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城市与现代性：贝聿铭跨文化身份的形成

1996年，贝聿铭长子、城市规划师贝定中回到苏州，参与“苏州：为新的中国塑造一座古城”城市更新项目。翻开这份项目书的第一页，再翻开日后苏州博物馆设计稿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同一张地图——南宋《平江图》。图中所绘，正是贝聿铭始终念念不忘的姑苏古城：水网密布，街巷贯通，齐门、盘门、娄门、葑门、阊门、胥门依次展开。而贝聿铭与贝氏家族的故事，也正是沿着这片运河水路缓缓展开。

贝定中（前排座椅左三）参加苏州城市更新研讨会

贝聿铭在新馆建筑设计方案展览

一

有关贝家的迁吴始祖，谱中仅载寥寥数语：“第一世迁吴始祖。讳失考，字兰堂，原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明季中叶迁居江南苏州府吴县。”“世居阊门外南濠，以行医贸易为生。”简略交代了贝氏家族最初的籍贯、迁居地、迁吴后从事的生计。至第三世，贝氏仍以药业为主，并扩大经营规模。真正奠定后世宗支格局的关键，在三子贝仁宇一支。仁宇无子，晚年过继外甥为嗣，即第四世贝启祚。贝启祚生于明末，崇祯年间授礼部儒士，年仅三十余岁即卒于京师，家运骤遭打击。第五世贝珽在母亲抚育下成长，既勤学苦读，又致力于经营药业，并以施药济人闻名乡里，获“乡饮介宾”之誉。至此，家族虽仍未显赫，却已逐步恢复元气。

“贝泰来”药号广告

贝氏家族走向兴盛的关键转折，发生于第七世贝绍溥。绍溥遂弃儒从商，专事医药贸易，及至中年，广置田产。至清代乾隆时期，贝氏已跻身苏州“四富”之列。其四子贝鉽（号潜谷）承继贝钰长兄遗志，专意治生，稳步积累产业，终使此支发展为吴中贝氏中最为兴盛、子孙最繁的一脉，后世建筑大师贝聿铭即出于此支。

自第十三世以降，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新学”渐兴，传统家业的继承方式亦随之改变。部分族人，例如十三世贝赋琴、贝意琴，十四世贝洛，十五世贝聿綋，十六世贝念娇等，虽仍从事中医或药材相关行业，在苏州有杏坛妙手之赞誉，但多属个人职业选择，已不再与原有家族产业形成直接关联。换言之，贝氏医药传统在近现代更多地转化为一种广义的家族精神，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产业传承。

二

自第七世以后，贝氏家族逐渐加大对子弟教育的投入，将科举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路径。有清一代，族中诞生举人三位，即第十一世贝信三，为道光庚子（1840）科举人；十三世贝光礼，为光绪乙亥（1875）科举人；另外十四世贝祖善在清末毕业于农工商部高等学堂，为奏奖举人。贝氏族人仕途多止于州县佐贰之职，与苏州地区“彭、宋、潘、韩”等科第鼎盛的世家大族相比，稍显逊色。这一现象在江南地区并非个例。科举竞争极为激烈，新兴富商家族即便具备经济优势，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稳定的科第成果。

《吴中贝氏家谱》局部

得益于这种“以富养文”的模式，家族内部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生产传统，并逐步在苏州积累起声望与地方影响力。例如，在书画领域，第九世贝点，山水初学翟大坤，心得其秘。复肆力于古，临摹吴门各家，无不得其精髓。从苏州博物馆所藏《临沈周春耕图》卷、《仿唐寅山水图》轴来看，其笔墨虽不以创新见长，却较好承续了吴门绘画传统，体现着清代中期吴地文人绘画的典型风貌。至十五世贝聿玿，亦雅好丹青。其曾就读于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美术科，早年随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学习刺绣，后又师从顾彦平、郑午昌，并长期受业于吴湖帆门下。苏州博物馆藏有其《山水》轴，取法元明诸家，笔致秀润清雅，格调平和蕴藉。

贝点《临沈周春耕图》局部

若论金石碑帖与藏书成就，第十世贝墉无疑是贝氏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贝墉一生虽未显达于仕途，却凭借对金石、碑版、古籍及书画的搜求、鉴藏、考订与刊刻，在清代苏州士林中享有极高声誉，道咸年间更被誉为独具鉴识的“巨眼”。他于齐门外井寺桥构筑别业，并以所藏名之“千墨庵”。其间，陆鼎、张伯凤为之绘制《千墨庵图》，广邀名家题咏。诗文创作方面，则以第十世贝青乔最为卓著。贝青乔师从“吴中后七子”之一的朱绶，受其“诗以经世”的观念影响，逐渐形成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创作风格。

清拓本《千墨庵贴》

随着苏州近代城市转型的展开，绅商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力量，而贝氏家族亦深度介入地方秩序的重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佼佼者当属十三世贝理泰、贝润生二先生。贝理泰，字哉安。贝墉曾孙，贝祖诒父，贝聿铭祖父。少承家学，入苏州府学贡生。1915年出资入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7年贝理泰设立苏州分行，以董事兼经理身份主持事务，由此，奠定了贝理泰在苏州工商金融界的重要地位。在这百年间，贝理泰一支子孙多人进入银行系统，贝少伯、贝祖武先后主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贝露荪任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孙辈贝聿乾、贝聿蔚、贝聿萼等亦多从事银行业，“金融世家”之名遂由此形成。从贝理泰到贝祖诒，再到后辈子孙，金融业逐渐成为贝氏家族继草药业之后，最稳定也最具延续性的职业传统之一。

贝氏家族合照（由贝氏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后排左起贝祖诒、贝聿枞、庄莲君；前排左起：贝聿铭、贝聿慧、贝圆华、祖父贝理泰、继祖母，以及贝聿昆

贝润生，与贝理泰同为吴中贝氏第十三世，但并不是同一支。贝润生系第六世贝蘅山一支，其支人丁寥落，早年家境清寒，长期仰赖族中“留余义庄”接济。他十六岁入颜料行学徒，兢兢自励，由此发轫；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阴丹士林（德文Indanthrene，1901年巴斯夫发明的一种染料品牌）经营机遇，事业迅速扩展，兼营地产，终成海上巨富。事业有成后，贝润生长期活跃于慈善与公共事务领域，直至1945年他去世前，《申报》中关于他捐助的记载从未间断。可见其慈善活动并非一时之举，而是长期持续的公益行为。

三

贝聿铭（1917—2019），尤素福·卡什 摄影

对于后来的贝聿铭而言，父亲贝祖诒与叔祖贝寿同的两种道路，恰恰构成了自己人生的一体两面：一面是顺承而行，投身金融体系；另一面则是破格而立，走向现代建筑领域。最终，贝聿铭没有循祖父贝理泰、父亲贝祖诒的既定道路，而是远赴美国学习建筑，并以建筑重新为家族确立新的文化声誉与国际影响。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在广州出生。1918年，因父亲贝祖诒工作调动，举家移居香港，童年时期的贝聿铭，身处香港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1927年贝祖诒又调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举家又由香港来到了上海，贝聿铭也进入上海青年会中学，继续接受现代教育。到了上海后，每年夏天贝聿铭都会去苏州祖父贝理泰的家中，接受祖父的“托管教育”。

贝聿铭家庭合影，右侧怀中孩童为贝聿铭

少年贝聿铭在狮子林湖心亭前（由贝氏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

1935年，贝聿铭赴美学习，他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又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夏，贝聿铭放弃了哈佛大学留校助教的职位，受到地产商人威廉·齐肯多夫想要重建战后美国城市的宏图感召，选择入职韦伯纳普公司。在韦伯纳普公司的十二年间，贝聿铭初步确立自己声名的同时，更培养出了一种全盘打算的思维，也学会了如何在多方掣肘的情况下去推动及完成确定好的项目。这一点，是他日后成功的核心因素。

贝聿铭 庭院设计·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设计科三年级作业

贝聿铭全家福，左起：卢淑华、贝莲、贝建中、贝定中、贝礼中，由贝氏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

1955年前后，齐肯多夫经营公司的方式与贝聿铭的职业规划有了些许的偏离，贝聿铭感觉日常担纲的那些低收入住房和纯商业项目，可能挡住了他对于建筑艺术性探索的道路，也无法获得那些大型机构的委约项目。“我知道如果我待在这家公司，我将永远无法得到我真正想要的项目。”基于这层因素的考量，贝聿铭选择独立于公司，自立门户，与设计合伙人亨利·柯布，管理合伙人伊森·伦纳德联合注册了贝聿铭事务所。就此开始，贝聿铭的事业逐步起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艾弗森艺术博物馆、肯尼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及大卢浮宫计划等项目的成功落地，令他声名大噪。这一时期，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79）、法国建筑学金奖（1981）、普利兹克奖（1983）、美国自由奖章（1986）……各种奖项纷至沓来，人们不吝用最优美的颁奖词来赞扬贝聿铭，贝聿铭也由此成为最重要的华裔建筑师。

亨利·摩尔 为普利兹克奖得主作雕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曾邀请他参与北京长安街高层建筑设计，但贝聿铭基于自身城市更新经验，明确反对在古都核心区域大规模兴建高楼，并提出长安街建筑应限制高度，以维护北京历史风貌。最终，他主动选择了位于西山的香山地块，去设计低层饭店项目，希望以一种更克制、更具文化根基的方式回应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命题。北京香山饭店选址于清代皇家园林静宜园之中，周边古木、山水与遗迹犹存。借助清代张若澄绘《静宜园二十八景图》卷，仍可辨识画中所绘“虚朗斋”景点所在区域，正是今香山饭店的所在地，饭店院内尚存“璎珞岩”的延续地形。贝聿铭在此地没有简单复刻传统宫殿式样，也拒绝照搬西方现代主义，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以中国园林“庭院”空间为核心，将建筑化整为零，采用院落式布局，使建筑自然隐入山林，并与同事黄慧生等一道尽量保留原有树木与地貌。白墙灰砖、漏窗线脚、庭院回廊等元素，则经过现代化提炼，形成兼具东方气韵与现代秩序感的建筑语言。香山饭店由此成为贝聿铭探索“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重要起点。

张若澄《静宜园二十八景图》局部

当时间来到2002年，当地文化、规划部门负责人赴美洽谈时所展现出的真诚与迫切，最终促使贝聿铭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回到了故乡苏州，并于2002年4月30日亲自签下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协议。新馆选址定于苏州古城历史街区，毗邻明代拙政园，并将一旁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纳入整体规划中。自1960年以来，忠王府一直作为苏州博物馆馆址使用。因此，新馆建设不仅关涉现代公共建筑的设计，更关乎古城历史风貌的延续。由于社会公众及学界普遍担忧新建筑的出现会破坏拙政园与忠王府之间既有的历史连续性，贝聿铭在设计过程中多次邀请吴良镛、周干峙、傅熹年等建筑与文保专家一同论证，希望能在历史保护与现代建筑表达之间寻求平衡。

贝聿铭与建筑专业学生考察团在施工现场旁的合影

在主体设计理念上，贝聿铭并未主张对苏州传统“白墙灰瓦”建筑形式进行直接复制，而是强调“协调”应建立在传统与创新结合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在选址地块上的新旧建筑“不必雷同，但应和谐”，因此反对以简单套用传统符号的方式营造古意，而希望通过现代建筑语言回应苏州古城的历史环境。最终，新馆采用白墙与深灰色花岗岩坡顶，并将墙体与屋顶处理为统一的几何结构，以物料改良和结构创新再诠释江南传统建筑的灰瓦斜顶形态。为避免苏州博物馆新馆对周边历史景观形成压迫，建筑主体大量下沉，两层建筑约有一半位于地下，整体高度亦受到严格控制，进而维持了拙政园与忠王府原有的空间尺度与视觉关系。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片石假山

贝聿铭在紫藤园建设工地

建成后的苏博新馆

而就在即将离开苏州的最后一天，贝聿铭再次来到苏州博物馆，忽然流露出少见的伤感。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大概会是此生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了。苏州是贝聿铭的家乡，这里曾经住着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住着一同长大、拥有共同记忆的那一代人，住着只在族谱和墓碑上留有名字的上辈人，还住着那些只能在老人言谈中依稀追忆、早已无从相见的人。设计苏州博物馆，给了贝聿铭一次机会去了解他的家乡。 在这里，贝聿铭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贝氏家族的百年数代随之便构架起来。

《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苏州博物馆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26年7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吕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