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初,印度新任驻华大使魏嘉盟(维克拉姆多莱什瓦米)正式在北京履职。2026年5月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洪磊接受印度新任驻华大使魏嘉盟递交国书副本,魏嘉盟大使于5月2日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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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现场呼吁中方扩大对印投资,并放宽印度制药产品的对华出口准入,还特别强调这些要求合情合理。“在我们认为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提出这样的建议,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在制药领域,”这位印度大使说。就在同一周,魏嘉盟还于7月7日在北京主持了一场午餐会,与部分中国企业董事长及高管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表明印度大使馆正在积极向中国商界抛出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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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番话说得轻巧,背后的账单却很沉重。2026年4月,印度政府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印度2025—26财年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1511亿美元,而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期扩大到1121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刺眼?1121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比印度本财年约7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还要高出将近400亿美元。
更关键的是这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印度70%以上的医药活性成分依赖中国进口,红霉素、链霉素等关键抗生素原料,中国供应占比超97%。所谓的”印度世界药房”,核心原料几乎被中国供应链完全托底。制药恰恰是魏嘉盟在论坛上着重点名、声称”印度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但一个国家连制药原料都高度依赖对方进口,在对方市场上又凭什么谈对等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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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急着拉拢中国资本,根源在于自己过去这几年的折腾代价已经太大了。2020年4月,印度出台”三号通告”,要求所有来自陆地邻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必须经过政府审批,实则始终针对中国;2020年6月发生的边境冲突是导火索,此后印度陆续封禁超200款中国应用,双边经贸关系全面遇冷。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直接把中国资本挡在门外,但也把印度制造业的短板暴露无遗。
从”去中国化”喊得震天响的2020—21财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大约600多亿美元,到2025—26财年直接飙到1121亿美元,越”去中国化”,越离不开中国。迫于这种压力,2026年3月10日,印度联邦内阁批准修订”三号通告”,允许最终受益持股不超过10%且无控制权的境外投资者走自动审批通道,并引入60天的投资申请处理时限。表面上是政策松绑,实质上是现实逼出来的妥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指出,新规本质上是限制中国企业只能提供资本和技术,但不得掌控企业,“在印度企业掌握相关技术后,很容易将中资排挤出去,以往已有不少类似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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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印度这套操作逻辑的,是那些已经在印度市场摔过跟头的中国企业。就在魏嘉盟论坛发言的前两天,一桩长达十八年的仲裁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根据2008年签订的合同,上海电气为印度莎圣6660MW超大型超临界燃煤电站项目提供主要设备及相关服务,合同金额高达13.11亿美元。
项目已投入商业运营多年,但印方合同方Reliance UK在项目运营多年后仍拖欠上海电气设备款及其他相关费用。上海电气追款追到2019年才不得不申请仲裁,拿到裁决后对方反咬一口,Reliance UK主张上海电气赔偿约3.89亿美元损失;直至2026年6月30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才裁决驳回Reliance UK的全部实体诉讼请求,且具有排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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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仲裁打赢了,但1.46亿美元的赔偿款至今仍未执行到位,公告明确表示”两仲裁相关裁决尚待执行”,也就是说,判决赢了,钱能不能到手还是两说。类似的故事不是孤例。东方电气9亿美元拿下印度钢铁厂废气回收项目,在设备交付完毕后,印方直接终止合同,不给钱了,虽然提起仲裁并胜诉,但对方就是不执行,最后东方电气只能在2023年计提5.48亿元的信用减值损失。这些账本,中国企业都记着呢。
正是在这层背景下,魏嘉盟大使在论坛现场刻意营造的乐观氛围,就显得有些单薄了。他当众对亚投行大加称赞,将其称作双边合作典范,还强调印度信贷体系稳定,试图打消中方投资者的顾虑。但中国企业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大使台上讲的那几句话,而是印度市场整体的制度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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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5000万起,按照当前审理速度,要消化这些积案需要整整300多年;大连重工在印度贸易商欠款案中,即便在印度法院胜诉,对方企业申请破产重整后执行程序立即陷入停滞,1.4亿元账款截至2026年2月仍未收回。
此外,2026年3月,印度税务部门向三星电子印度公司送达6.01亿美元的税款追缴单,几乎吞掉其在印全年净利润;大众汽车因2012年的进口零件,被印度追溯征收14亿美元税款。这种覆盖各国企业的”税收恐怖主义”标签,早已让外资对印度市场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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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印关系整体向好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不应被忽视。魏嘉盟本人也在发言中暗示,两国关系正朝着”正常化”的方向推进,印度已采取措施为中国企业重新创造在印度市场的投资机会。
魏嘉盟还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举行了会见,双方同意加强努力,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稳定和互利关系的共识。航班复航、签证放宽、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积极信号。但外交层面的回暖,和商业层面的实际信任,终究是两条不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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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不会因为大使登台呼吁就自动流入。悬而未决的边境争议、实控线沿线的军事部署、贸易失衡,以及更宏观的战略竞争,持续塑造着两国关系的底层逻辑;在这一框架下,大使的角色不是改变中印关系,而是更有效地管理它。
此番魏嘉盟是一个积极信号,却远不是问题解决的起点。中国企业走出去,向来根据市场规律和风险评估做决策,不是靠外交辞令。印度若真想把这批资本引进来,答案不在外交论坛上,而在法庭里、在税务局的办公室里、在那些迟迟拿不回来的仲裁款项里。那些问题一天不解决,大使喊得再卖力,也只是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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