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哭泣”，渤海2号石油钻井平台，沉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11月24日早晨，天津、河北、山东三地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大风预警。李平在局领导干部的碰头会上提出：估计”渤海2号”不会降船。钻井处调度值班员也向主管负责人提出建议：“渤海2号”不应降船。但是，主管负责人只将气象情况告知”渤海2号”，并没有作出”不应降船”的指令。就这样，一个关键的判断被推给了现场，没有人真正叫停。

11月24日8点3分，“滨海282”号拖轮靠近”渤海2号”，准备带缆，因涌浪大，第一次失败；8点59分，第二次带缆成功，随即降船。10点44分开始拖航。当时”渤海2号”干舷高度约1米左右，应为3米以上。

20时以后，风力逐渐增强，达8至9级，阵风10级，由于干舷低，甲板已经浸没在水里。整艘平台的防护余量几乎已经耗尽，但拖航并没有停下来。

风越刮越猛，到了晚间阵风达到11至12级。海浪随风起舞，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整个大海都在翻腾。“渤海2号”在风浪中颠簸摇晃厉害，凶猛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冲向甲板，扫荡着甲板上的一切。平台上74名工作人员正在拼命加固物件、阻止海水进入舱室，但形势已经失控。

凌晨，3点，“滨海282”号拖轮收到了”渤海2号”的电报：“通风筒进水已经无法控制，请求拖轮转向，让平台顶浪航行，以保护船尾！”“滨海282”号随即开始尝试转向，但风浪实在太大，转向失败。3点10分，“渤海2号”向”滨海282”号发来警报和求救信号：“我船开始下沉，赶快解缆救人！”

从打捞的实物证实，全船甲板上共有10个通风筒，被风浪打掉4个，大量海水涌入泵舱、机舱，动力机械停止运行，无法排水，造成船体负荷迅速增加，丧失了稳定性，导致在风浪中沉没。

主甲板通风筒设计很不完善，通风筒的船体基底太低，没有风雨密封关闭装置，通风管道没有水密封舱隔离阀，机舱、泵舱是一个没有隔离间的通舱，也没有设计应急的排水系统和发电设备。通风筒一旦被打断，海水就能长驱直入，而底舱里毫无任何阻挡结构。

3时35分，平台沉没。原本巍然高耸的钻井平台倏忽消失了，平台上的74名船员统统掉进了11月底渤海湾冰冷的海水中。关键时刻，“滨海282”号迟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也无法发出事故的准确坐标。

当时，“大庆9号”油轮离”渤海2号”翻沉地点只有6公里不到，如果接到信号和坐标，可以在半小时内赶到现场救援。但第一艘救生船在40分钟后才起航，在7小时后才到达事发地点。那些爬上救生筏的人，穿着湿透的棉工服，在零度上下的渤海冬夜里熬了整整数小时，一件保暖物资都没有，一个接一个地死于失温。

经过拖轮船员们一番努力抢救打捞，也只有两名”渤海2号”的船员获救，一个名叫王墨林，一个名叫阎学军。其余72人，全部遇难。

事故发生后的头三天，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向上级递交的报告里，把事故原因归结为”气象突变，突遇特大风浪，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材料报送到石油部，时任石油部长的宋振明又将报告中的”相当于10级以上风力”改为”11级”。

另一方面，勘探局召开表彰大会，要求全系统向”渤海2号”的牺牲者学习，并请求国务院将”渤海2号”钻井船队命名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72名遇难者为烈士。72个人是怎么死的、死前发生了什么，在这套表述里全部消失了。

《天津日报》、新华社、《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都派记者前去采访，但因为石油部反对公开报道，且中央和天津市委没有指示，所以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未能及时面世。一些媒体知道里面有问题，只不过不敢报道。记者将稿件写好后，没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审查，“送去就出不来了”。

这种压制一直延续了将近8个月。1980年4月19日，由国家经委、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及天津市有关单位共同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向天津市委报送了《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事故原因有三：一是没有排除压载水；二是平台与沉垫舱没有贴紧；三是没有卸载。并将事故性质认定为”确属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报告送达中央后，《工人日报》的记者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核实，于1980年7月22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报道，以《严重违章指挥 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为题，将死亡72人、损失3700多万元的事实公之于众，此条新闻被评上了1980年”获奖好新闻”。报道一出，舆论随即沸腾，事故的真相再也无法遮掩。

1980年8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指出事故发生8个月以后，石油部仍然没有严肃对待，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

决定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

康世恩受记大过处分，开了国务院副总理受处分的先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1980年9月2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渎职罪判处海洋石油勘探局书记、局长马骥祥有期徒刑四年；副局长王兆诸有期徒刑三年；副总调度长张德经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滨海282号”船长蔺永志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1982年7月，“渤海2号”残骸被打捞出水，经多家科研机构实物鉴定后确认：船体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通风筒的船体基底太低，没有风雨密封关闭装置，通风管道没有水密封舱隔离阀，机舱、泵舱是一个没有隔离间的通舱，也没有设计应急的排水系统和发电设备。如果4个通风筒不被打掉，或打掉后有密封装置，是不会在10级大风下冲击翻沉的。这一结论表明，事故既有人为违章的责任，也有设备本身设计缺陷的根源，两者叠加，才造成了这场无可挽回的灾难。

康世恩赴美国墨西哥湾考察时，看到美国钻井工人都穿着密封防寒的救生服，立刻想到”渤海2号”死难的工人，一个个打捞上来都蜷曲着裹在冰甲一般的棉工服里，痛心地说：“要是早知道国外有这种防寒救生服，给每个出海人员都配上一件，落海的钻井工人也许有很多能活下来。”

这句话，揭开了另一重真相：那72个人，并不全是被大海夺走的，而是被一件本可以备齐却没有备齐的救生服放走的。此后，保温毯、专业救生服等基础保障装备开始被纳入海上作业必备清单，通讯规程和弃船程序也经历了系统性修订，中国的海洋石油安全体系，用72条人命换来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