年，这里重又颓废，“山门荒残”，“殿宇损坏”，亟待修葺。周边村镇民众踊跃参与，或舍财，或出力（捐施题名分为“施财施主”和“工力施主”两类），至景泰三年（1452）秋便已竣工。在聂村周边参与其间的村落有博昌（今卜昌村）、小尚、大间作（今大家作村）、北石涧等。施主施财一般为银一二钱，间或五七钱，也有较为个别的例子，如清化镇的孙文美施银一两一钱。这些施舍金额虽然普遍不大，但其采用的货币形态却是银两，显示出当地商品货币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明初宝钞因国家不重视纸币回笼，面临贬值和滞行的风险，为向民间抵制宝钞的做法妥协，正统初年朝廷不得不在南方地区赋税征收中采取金花银制度，突破了民间用银的禁限。景泰三年距离正统初的弛禁用银的时间不长，在人们印象中货币经济一向发展有限的中原地区，竟然出现了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行用银子的记录，自然是令人惊愕的。然较为切实的解释是，周边清化镇、许良镇等市镇的刺激和驱动作用不能排除，但更应把此现象看作是地区经济总体发展和积聚的结果。估计此时的聂村和附近其他村落的情况相去不远。

任何村落的百姓在温饱稍微满足之余，便会产生相应的精神诉求。其主要的实现途径或“管道”便是庙宇的修建和神灵的祈佑。其实，这也是其物质水平进至一定台阶的结果。在人们的观念深处，各类神祇都拥有保障风调雨顺、庇护人畜平安的能力，所以在某个发展阶段，在单体村或是若干村之间都会发起创建或修葺较为大型的信仰设施的活动。人口较多和实力雄厚的村落，甚至会有多个庙宇。有属于全村的，也有专属某个街巷的。若干村落的捐施活动参与，有的反映的是信仰传播的范围，有的则体现了以共建相同信仰设施为纽带所结成的村落间联合关系。由于百姓功利意识的驱动，大凡这些庙宇的神祇，常常不会出现信仰的排他性，而是把一个主神和若干具有分工性质的辅神凑集一起，呈现出诸神共生格局和泛神信仰色彩。聂村的三官东岳庙即是这种类型。

早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村人师伯敬在村东北角创建了三官东岳庙。而经60余年后的明永乐十二年（1414），村人原秀、尹成等人重修。真正能够体现聂村高水平的三官东岳庙的修葺活动，则是发生在移民家族于百年后有了一定积累的嘉靖初年。作为自然神崇拜的东岳信仰，在这一带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深厚土壤。聂村东边相距不远的修武县梗村（今焦作市马村区耿村）的百姓认为，“夫东岳者，尊为五岳之首”。“神机莫测，祭之必应”，可“永保一方之庆”，因此创建了泰山殿。“圣意难知，四时致祭”，不敢亵慢。其创建时间应在元延祐元年（1314）之前，有该年镌刻在捐施供床上的铭文为证，时间比聂村的还早不少。不仅梗村的骆驼社积极捐施，邻近的梁家庄（今修武县梁庄）、马坊簇马直社、中水村等村社也倾囊献金，从而保证了东岳殿的“香火常存”。

聂村三官东岳庙能够存续的原因也大抵如此。及至嘉靖初年，聂村三官东岳庙因 “岁久倾圮”，二年（1523）由村人张辅发起，村人和邻村踊跃捐资，庙宇“再为修饰，庙貌、神像焕然一新”。从庙宇称谓上看，将三官信仰和东岳崇拜拼接起来，带有复合信仰性质。捐施者姓名相对完整，主体是本村人等，捐施者除李均一户捐栽30余棵树外，其他58人皆捐助了银两，多系一二钱，少者三四分（相当于制钱三四十文），最多的二两五钱。如图所示，捐资者涉及的邻接村落有南朱村、沙丘铺、陆村（今焦作市山阳区鹿村）、北西尚、南西尚等（见图3）。这五个村落的施舍者只有二三人或四五人。据此可以判定，它们和聂村的关系属于同一信仰圈而非村社联合的性质。就聂村的施舍者分析，张姓、李姓、尹姓和原姓不少，而贺姓有12人，占比20%，是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重修庙宇碑记的撰者是当时曾任浙江提学副使的本府著名学者何瑭，而碑记的书丹者则是河内县儒学生员身份的村人贺征。这是聂村贺姓中最早获得士人身份的佼佼者。因此可以说，贺姓在聂村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贺氏不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在自身的宗族建设中也颇有建树。从明中期后，贺氏的宗族活动便徐徐拉开帷幕。如前所述，嘉靖二年时贺征仍是县学生员身份。据咸丰《贺氏族谱》载，因他成绩优异，后被选拔为贡生，曾任北直真定府灵寿县儒学教谕，任内还署理过知县事务。原配沈氏，继配刘氏。共生四子：贺淳、贺汲、贺涍、贺浡。除第四子外，前三子皆为生员，说明身任教职的贺征育才有方，而诸子也不负所望。长子贺淳（字望海），止步于生员，没有继续进阶。根据贺淳父贺征嘉靖初年尚是生员和贺淳系其长子的情况大体可以推测，他主要生活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基于一定数量的样本研究，可以清晰看出：宗族士人的产生是宗族意识自觉、宗族整合和建设主动展开的基本前提，同时还要具有主导组织这类活动的积极意愿。当这些条件完备之后，家族建设才会有序推进，诸如竖立始祖碑碣、纂修族谱、修建宗祠、购置祭田，以及制定族规以对族人加以约束和规范。

贺淳可以说是贺氏家族建设使命的担负者和开拓者。贺氏家族随着人口繁衍，族人混乱葬埋、族内关系疏离等问题随之产生。贺淳目睹此等情状，觉得有必要加以改善以凝聚宗族情感。他说，范文正公（仲淹）的看法颇有道理，对每个人来说，族人之间是有远近的，然在祖宗看来，族人皆其子孙，血脉一系相传而无有亲疏之别；族人皆应站在祖宗的立场上处理和对待族人关系。所以，他爬梳资料，征考线索，将家族世系上溯到高祖贺钦那代。并把这条梳理清晰的谱系刻到茔地碑碣的阴面，以昭示族人“坟虽不一”但“源则非二”的道理。这个世系图只列故人，不含当下，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族谱，但和家堂轴（又称神轴、老爷轴）一样，已具备了某种家谱的功用。他希望后人在这个系图的基础上“续而纪之”。一旦子孙明晰了源流承延的关系，观后便可知晓他的支脉所自以及与其他门派的关系，“同宗一本”的意识就会产生，“亲爱之情”从而联结，进而也就实现了尊祖敬宗的目的。在未有宗族建设经验的探索阶段，受制于家族财力和认知等因素，贺淳所从事的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宗族建设，碑碣所载世系虽有谱牒因素，但也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族谱。

明末至清初的持续旱灾、饥馑和战争动荡，对中原地区的宗族产生了程度不等的负面影响。有些遭受毁灭而中断发展，有些止步不前而陷入低谷。这种不振的局面在康熙后期至乾隆中期始有所好转。贺氏家族也不例外。明中期时，贺淳虽然朦胧地意识到家族谱系的重要性，但他的立碑行为尚非严格意义上的修谱活动。每个宗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处环境、财力和知识人等诸多条件的分殊，其宗族建设会呈现出不同特点。聂村贺氏属于先修谱、后建祠的类型。贺氏开启族谱编修事业与族人贺鹏 程有关。据族谱载，贺鹏程为贺显之子，字程九。康熙庚子科（五十九年）举人。据贺嗣昌嘉庆初年续谱时回忆，堂祖贺鹏程“恐世远族众、昭穆紊乱，原集有家谱一册。余因之以绘图一张”。由此可见贺鹏程的修谱目的非常明确。最后修成谱本一册。但贺嗣昌并未说明贺鹏程的具体编修时间。根据贺鹏程于康熙末年中举人的信息，估计其修谱时间当在雍正年间或乾隆初年。贺嗣昌曾见过编修的谱本，并据其内容绘制了谱系图一张。贺鹏程这次家谱编修活动，承前启后，最为关键，否则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力，便会随时造成谱系断档的悲剧。这是一次规范且成功的修谱活动，是贺氏宗族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所以贺嗣昌后来在增修祠堂碑文的末尾特别拈出此事以为彰显，说“纂修家谱始于十一世康熙庚子科举人程九府君”是有道理的。此时家谱虽修，但祠堂未建。修谱对于身为举人的贺鹏程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付出脑力和智慧，运用编修技术便可轻易实现。若是建祠，没有院基和财力支撑，那是断难做到的。“先谱后祠”是许多中原移民宗族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基本模式之一。

家庙或祠堂是祖先神灵的栖居之地，也是子孙祭祀祖先、表达敬意的场所。及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贺嗣昌的父亲贺君瑞（字祯祥）、堂叔贺君实、贺君翰为首，将建祠之事提上日程。他们集合族众，捐纳资财，庀材鸠工，不数月便建成祠堂三间。因“资为告匮，遂中止焉”，未能修成完整院落，只是个残缺工程。在经历三十余年后，到了嘉庆六年（1801），贺嗣昌和堂弟贺振邦、族弟贺振京以及堂侄贺汝田等，动员族人捐资，拟再补修未完工程。当时捐资花户共26户，大体反映了当时聂村贺氏的家庭数量。捐资少者数百文，多者数千文，最多者达三十千文（即三万文）。并成立修祠会，明晰分工，各司其职，有总理会首、副会首、管大总、掌钱粮、管讨账、总催、管采买和协办等角色。他们“克继先人之志，督众重修，内外增治，以及垣墙、门楼居然完备”。祠堂完美竣工后，贺嗣昌心绪翩翩，慨然写道：

盖美轮美奂，业已作之于前；肯堂肯构，尤赖述之于后。庶几无怨无恫，上之固有以孝享于先祖；合敬同爱，下之亦足以聊属乎玄曾。岁时伏腊，有事庙庭。远近毕集，亲疏咸在。以之序神，而世系昭穆之分灼然可指；以之序人，而尊卑少长之等秩然不紊。虽有猜嫌疑忌之私，不觉潜消于觌面晤言之际。即有嚣凌忿争之怨，亦且默夺于对越骏奔之顷。凡我同姓，居然一家，不期亲而自亲，不求睦而自睦也。所谓尊祖睦族之意，不大彰明较著也哉！

祠堂修建，族众聚合。尊卑有序，猜忌尽消。尊祖睦族，和气充盈。祠堂的这种功用在他的笔下被形容得淋漓尽致。

贺鹏程原来所修族谱倘若仍存，搜集后来所增子嗣的内容，在既有的体例和框架上接着后续即可。然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十五日起，大雨如注，连降数日，加上太行山山洪暴发，沁、丹并涨，大沙河也不例外，聂村遭遇不测，“村遭大水，房屋倒塌”。贺鹏程所修族谱也在这次大水中荡然无存。然不幸中之万幸的是，贺嗣昌据贺鹏程修谱所绘的谱系图侥幸保存下来，从而保全了家族世系信息的完整。当祠堂这一难题解决之后，对于留意家谱的贺嗣昌而言，加快修谱便成为头等大事。贺嗣昌在增修祠堂记和重修族谱序中强调，祠堂和家谱是一个完整家族的标配，是借以实现尊祖睦族的载体。和修祠一样，修谱也很重要，他说，“族众繁庶，苟无谱以联之，则觌面而不相识者有矣，睚眦而成仇隙者有矣”，此乃不修家谱之危害。若是修了家谱，则会是另外的情形：当族人看到他们皆出自一个始祖，同根同源，一脉相传，便会“生木本水源之念，动报本追远之意”。这样，非但不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反会更加合敬同爱、守望相助。再者，若不急促成谱，谁也不能保证如乾隆二十六年超大水灾的极端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若那样的话，原有的家族资料就会湮灭殆尽。所以，他与堂弟贺振邦、贺振京以及堂侄贺汝田商议重修谱本之事。由于准备充分，诸人合力齐心，很快将此事圆满完结。

无论是对保留最初谱系资料的贡献，还是促成修谱之事的操作实施，生员贺嗣昌在这次活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现存咸丰二年贺氏族谱的内容看，其修谱体例和世次布列的方式，应是对嘉庆初年修谱活动确立基准的延续。从贺氏族谱编修的历程看，嘉庆初年这次修谱活动和贺鹏程的初修家谱之举具有同等意义。咸丰二年（1852），在距嘉庆初年修谱半个世纪后，族人贺万本等在修谱上已无太大障碍和挑战，只需在贺嗣昌等人所编写的内容和确定的路径之上，根据新增子孙往下续写即可。咸丰初年续修族谱在继承嘉庆初年所修族谱经验的同时，也沿袭了它在世次上所导致的讹误，还另外制造出始祖和迁出地等新的错误，这是稍显遗憾的。

上述贺氏宗族修谱、建祠的曲折历程，也是大多数中原移民宗族共同经历的过程，体现了华北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宗族的某些特点。这些曲折波动，莫不与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震荡和自然剧变密切相关。

四 跋尾

出于研究明清时期河南西北部农村社会之需，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怀庆府所属诸县从事田野调研，在诸多乡村留下了足迹。根据调查记录，2018年8月10日从武陟县宁郭镇西进，2019年7月30日从温县徐堡镇穿沁河北上，曾两次到过聂村。与聂村贺氏祖先会的同志结识是在第二次考察期间。当天，先到聂村东南邻的南西尚村考察佛祖寺和同治十一年（1872）河内县知县欧阳霖（江西彭泽县人）所立河内县东界碑，而后到聂村考察位于村东北角的三官东岳庙，并寻找清代学者贺汝田（字种德）的家系线索，得到老乡和贺氏宗亲的配合，这样我们之间便建立了通信联系。

清人贺汝田在聂村贺氏家族中是可圈可点的人物。他虽在科举上未获成功，但当时整体社会识字率的提升使他从中受益。得益于他的聪慧和好学，其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准。据生员贺嗣昌增修祠堂序和族谱序可知，嘉庆六年增修祠堂时，贺汝田积极捐资（捐资十千文即一万文，位居第二），并担当掌管钱粮的职任，稍后又参加了族谱续修，对宗族的贡献尤巨。嘉、道之间，他曾编刊过至少三种通俗读物，分别是属于蒙学类的《童蒙急就编》（版心题《童蒙杂字》，嘉庆十七年刊刻）、《且顾眼前》（系《童蒙急就编》续编，嘉庆十九年刊刻）和属于日用类的《选择捷要》（道光五年序刊）。前两种以四言体式将各种农村物件、农事名称以及做人道理，编成韵语以便幼儿记诵，属于识字用书。该书还特意突出了方言表述的特点。如《急就编》末云，“书无深意，绅士笑谈。止可识字，不能入泮”。“泮”即府学或县学前的泮池，跨过泮池上的小桥便有鲤鱼跳龙门的寓意。“入泮”借为考取生员的指代。也即是说，这本书不是用以考取功名的读物。他的编纂理念是，既方便幼儿识字辨物，又能让人知晓生活中的道理。《选择捷要》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指南，包含合婚、嫁娶、出行、修造、殡葬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他还利用身处怀庆的地利条件，广泛搜集和编刊了原居府城的明代郑王朱载堉的《醒世词》，借旧词以发新声，砭时弊以厚风俗。

聂村贺氏祖先会知我关注聂村贺氏宗族的发展，便希望我抓紧推出这方面的研究。而出于获取更多样本的学术需要，这自然也是我所作区域社会研究课题的应有之义。遂就搜集到的聂村贺氏有关材料，结合我对怀庆府地域社会的总体思考，以整体史的意识、长时段的视角和多要素综合分析的方法，对明清时期聂村贺氏宗族个案作了初步研究，以见移民宗族在迁入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发展历程。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若征引文献，请以《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6卷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