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医究竟有多残忍？一个日本老兵：榨干游击队员最后一滴血

六个赤身的中国战俘，关在一米宽、一点二米高的笼子里。一九四二年，松本博到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当卫生兵时，先看见的不是病床，是笼子。

那地方对外像医院。

院内有十四栋建筑，七号建筑里关着人。房间不大，笼子挨着摆开，被关进去的人不能直起身，也很难躺下，只能蜷着腿坐着。

日军不叫他们姓名。

他们叫他们“马路大”。

这个词听起来像木头，落到人身上，就等于把一个活人先从名册上抹掉。没有姓名，没有审判，没有家书，只有编号和实验记录。

松本博原本只是一个年轻卫生兵。

他要做的事也很简单：看守笼子，防止被关押者自杀，按时观察体温、饭量和发病状况。

这才是可怕处。

杀人不再像战场上的一枪一炮，而是变成表格、体温计、注射器和门口的警卫。

日军把南京这支部队叫“中支那防疫给水部”。

名字里有“防疫”，听上去像给士兵供水、消毒、防病。可在南京城里，它还有另一个名字：荣字一六四四部队。

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哈尔滨有七三一部队，南京有一六四四部队，北京有一八五五部队，新加坡有九四二〇部队。所谓“防疫给水”，一面挂着医学招牌，一面做细菌战和人体实验。

这块招牌，最会骗人。

松本博看守的那些中国战俘，刚被关进来时，身上已经没有衣物。

这不是偶然。

不让他们藏东西，不让他们用衣物自尽，也不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笼子里只放便器，吃饭时也不给筷子，食物盛在简陋器具里，让他们用手抓。

门外有人守着。

屋子里的人一天天等着下一步。

过了两三天，军医来了。

针头刺进身体，病菌也进了身体。松本博在证言中说过，注入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细菌；有时还把装着鼠疫跳蚤的试管放到人体上，让跳蚤吸血传播。

病不是自然来的。

病是被送进去的。

笼子里的人开始发热、衰弱，体温记录一天天往上走，饭量一天天往下掉。对军医来说，这不是病人的痛苦，而是实验的进度。

等病菌在体内发展到需要的时候，真正的处置开始了。

那不是普通抽血。

是把已经感染病菌的血液，从活人身体里采到不能再采。

处置室里，被带出来的人躺上台面，手脚被固定。麻醉过去后，军医在大腿根部做处理，找到血管，再把血引进大瓶。

血流先是急的。

后来慢下来。

再后来，身体开始痉挛。固定皮带被挣得发响，台边的人还在等瓶子装满。松本博后来回忆，军医甚至用踩压胸口的办法，让最后的血再从管子里冒出来。

这就是“最后一滴血”。

不是比喻。

南京的那间处置室里，一个活人被当成盛装病菌的容器；等容器被榨空，尸体再被送去焚烧。

一个人消失了。

记录还在继续。

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的罪行，并不只停在松本博的证言里。

战后审判材料中，曾任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长的佐藤俊二承认，他领导过该部队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南京这支部队与七三一部队一样，参与过细菌武器准备和使用。

二〇二五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展示一六四四部队留守名簿。一个个真实姓名从档案里浮出来，说明这支部队不是传闻，不是空洞控诉，而是一套有人员、有编制、有场所的战争机器。

同年六月，南京拿到完整版一六四四部队留守名簿。

那份名簿冷冰冰的。

它不会替笼子里的人说话，也不会写出处置室里的气味。可它把一件事钉住了：南京城里，确实存在过这样一支细菌战部队。

松本博多年后再说起那段经历时，已经不是十八九岁的卫生兵。

他能记住笼子的尺寸，记住人被关押的样子，记住注射、发热、采血和焚烧。一个人若只是路过，不会把这些细节带一辈子。

可最该被记住的，不是他的恐惧。

是那些被称作“马路大”的中国人。

他们可能是被俘士兵，也可能是抗日人员；进了七号建筑后，日军不再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家里还有没有人等。

笼门关上，名字就没了。

南京中山门附近，那座曾被日军占用的医院建筑里，医学被撕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白大褂、手术刀、培养皿、采血瓶，都站到了屠杀的一边。

多年以后，档案被翻开，名簿被带回南京。

纸页摊在桌上，字迹安静。可只要想到七号建筑里那排低矮的笼子，就知道那些沉默的名字后面，曾有一双双被迫蜷缩起来的腿，一只只抓饭的手，和一具具被采到最后一滴血的身体。

参考资料：

人民网党史频道：《用战俘做活体解剖——侵华日军南京1644部队原队员证言》

新华网：《南京获取完整版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1644部队留守名簿》

新华网：《特稿丨寻找“被湮没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历史》

人民网：《黑龙江公布日军细菌战原队员证言档案揭露人体试验细节》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据公开史料创作，部分场景细节为合理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