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万历二十年，战火猝不及防地烧到了家门口，明军初期损兵折将，狼狈不堪。怪只怪朝廷瞎了眼，早在开战前一年，就有好几位民间“卧底”拼死送回警报，可惜这用鲜血换来的情报，全被官老爷们当成了耳边风。
这事儿得从万历十九年说起，福建同安有个叫陈申的海商，常年在琉球做生意，眼皮子活，发觉日本那头不对劲，又是造船又是招兵，这架势分明是要搞大事。他心里急啊，拉着琉球长史郑迥，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头报信。郑迥走官方进贡的路子，陈申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跑回福建，把这事一五一十禀报给巡抚赵参鲁。到了七月，这消息虽说递到了北京，却像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比起陈申，江西人许仪后的经历更像传奇。这倒霉蛋早年在广东做生意被倭寇掳走，却因祸得福，靠着精湛医术混成了萨摩藩主的御医，这下可钻进了鬼子心窝子里。他不但听到了丰臣秀吉的作战计划，连出兵时间、兵力部署都摸得一清二楚，连朝鲜要当先锋这种绝密消息都挖了出来。许仪后不敢怠慢，两次托人送信都石沉大海，他不死心，硬是写了封五千多字的《仪后陈机密事情》，让同乡朱均旺带回国。直到万历二十年二月，这份沉甸甸的情报才送到福建官府手里。
明明握着这几张底牌，朝廷怎么就打得稀烂？根子还在那死板的海禁体制上。大明严令禁止私人下海，把老百姓的海外交往一刀切断了，朝廷两眼一抹黑，对日本局势一无所知。在这种封闭框架下，陈申、许仪后这些没身份、没地位的商人和俘虏，说话哪有分量？官老爷们坐井观天，心里那点倭寇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打小闹的海盗阶段，一听对方来了十五万大军，要跨海“征明”，第一反应就是吹牛，甚至怀疑这些人为了邀功编造假情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等到年底各路消息都凑齐了，兵部尚书石星才急吼吼地上书请防，万历皇帝下诏整饬海防，可这时候离日军杀到只剩不到半年，哪还来得及？战争一打响，朝廷以前看不起的商人，立马成了香饽饽，又是征粮又是运饷，还得靠他们搞后勤。这前倨后恭的做派，把大明朝堂的昏聩无能暴露得淋漓尽致。
说到底，最大的危险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心里不愿听。把民间的忠言当耳旁风，被体制的傲慢蒙了眼，再灵通的耳目也成了摆设，这亏吃得可真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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