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供销社，主任天天找我茬

那年在供销社，主任天天找我茬

八三年秋天，我二十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待了大半年。我爹是个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三十来块钱，养活一家五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蹲在屋檐下抽了半宿旱烟，第二天一早去了乡里，回来的时候脸上难得带了点笑，说供销社招人，我给你报了个名。那个年代供销社是响当当的铁饭碗，谁家有人在供销社上班，走路腰板都比别人直三分。买白糖、买化肥、买自行车、买缝纫机，哪样不得经过供销社？售货员往柜台后面一站，比现在的公务员还神气。

报到那天我特意穿了件新做的蓝布中山装，四个口袋的那种，是我娘熬了两个晚上赶出来的，针脚密密麻麻，扣子是旧衣服上拆下来洗干净再缝上去的。供销社在镇子正街上，一溜五间大瓦房，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子，漆面风吹日晒有些剥落了，但“青山镇供销合作社”几个大字还是清清楚楚。门市部里挤满了人，买盐的打酱油的扯布的问化肥什么时候到货的，嗡嗡嗡的人声混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声，像一锅滚开的粥。

接待我的是副主任老韩，人很和气，问了问我的情况，说先分到生产资料门市部，跟着老师傅学，试用期三个月。我连连点头，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这工作体面、稳定，干好了还能往上升，说不定熬几年也能当个主任啥的。我爹知道了肯定高兴，他那张被粉笔灰呛了半辈子的脸上，终于能有点光彩了。

可这热乎劲儿连头一天都没撑过去。

主任姓刘，叫刘德财，四十出头，方脸，浓眉，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穿一件深灰色的的确良中山装，左上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他往那儿一站，就让人觉得这人是个人物。我去办公室跟他报到，他正坐在藤椅上翻账本，眼皮都没抬。我站在那儿，手心冒汗，把报到材料递过去，说刘主任，我是新来的小陈。他嗯了一声，把账本翻过去一页，又翻了一页，直到把那一章翻完了才慢悠悠地抬起眼皮扫了我一眼，说，你就是赵老师介绍来的那个？

我点头说是。他把账本合上，往椅背上一靠，藤椅发出吱嘎一阵响。你爹是教书的？我说是。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眼皮又耷拉下去了，说知道了，去找老韩安排活儿吧。从头到尾，没说一个欢迎，没说一个好好干，连个正眼都没给我。我退出来的时候，后背凉飕飕的，那感觉就像大冬天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心里安慰自己说也许主任就是这种性格，对谁都是这个样子。

可我错了。他对别人不是这个样子。

我来之前老韩就跟我说过刘主任这个人，说他业务能力是有的，在这个镇供销社从售货员一路干到主任，全凭自己，没靠过谁。他盘账一把好手，别人打算盘他心算就能对得上，年终审计那年县社下来查账，拿着算盘敲了好几天，愣没找出一个错处。但他有个毛病，就是看人下菜碟。对上面来的领导，他那张脸笑得跟朵花似的，亲自泡茶，亲自点烟，说话都是半弓着腰，声音比平时低八度。对跟他同级别的，客客气气相安无事。但对底下的人，尤其是年轻刚来的，那就是另一副嘴脸了，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

第一天上班，我分在生产资料门市部，跟老孙师傅学业务。老孙人好，手把手教我看样品、认规格、背价格表，连算盘珠子怎么拨都从头教起，一点都不藏私。化肥分多少种，磷肥和复合肥什么区别，尿素一袋多少钱票多少钱平价，农药什么季节进什么货，柴油桶怎么码放才不滚，这些东西他讲得仔细，我听得认真，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笔记下来，晚上回去还对着本子背。上午人多，我帮着搬了几袋化肥，袖子卷得高高的，干得满头大汗，觉得自己挺勤快，主任总该看得到吧？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刘主任背着手踱进来了。他先在柜台外面站了一会儿，歪着头看墙上贴的价格表，然后慢悠悠地绕进柜台，随手翻了翻出货单，眉头慢慢拧起来了。他问老孙，这个月的磷肥出货量怎么比上个月少了？老孙说，主任，现在不是施肥季节，是正常回落。刘主任哼了一声，没说啥。然后他扭头看到了我，上下打量了一眼，忽然问我：尿素含氮量多少？

我愣了一下，赶紧在脑子里翻老孙上午教过的那些数据。可越紧张越想不起来，那些数字像受惊的麻雀一样从脑子里扑棱棱全飞走了。我支支吾吾说，百分之……百分之四十几？他冷笑一声，说四十几？四十六还是四十？到底是多少？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过来。我脸涨得通红，低头不说话。他把出货单往桌上一拍，说连尿素含氮量都不知道，你来供销社干什么？吃干饭的？然后背着手走了。老孙拍我肩膀安慰我说，别往心里去，他就那样。可我分明看见，他对老孙和另一个老职工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用这种语气。

过了几天，我一个人在仓库里盘点化肥库存。仓库在后院，是一排老式的砖瓦房，窗户开得高，里面光线暗，空气里弥漫着化肥和农药混在一起的刺鼻味道，待久了眼睛发辣。我蹲在地上，一袋一袋地数，数完一摞在账本上打个勾。正数着，刘主任忽然出现在仓库门口，逆光站着，影子拖得老长。我赶紧站起来，手里还攥着账本。他走过来，看了看我数的那些化肥，忽然指着角落里一摞尿素问：那几袋怎么回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几袋包装破损的尿素，袋口裂了，尿素颗粒撒了一地，地上还有一些白色的粉末。我说可能是上次进货的时候刮破的。他脸色一下子就沉下来了，说刮破的？你知道这几袋尿素多少钱吗？你管仓库是干什么吃的？破了为什么不及时处理？撒了这么多，你眼睛长着出气的？我说我刚接手仓库，还不清楚情况。他声音又高了一度：不清楚情况？不清楚情况你不会问？不会看？不会动脑子？我告诉你小陈，别以为你是老韩介绍来的就了不起，在供销社，谁都别想吃闲饭。

这话就有些诛心了。我是正常招进来的，不是走后门进来的。老韩只是按程序安排工作，跟我爹找不找熟人都没有关系。可他偏偏要把老韩扯出来，意思很明显——他觉得我是靠关系进来的，他要给我个下马威。

后来次数多了，我也渐渐摸到了一些门道。刘主任找茬不是没规律的，他心情好的时候顶多板着脸不说话，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上面检查没通过，或者化肥调拨指标没完成——那就要找个人出气了。供销社里那几个老职工他不敢惹，人家在供销社干了一二十年，各条线的调拨渠道都攥在手里，有的跟县社领导都说得上话，他动了谁都会给自己找麻烦。女售货员他也不太惹，女人嘴厉害，惹急了当街骂起来他面子挂不住。算来算去，最好欺负的就是我这种刚进来的年轻人，没有靠山，没有资历，没有反抗能力，挨了骂也只能低头受着。我就是那个出气筒。

有一次门市部丢了一箱肥皂，本来跟我没关系——我不负责门市部，那是百货柜的事。可刘主任在早会上二话不说先把我叫起来问话，说小陈你昨天值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异常？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丢了东西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值班值的是什么？我说仓库那边我按时检查了，门市部不在我的巡查范围内。他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茶杯盖跳起来叮当转了好几圈才落下，说，我问你巡查范围了吗？我问的是态度。丢了东西你什么都不知道，说明你的责任心有问题。

我站在那儿，脸憋得通红，拳头攥得死死的，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几道白印。我真想顶回去。想喊，凭什么都针对我？想拍桌子跟他大吵一架，大不了不干了回家种地。可我忍住了。供销社的工作不好找，我爹为我这个工作低过头求过人，我不能给他丢脸。再说了，我刚来，试用期还没过，顶撞主任，明天就得卷铺盖走人。回到家我爹问起来，我怎么说？说我跟主任吵架被开了？他那张老脸往哪搁？

可忍是忍了，心里的委屈越积越多。每天上班跟受刑一样，生怕又被找茬。他一来，我就紧张，手里干着活，心里悬着块石头，不知道哪句话、哪件事又要挨一顿。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遍回想白天的场景——他说的哪句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我哪件事是不是又做错了，明天会不会又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望着天花板上黑乎乎的房梁，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深坑，怎么爬都爬不出去。

唯一能让我松口气的，是老韩。老韩是副主任，但对谁都和和气气的，从来不摆架子。他手把手教我打算盘、盘库存，告诉我供销社这行看似简单，里面的门道多着呢。有一次他带我去县社送材料，路上跟我说，小陈，主任那人你多担待点，他年轻的时候也被人整过，当了主任之后脾气就变了。我说他脾气变了也不能逮谁咬谁啊。老韩叹了口气，说供销社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熬吧，熬出年头来就好了。我说我不想熬，我想学点真本事。老韩看了我一眼，笑了，说你想学本事？行，以后每月盘点我教你。

从那以后，老韩每个月盘点都把我带上。他教我怎么看账本，怎么对库存，怎么查损耗，怎么发现账实不符的地方。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实在：供销社说白了就是买进卖出，可买进卖出四个字，里面的学问够你学一辈子。多少人干了一辈子供销社，只会站柜台，不懂进货不懂盘点不懂成本核算。你要想有出息，就得从最基础的学起，每个环节都摸透，将来不管走到哪儿都有底气。

我跟着老韩，慢慢摸到了一些门道。可刘主任那边的刁难，并没有因为我能干就减轻。相反，他发现老韩对我好，好像更来劲了。有一次他当着老韩的面骂我，说有的人就爱带徒弟，带的什么徒弟，连个价格都记不住。老韩脸上挂不住，顶了他一句：小陈干得挺好，你对他有偏见。刘主任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半天。我站在旁边，心里既感激老韩替我说话，又觉得对不起他——因为我的缘故，两个主任公开翻脸，传出去对谁都不好看。还有一次更过分。年底县社检查，供销社账面上有几笔对不上的支出。刘主任当着检查组的面向我发难，说就是这个小陈经手的时候出的错。我当时气得手都在抖。明明是老职工弄乱的账，跟我没关系。可我没证据，那笔账经手人签字栏写的确实是我的名字，是另一个老职工趁我上厕所的时候让我先签的字，我当时年轻不懂事，没看内容就签了。老韩站出来说，这账不是小陈做的，字虽然是他的但内容不是他经手的，我可以作证。刘主任冷哼一声，说，你作证？你什么时候成他保镖了？最后还是会计老周重新翻了原始凭证，把事情弄清楚了。我洗清了冤屈，可心里那块冰，再也化不开了。我终于明白，在这个地方，不管你多努力、多认真，有些人就是不会认可你。他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才找你茬，他是因为要找你茬，所以永远觉得你做得不够好。

我跟一个同批分来的同事私下里骂过刘主任好多次。我说，他凭什么？就因为他坐在那个位子上？那个同事比我大一岁，在县里有亲戚，消息比我灵通。他跟我说了一件事，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刘主任年轻时刚进供销社的时候，也被当时的主任整过，整得很惨。刚入职那几年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有一点差池就当众骂，有两年年底评先进，全社投了他票，结果主任在最后的评语上大笔一挥，找了个小毛病把他的名额划掉了。后来那个主任退了，他接了班，好像变了一个人，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新人。说白了，他当年受过的委屈，现在要一点一点还给我们。

听了这事，我心里五味杂陈。他当年也是受害者，怎么到头来变成了施害者？难道在权力面前，受害者熬成施害者就是唯一的出路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才慢慢想明白。在供销社这种论资排辈的系统里，权力是把很锋利的刀，你要是握不住刀把，就会被刀刃割伤。刘主任当年被割过，等他终于握住了刀把，他不是把刀扔掉，而是开始享受握刀的感觉。他整人，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需要用整你来提醒所有人——这把刀现在在我手里。

事情后来确实有了变化。八九十年代，供销社改革，市场经济大潮涌过来了，私人批发部、个体杂货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供销社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化肥放开了，农药放开了，日用百货更不用说，供销社门口冷清了，以前排着长队买白糖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门市部从五个缩减到两个，最后只剩一个，冷冷清清的，柜台里的售货员比顾客还多。刘主任那时候也不怎么找我茬了，他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平时就在办公室里坐着，盯着墙上的老照片发呆。他每天都在为工资发愁，供销社发不出钱来，只能靠出租门面收点租金勉强撑着。

有一年我考上公务员，调到了县里。走之前去供销社办手续。老韩退休了，回了乡下老家。门市部只剩两三个老职工，柜台玻璃裂了也没人换，拿胶带粘着，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几袋化肥几瓶农药，苍蝇嗡嗡地飞，角落里堆着几箱卖不出去的过季凉鞋。我去办公室跟刘主任告别，他正坐在藤椅上，桌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那件深灰色的的确良中山装还在身上，但已经旧得起了毛球，左上口袋里的英雄牌钢笔不见了，换成了一支几毛钱的圆珠笔。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皮耷拉着，看我进来，有一瞬的愣怔，然后点了下头，说话声音比前几年柔和了很多，说，小陈，这些年你也不容易。我说，都是主任栽培。他苦笑了一下，说栽培啥呀，供销社都这样了，能走的都走了，走是对的，走是对的。他重复了两遍，声音一次比一次低，像是跟自己说的。

我走的时候，他站起来送我到门口，这个动作以前从未有过。院子里空荡荡的，当年我数过化肥的那个仓库已经拆了一半，砖头瓦砾堆了一地，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有一丛狗尾巴草已经长得齐腰高了。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扶着门框，那双手，当年拍桌子骂我的时候青筋暴起，现在干枯得像冬天的树枝，手背上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我忽然觉得他老了，不是年纪老，是那股子压人的气势泄了。那个曾经让我胆战心惊的人，现在只是一个落寞的老头，守着一栋即将消失的老房子。

走出供销社大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头。街上新开了好几家超市，喇叭里放着流行歌曲，年轻人拎着购物篮进进出出。供销社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在喧嚣声中安静地关着，门上那块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子还在，只是漆面比我来那年又剥落了好几层，字迹已经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

很多年后，我偶尔会想起那段日子。说实话，不恨他。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委屈，有不甘，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感激。他让我提前见识了什么是权力、什么是偏见、什么是一个人在无权无势的时候有多脆弱。这些道理，在书本上学不到，在顺境里悟不到，只有在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才会刻进骨头里。后来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领导，类似的刁难，但再也没有像当年那样手足无措过。因为我早就被那个最难缠的主任训练过了，我的抗压能力、忍耐力和在逆境中学习的能力，都是他“找茬”找出来的。当然，这不能为他当年的刻薄开脱。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像老韩那样，对年轻人多一些善意和耐心。可他选择了最糟糕的那条路，把自己在权力链条上受的气，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地转嫁到更弱者身上。这样的循环，在那个年代的单位里，恐怕不只我们供销社一家。

前几年回乡，我特意去了一趟老街。供销社的房子还在，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墙头上长满了狗尾巴草，在风里摇头晃脑。门窗都封了，外墙刷了个“拆”字，红漆顺着砖缝往下淌，像几道凝固的血痕。那块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子早没了，听说是被谁摘回去当柴烧了。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脑子里忽然冒出老韩那句话——熬吧，熬出年头来就好了。是啊，我熬出来了，供销社却没了。可那些年在柜台后面学会的算盘、盘过的化肥、背过的价格表、承受过的委屈，后来都成了我骨头里的东西。

刘主任呢？听人说供销社彻底改制之后他就退休了，后来得了中风，走不动路，前几年去世了。老韩也走了，比他还早一年。那些曾经在一个院子里共事的人，那些一起搬过化肥、盘点过库存、过年值过班的人，都像供销社门口那个牌子一样，被岁月一块一块地摘走了，散落在各处。只是不知道，那些年被他骂过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供销社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想起老孙师傅打算盘时眯着眼睛的样子，想起老韩递过来的那杯热茶，想起那些在化肥仓库里流过的汗和受过的委屈，然后轻轻叹一口气，翻个身，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该干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