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魔田默｜从人工智能“时代之问”，到29国签署协定：全球AI治理要防的不只是机器失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战魔田默 ，作者：战魔田默，原文标题：《战魔田默｜从人工智能“时代之问”，到29国签署协定：全球AI治理要防的不只是机器失控》

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这四个问题，覆盖了人工智能进入人类社会以后最重要的两条主线。

一条是安全。机器可以获得多大权限，人类能不能始终保有审批、否决、接管和最终决定权？

另一条是发展。当模型、算力、数据、人才和规则资源不断向少数国家、少数机构和少数企业集中，更多国家还能不能获得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机会？

就在大会开幕前一天，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出现，便不只是一项国际机制建设。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然要防止机器脱离人类控制，同样也要防止技术差距不断固化，形成新的全球发展鸿沟。

01

AI正在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础能力

对一家公司，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任务、流程、决策和执行系统。

对一个国家，它进入的范围更广。

人工智能正在进入工业生产、科学研究、教育医疗、农业气象、金融服务和公共治理。它影响的不只是某个科技产业，还可能改变知识如何生产、资源如何配置、风险如何识别，以及整个社会提高生产效率的速度。

一个国家缺少承接人工智能的条件，未来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新产业。它可能失去工业升级的速度，失去科研效率提升的机会，失去公共服务跨越式改善的可能，也失去在新一轮全球生产率重组中重新建立优势的位置。

但各国承接人工智能的条件极不均衡。世界银行《2025年数字化进展与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高收入国家拥有全球77%的共址数据中心容量，低收入国家占比不足0.1%。按人均计算，美国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约为典型低收入国家的2万倍。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使用差距。它反映的是承载人工智能发展的网络、算力、数据和人才条件之间的巨大落差。

过去，互联网接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进入数字经济。未来，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把数字资源转化为知识、生产力和产业资产。

AI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能力，但这种能力从一开始就分布不均。

当AI开始影响国家发展，全球治理面对的便不再只有技术是否安全，还包括各国能否获得进入下一轮发展的基本条件。

02

新的全球鸿沟，不是一道，而是四道

今天所说的人工智能鸿沟，远不只是有没有一款可以对话的软件。

一个人能够打开AI应用，一个企业能够购买模型接口，一个国家能够进口智能设备，都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具备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完整条件。

新的AI鸿沟至少有四道。

第一道，是接入鸿沟。

一个国家能否以可以承担的成本，持续获得网络、模型、算力和数据基础设施？

对技术领先国家而言，算力已经成为资本、能源和产业战略共同争夺的底座。而在另一些国家，稳定电力、宽带网络、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资源仍然稀缺。即使能够使用部分在线产品，也很难把AI稳定接入教育、医疗、科研和工业体系。

没有稳定接入，所谓人工智能普惠只能停留在少量产品体验。

第二道，是能力鸿沟。

获得模型以后，一个国家能否进行本地部署、行业适配和持续优化，并将其转化为本国企业与公共机构可以长期使用的技术基础？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大量AI用户，却缺少足够的工程师进行本地化；可以购买先进系统，却没有高质量本地语料；可以让学校和医院使用外部产品，却没有条件判断系统是否准确、公平和安全。

最终沉淀下来的，可能只是使用量和采购成本，而不是技术体系与产业资产。

能够调用模型，不等于能够建立自己的AI体系。

第三道，是规则鸿沟。

谁能够参与决定人工智能如何发展？

模型责任如何界定，数据如何跨境流动，算法偏见如何识别，人工智能进入医疗、教育和公共治理需要什么边界，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如何被尊重，都需要进入全球规则。

但规则参与从来不只是获得一张会议席位。一个国家如果缺少技术团队、研究基础、产业经验和治理资源，即使坐在谈判桌前，也很难对复杂标准形成实质影响。

没有技术和研究支撑的规则参与，很容易只剩形式上的发言权。

第四道，是收益鸿沟。

人工智能创造的增长、产业和财富，最终沉淀在哪里？

一些国家可能提供海量用户、本地数据、应用市场、能源资源和基础劳动，但最具价值的模型、平台、标准、专利和产业利润，却集中在另外一些地方。

它们进入了AI产业链，却未必能够进入价值链的核心。

接入条件决定能不能使用？

本地建设能力决定能不能形成自己的AI体系？

规则参与决定能不能发出有效声音？

收益分配决定能不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新的全球鸿沟，最终不是有没有人工智能，而是谁能够从AI使用者成长为技术建设者、规则参与者和发展受益者。

每缺少一种能力，一个国家在AI时代拥有的选择就会进一步减少。

03

最危险的未来，是永远只能使用别人的AI

全球合作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独立制造芯片、建设超大算力集群、训练世界最强的基础模型。

现代技术本来就建立在全球分工之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脱离国际产业链，独自完成所有技术环节。

需要警惕的，是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被动使用的位置。

企业不断支付模型调用费用，却不能沉淀核心技术资产；本地语言、知识和文化无法充分进入模型；重要数据持续被外部系统处理，本国产业却无法形成相应体系；供应条件一旦变化，教育、医疗、金融和公共服务也可能受到影响。

技术依赖还会逐步收缩选择权。使用什么模型，由外部供给决定。以什么成本使用，由平台决定。

哪些内容可以生成，哪些数据可以处理，哪些风险可以承受，也可能由其他国家和企业设定的规则决定。

一个国家使用别人的AI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只能使用别人的AI，而且没有替代选择。

技术自主也不等于所有环节都由自己生产。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能失去选择技术、适配本地需求、治理风险和继续发展的基本能力与选择权。

一个国家至少要能够选择适合自身语言和产业的模型，决定数据与关键场景的控制边界，并在供应变化或安全事件发生时拥有替代和处置手段。

因此，面向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合作不能只输出产品、账号和一次性项目。合作结束以后，如果当地仍然无法选择、适配、治理和持续使用AI，技术鸿沟便没有缩小，只是增加了一批用户。

这也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需要推进的第一项长期任务：不仅扩大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更帮助更多国家形成持续建设本国AI体系的条件。

04

世界已有AI治理对话，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国际组织

世界并非没有人工智能治理机制。

过去几年，不同国家、区域组织和国际机构陆续发布安全原则、伦理框架、监管法规和行动倡议。

联合国大会已经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该机制向各国政府和不同利益相关方开放，讨论的议题包括弥合AI鸿沟、能力建设、开放模型、安全治理、规则兼容和人类监督。

联合国还建立了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为全球治理讨论提供科学评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首次会议已于2026年7月6日至7日在日内瓦举行。

所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意义，不在于填补一个此前完全空白的领域，也不在于替代联合国及现有机制。

新的问题是，在原则、科学评估和全球对话之外，如何进一步把政府间合作、资源连接、技术建设和具体项目长期组织起来。

原则可以表达方向，科学评估可以识别风险，全球对话可以让不同国家坐到同一张桌子上。但帮助一个国家培养本地人才、适配行业模型、获得可负担算力、建立风险治理制度，需要长期项目、资源投入和持续执行。

这正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发挥的重要功能。

29个国家签署成立协定，使它拥有了政府间合作的正式载体。如果顺利运行，它可能在现有全球平台之外，增加一层面向技术建设、应用合作和项目执行的政府间协作。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把全球AI治理进一步推向组织化协作：

从提出原则，延伸至连接资源；

从会议对话，延伸至长期项目；

从讨论风险，延伸至共同建设；

从扩大参与，延伸至帮助更多国家建立有效参与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制度基础。

规则并不只由国际组织产生。但规则能否持续协调、落地，并根据技术变化不断修正，离不开稳定的组织机制。

能否把分散的承诺转化为持续行动，将决定这个组织的制度意义。它不仅要讨论人工智能应当朝什么方向发展，还要回答不同国家如何共同参与发展、共同治理风险并分享收益。

05

从技术输出到能力建设，中国要提供怎样的AI公共产品

一个国际组织要获得长期影响力，不能只依靠名称、协定和总部地址，它需要可以交付的项目和结果。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这些举措的价值，不能只用项目和名额的数量衡量。

“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成为检验AI公共产品的一块试金石。

评价一项气象智能公共产品，不能只看它是否完成部署，还要看它能否适配当地数据和灾害特点，培养本地人员，进入预警、应急和基层响应体系，并在外部团队离开后继续运行和迭代。完成部署解决的是技术可用问题，留下持续运行能力，才能使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公共基础设施。

5000个研修培训名额也一样。

培训多少人只是起点。这些人回到本国以后，能否建立团队、推动行业应用、参与规则设计，决定培训最终是一份履历，还是一颗技术与制度的种子。

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还需要进一步超越技术展示功能，进入当地真实的发展场景，解决模型、数据、算力、本地语言和风险治理问题。

一套完整的AI能力建设链至少包括五个环节：

开源降低技术门槛。

算力提供运行底座。

场景形成实际价值。

人才沉淀本地基础。

组织承接长期合作。

任何一环缺失，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都可能停留在一次性项目层面，难以转化为能够持续生长的本地能力。全球南方需要的，不是几个免费账号，而是能够留下来的发展基础。

这场变化也会改变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方式。

未来的人工智能全球化，不能只把模型、软件和设备卖到更多国家。谁能帮助当地适配数据和场景、培养人才、建立持续维护与风险治理体系，谁才更可能进入当地产业和公共系统的深处。

产品出口解决一次交易，能力建设决定一段长期关系。中国企业下一阶段竞争的，不只是价格、性能和供应链，也包括能否把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合作伙伴可以持续建设的产业基础。

中国正在尝试把技术、算力、开源生态、应用项目和人才培养连接起来。

但这条路径能否成为可信的国际公共产品，要看项目是否尊重不同国家的现实需求，是否保持技术选择的开放性，是否能够让人才、知识与治理基础留在当地，又是否能在多年以后继续产生结果。

这些具体合作能否缩小发展差距，也将检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执行力。

06

总部落户上海，回答“时代之问”由此进入实践

29个创始成员国和总部落户上海，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从协定签署走向长期运行，新的实践由此开始。

第一，它能否扩大代表性。

组织既需要吸引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重要参与方加入，也需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充分进入决策过程。前者关系技术协调能力，后者决定其能否代表全球多数国家的发展需要。

代表性不是成员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不同利益能否进入决策和项目设计。

第二，它能否保持开放性。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长期公信力，首先来自开放包容。它需要推动不同技术体系、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保持沟通，避免合作局限于有限伙伴之间，防止形成新的技术壁垒。

第三，它能否与现有国际机制形成互补。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明确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也提出，要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协调。

因此，这个组织更合理的位置，不是争夺全球AI治理的唯一中心，而是在联合国普遍参与、科学评估和全球对话之外，为技术建设、应用合作与政府间长期协作提供更专业的承载平台。

第四，它能否把文件变成项目。

培训和应用项目如何落地？普惠算力如何持续？技术合作产生的数据、知识产权和收益如何安排？这些问题将决定它能否从会议和协调机制，进一步成长为拥有持续执行能力的行动平台。

第五，它能否建立公信力。

人工智能治理涉及安全与发展、开放与主权、技术效率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平衡。任何一方如果认为规则只服务于少数成员，合作都很难持续。

协定签署完成了标志着制度起步。让不同利益、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长期协商、共同采取行动，则是对组织能力更加持久的检验。

上海提供了总部，29个国家签署了协定；这个组织能否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力量，只能由持续行动和实际结果证明。

07

人工智能的未来，不能只属于拥有最强模型的人

“时代之问”需要在讲话之后通过持续的制度建设和国际合作共同作答，也需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前进。

机器如何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需要技术、制度和责任体系共同建立。技术鸿沟如何避免进一步扩大，则需要更多国家获得接入技术、建设产业、参与规则和分享收益的机会。

29个国家在上海签署的，不只是一份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协定。它们开始尝试把这组问题，转化为一场长期的制度实践。

这场制度实践要证明，国际合作既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地发展，也可以防止技术、产业和发展机会永久向少数国家和企业集中。

如果AI正在成为数字氧气，它就不能只流向拥有最多算力、资本和技术的地方。

人工智能的未来，究竟只属于拥有最强模型的人，还是属于所有有权进入下一轮发展的人？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如何运行，将是人类回答这道“时代之问”的一部分。

本文相关会议、讲话、协定、国际机制及数据事实，依据新华社、外交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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