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四十块零五毛。
八四年八月，我从警校毕业，分到农场，头一个月工资，就是这个数。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市价二百六。不吃不喝，半年。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想都不敢想。那会儿我血气方刚，站在大队部门口，望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稻田，心里空落落的，像被谁掏走了什么。
农业中队的日子，是按农时过的。天不亮出工，太阳落山收工。一年两季大忙，几个月不休息是常事。有一回夏天出差到龙潭水泥厂，看见人家七点半才起床，我站在招待所窗户跟前，愣了好久。在农场，这个点儿我们已经在地里干了好几个钟头了。那种感觉说不清楚，不是委屈，也不是羡慕，就是心里头有什么东西，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监房值班室，我干内勤时。犯人打门口过，不用抬头，光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张三左脚有点拖，李四走路爱吸鼻子，王五步子急，像是总有人在后面撵他。熟悉到这个份儿上，我自己也觉着稀奇。那时候，觉着日子一眼能望到头——年初什么样，年底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事，一年一年，像田里的庄稼，收了种，种了收，没个变化。
有个警校第二届的师兄，实在熬不住了，连档案都没要，人就没了影。空铺板卷起来的席子，还留着一个人躺过的凹痕，好久好久都弹不回去。
苦归苦，大中队对干部的管理是从来不含糊的。星期二，星期四，学习日，雷打不动。先是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再学劳改干警纪律条令，最后大队领导结合近期情况点名批评。句句带着火药味儿，是真枪实弹地点，不藏着掖着。讲队伍中存在一种不良现象的时候最难熬，底下人都犯嘀咕，觉着领导说的就是自己。我们大队有个会计，每次开完会就把自己关屋里，反反复复琢磨领导是不是在讲他，时间长了，整个人都蔫了，走路都贴着墙根。
有个第二届的师兄带工，叫犯人从地里摘了个西瓜，说要清凉清凉。就这一回，成了反面教材，逢会必讲，讲了好几年。年轻干部带工时骑自行车跟在犯人队伍旁边，也被点名。技术员小吴下大田打伞，被人议论了好些天。那两年新干警多，素质参差不齐，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有的碰到犯人顶撞，拳头警棍就上去了，说宁愿不穿这身警服也要打服你。领导震怒，停职。电警棍统一保管，使用要先打报告审批。那时候就讲，严不过囚，宽不过人。六尺长的条凳，两边都坐人，谁也不能过界。
个人生活也管。有个第一届的师兄，少管所一个女同学每年给他寄茶叶，他在农场又谈了个对象，闲话传开了，最后只好淡了那边。还有个赵技术员，老家谈的对象不同意分手，闹到大队来，大队责令他处理干净，否则别上班。挺有才气的一个人，最后捏着鼻子调回了老家。
那时候的领导，以身作则是真做。我调去十一大队之前，副教导员王兴土到菜园买菜，犯人给他多称了，他让重新过秤。八四年初调去大中农场当场长了，后来的冯志强、马启明，都是一个样。上头的脊梁骨是直的，底下的影子就歪不了。
中队周例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火力更猛。每个人都把家底往外掏：有的说买菜时犯人给多了，有的说在晒场上买鸡饲料少付了钱，有的说让犯人木工打了个小书橱，有的说带工时打了犯人一拳。轮到我的时候，最难。因为他们说的那些，我都没有。可人不能没有缺点啊，我就使劲儿往里找。后来我说，某天带犯人开拖拉机去厂部办事，顺便办了自己的事，这是以权谋私的开端——虽说我开的只是个拖拉机，可今天能开拖拉机为自己办事，将来要有了权力，开小轿车为自己办事，那还得了？
话说得有点夸张，可那份心思是真的。抓早抓小，高压线带电，这些话在心里扎了根。几十年了，一直在那儿。
走到今天，其间也不是没遇到过诱惑。高消费我也想，舒服日子我也想过，被人捧着的感觉，谁不想体验体验？可每次心里头那根弦一紧，就什么都歇了。不敢为，不能为，也不想为。看着身边战友有人倒下去，有的甚至成了阶下囚，都是从不在意小节开始的。一点点松，一寸寸垮，最后整个塌了。
有位领导曾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说人的一生就像飞机，起飞以后，不论在空中怎么翻转腾挪，怎么精彩绝伦，到最后能平安着陆，才是最好。
我今年六十多了，过着平淡的退休生活。回头看看，那个四十块零五毛的八月，那间能听出每个犯人脚步声的值班室，那些真枪实弹的点名会，那些让自己往里找缺点的夜晚——都成了跑道上的指示灯。一盏一盏的，不算亮，但够我用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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