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嫌我家电视吵，我连夜把电视卖了，第二天居委会敲门问我卖哪

那台电视是去年双十一买的。六十五寸，国产牌子里算中端，花了四千多。我爸退休以后耳朵背，看电视必须开大音量才能听清，不然就斜着身子往前凑，恨不得把耳朵贴到屏幕上去。那段时间我跟我爸住一起，刚搬进这个老小区，房子是租的，两室一厅，楼板薄，隔音差，楼上邻居家里小孩跑两步，我在楼下听得一清二楚。

我也知道楼板薄。所以每天晚上九点以后我都会帮他把音量调低一些，他听不清就会把遥控器拿回去自己调高，我再调低，来来回回，像一场无声的拉锯战。我爸不会跟我吵，他只会用沉默来表达那种被剥夺了听力之后的无助，像一截已经被磨去了棱角的旧木桩，不再主动发出任何声响，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不再朝向我转来。

那天晚上十点，楼上砸了地板。不是走路的震动，是实打实的，像是用硬底鞋后跟在地上跺了三下，每一下都隔着那层薄薄的水泥板传下来，砸在我头顶上方大约两米的位置。我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那盏吊灯在震动中微微晃了一下，然后又稳住了。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十点零八分。我爸已经睡了，卧室的灯已经关了，电视的声音开到十六，不算高，但这栋老楼的隔音就是一层抹了灰的旧纸板，什么都挡不住。

第二天早上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在楼道里碰见了楼上那户的女主人。她站在门口换鞋，看见我之后先是一愣，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你家晚上电视能不能开小点声？我家孩子要写作业。”她说话的时候语气没有带刺，像是已经在心里打了好几遍腹稿，选了一个最不伤人的版本才放出来。我说“好的，不好意思，以后注意”，她点了一下头，把门带上了。

第三天晚上，我爸看电视的时候我把音量调到了十二，他自己又调到了十四。他自己调完音量之后重新靠回沙发上，把那条旧毛毯往膝盖上拉了拉，说：“不行就算了，不看了。”我说“没事，我处理”。我走过去把遥控器从他手里轻轻抽出来，声音放低，像在说一件不需要被追问的事：“明天我去买个蓝牙耳机，你戴上耳机看，楼下听不见。”他没有接话，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目光移回了屏幕上。

第四天晚上，楼上又砸了地。这次砸了四下，比上次多了两下，力度也更大。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我爸坐在卧室里，门关着，电视已经关了。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抬头看了看楼上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清楚里面的人。但我知道她在。那四声震动在楼板内部来回折射，像一串被反复弹射的旧硬币，每一次弹跳都精确地命中同一个刻度，直到声音完全消失之后，墙面的温度仍然在缓慢地释放着那层已经被压缩进石膏板深处的回声。

第五天下午，我从公司请了半天假，去了电器城。买了一副无线耳机，三百多块，专门给老人用的，耳罩大，戴着不夹耳朵，按键简洁，只有开关和音量调节。回来之后我把耳机连接好，充好电，放在茶几上，用一张便签纸压着，便签纸上写了六个字：“爸，用这个看。”他没有回我，只是把那副耳机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了茶几上。

第六天晚上，我爸戴着耳机看了两个小时电视。我坐在客厅里，把电视的声音关了，屏幕上那些人在动，在说话，但没有声音，像一幅被抽走了音轨的旧画。楼上很安静，没有再砸地板。

第十天晚上，我刚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擦着头发，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声响——不是跺脚，是脚步声，比平时重，像一个人在房间里快速走动，从卧室到客厅，又从客厅到卧室，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空间里反复被移动、被放置、被收起。我没有在意，把那截已经半干的毛巾搭在椅背上，继续擦着头发。脚步声停了，然后是钥匙的声响，防盗门锁舌被拧开的声响，楼道里传来说话声，像是两个人在门口压低嗓音交谈，听不清内容，然后脚步声往下走了。

十一点左右，有人敲了我的门。我从猫眼里往外看，走廊的灯还亮着，门外站着楼上的女主人。她的身旁还有一个男的，大概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穿着睡衣外套，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我开了门，她站在门口，没有看我，看着门框边沿那道被无数次开关磨损出的旧凹痕，像在看一道已经被翻过太多次的旧折痕。她开口的时候声音比上一次低了很多，小到像是顺着那道旧折痕爬进门的：“你家电视是不是不开了？”

我扶着门框站着，走廊里的风从楼道缝隙里渗进来，冰凉地贴着我的皮肤。我说：“我爸戴耳机看了，他那边听得到，我这边的声音关了。”她听完之后没有说话，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过了几秒自动熄灭了，又在几秒后重新亮起。她丈夫站在她身后，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了一句：“那不好意思，可能是误会了。”我靠着门框，把门缝开大了一点，楼道里的风灌进来，把那截已经干透了的旧胶带边角吹得微微掀动了一下。我说：“没事，解决了就好。”

第二天晚饭后，我跟我爸坐在客厅里，他戴着耳机看电视。我坐在沙发另一头，翻一本旧杂志，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我停下来，开口说了一句：“爸，我把电视卖了。”他没有摘耳机，屏幕上有一档戏曲节目正在播，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我又说了一遍：“卖了，今天下午打包的，同城物流上门收走了。”他摘下耳机，把那副耳机放在膝盖上，看着我，目光落在我脸上，他的声音跟平常一样不高不低：“卖了多少钱？”我说：“折了价，三千二。”他点了点头，说“卖就卖了吧，反正我也戴耳机了”。然后重新把耳机戴上，继续看他的戏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那本杂志翻到了最后一页。电视被搬走之后，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下一面白色的墙，墙上有几道被电视支架压出来的浅痕，边缘清晰，间距均匀，像一枚被取走之后留在旧桌面上的底座印迹。我看了那面墙几分钟，然后站起来把茶几上的水杯端去了厨房，水龙头的声音盖过了房间里的一切，那些残余的声响被冲刷干净之后，只剩下排水口均匀的旋转声。

第二天早上，我爸在阳台上坐着，泡了一杯茶，看楼下那棵正在抽新叶的法桐。老小区的早晨安静，偶尔有自行车从楼下经过，车铃声在楼宇之间被叠成两层的声响，又薄又脆，顺着墙根滑到楼下不见了。我下楼倒垃圾的时候，袋子口系得太紧，手指掰了好几下才解开。垃圾桶旁边蹲着一只橘猫，低着头舔前爪，见人来了也不抬头，就着那道浅水渍继续舔，像在确认某段已经被反复擦拭过的旧标记是否仍然清晰。我回到家门口准备掏钥匙的时候，看见楼上那家的男主人正蹲在楼梯拐角处系鞋带。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系完了鞋带，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开口说了一句：“那台电视，你卖哪去了？”他的声音不高，像在随口问一件不需要被计算的事情。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有手写的地址，下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清大体轮廓。

“物流上门收走的，卖到一个旧家电回收点。具体地址你问平台客服，他们有派单记录。”他点了一下头，说“行，我去问问”，然后转身下了楼。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一层一层地往下落，响到第三层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像是走到了某处需要重新分辨位置的平台，在那里站了几秒，然后继续往下走了。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反复了几次，把那截已经干透了的光线重新弹回墙壁上，墙面上的那道光痕正在缓慢地收窄，最终停在门框边沿那道被无数次开关磨损出的旧凹痕里，不再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