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之王”登顶，英国困境难解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胡毓堃

◆伯纳姆与斯塔默一同参加活动。（图源：盖蒂图片社）

文/胡毓堃

编辑/漆菲

没有对手的安迪·伯纳姆，如愿登上英国政坛巅峰。

当地时间7月17日，工党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党首。此前，他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提前锁定工党党首“唯一候选人”的位置。按计划，他将于7月20日正式出任英国第59任首相，也是第八位来自工党的首相。

出身英国北部工薪阶层的伯纳姆，既是工党的传统支持者，又是与众不同的工党政治人物。“撒切尔主义”的伤痕树立了他持久的政治理念，布莱尔“新工党”时代给予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良机。“脱欧”十年乱局，伯纳姆蛰伏北方、大有作为，以“北境之王”之姿开辟了登顶新路径。

眼下，危机四伏的工党视伯纳姆为唯一“救世主”，不少英国人则期待他能从北方带来新气象。然而，再新的形象和政策倡议也要适应现实环境，想要将“曼彻斯特主义”落地，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和空间十分有限。毕竟，没有太多过错的前任斯塔默已经黯然离场，伯纳姆的个人光环能闪耀多久同样存疑。

生不逢时的传统工党人

提起伯纳姆，英国人首先想到的关键词是“北方”、“传统工党人”。这些标签既是他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的产物，又是他在英国政坛和工党几经起伏中的政治底色，更是他如今作为工党的“天选之人”、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资本与招牌。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港口城市利物浦郊区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英国电信集团的电话工程师，母亲是全科医生诊所接待员。作为当时英国公营事业部门的从业人员，二人都是工党的铁杆支持者。

撒切尔夫人1979年率保守党上台执政，旋即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开启前所未有的去工业化和私有化进程。英格兰北部地区遭到重创，大量蓝领工人失业。利物浦的政治生态由此左转，逐渐成为工党（尤其是其激进左翼派系）票仓。

据伯纳姆描述，他是被当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典五集电视剧《黑帮男孩》所打动，所以在14岁加入工党。该剧取材于利物浦，讲述了五名失业柏油路铺路工人的故事：他们靠失业救济金度日，为了寻求就业机会、维持生计而挣扎，却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该剧于1982年首播，深刻反映了英国工人阶层的绝望与坚韧，引发社会共鸣。

◆《黑帮男孩》剧照。（图源：BBC）

伯纳姆加入工党之时，全英爆发矿工大罢工，反遭政府压制。当时英国的失业人数高达300万，是1970年代峰值的三倍。时代和环境的作用，预示了伯纳姆的人生选择。

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展现出政治热情和天赋。就读于本地天主教中学期间，伯纳姆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学校举行的模拟选举并取得大胜。作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进入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英语专业学习，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升级为文学硕士）。

这段经历也让他创造了历史，成为自1937年斯坦利·鲍德温卸任以来第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首相。要知道，英国首相府等同于“牛津大学校友会”——此前的58位首相中有31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二战后的17位首相只有三人没在牛津大学求学过。

离开精英大学后的伯纳姆“不忘初心”，其职业生涯始终与公共事务和工薪阶层关联。在行业杂志做了三年记者后，24岁的他进入政坛，担任工党下院议员特莎·乔韦尔的研究员。随着工党乘“布莱尔旋风”时隔18年重返执政，伯纳姆得到升迁机会，出任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克里斯·史密斯的特别顾问，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议员。

在威斯敏斯特的17年，伯纳姆曾崭露头角，但始终无法靠近权力核心。布莱尔提拔他做了内政部政务次官、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国务大臣。布朗出任首相后，伯纳姆出任财政部首席秘书，之后两年先后升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

2009年4月，他作为文化大臣北上利物浦，在安菲尔德球场参加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并致辞，却被现场愤怒的嘘声打断。这是英国史上最严重的体育比赛灾难之一，因警方失职导致97名利物浦队球迷在踩踏中丧生。承诺改变的伯纳姆立刻向布朗施压，促成对该事件启动二次调查。三年后真相大白、政府道歉、涉事警察遭到起诉。

◆希尔斯堡惨案中，球迷人数过多致铁丝网被压塌。（图源：英国《太阳报》）

“我总说，2009年4月15日走出来面对利物浦球迷之时，是我离开威斯敏斯特的第一步。”在与好友共同撰写的回忆录《一路向北》（Head North）中，伯纳姆为这次北方之旅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那天以后，一切再不相同。”此后的卫生大臣任内，他着手应对甲型H1N1流感，并阻止国民保健制度（NHS）过度私有化。

2010年工党败选，英国进入保守党14年执政时期，刚满40岁的伯纳姆因此失去向上升迁的可能。此时的工党告别了布莱尔-布朗的“新工党”时代，亟须找到新的方向。伯纳姆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选党首，但分别以明显劣势败于埃德·米利班德和杰里米·科尔宾。

没有明晰的意识形态阵地，不被党内主要派系视为自己人，正值壮年的伯纳姆被困在了政治“沼泽”里。2016年，这位资深议员决定竞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举虽然不合传统政治逻辑，却也是别无选择的“豪赌”。

◆作为埃弗顿队的球迷，伯纳姆经常参加工党议员和媒体组织的足球比赛。（图源：盖蒂图片社）

“北境之王”的逆袭路

无论出于理论上的“议会至上”，还是实际运作中的“内阁至上”，伦敦向来是英国政坛的权力中心，地方政府往往被视为边缘地带。离开威斯敏斯特、前往缺乏关注的地方城市无异于“逆行”。但对于生长在北方、亲历其衰退与失语的伯纳姆来说，这场回归反而恰逢其时，“逆行”最终变成“逆袭”。

伯纳姆与大曼彻斯特早有渊源。2001年他当选议员就是在大曼彻斯特一郡的利（Leigh）选区，并在这个工党铁票区连续任职16年。加之他在位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的村庄库尔切斯长大，是史密斯乐队、石玫瑰等曼彻斯特乐队的粉丝，“对曼彻斯特音乐日益增长的兴趣”赋予其无可替代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伦敦常见的工党政客（工会、学术界、都市专业精英代表），伯纳姆出身基层，对北方困境的理解并非浮于口头。2001年首次竞选议员时，他告诉《兰开夏郡电讯报》，自己曾目睹保守党人对周边社区造成的“一手伤害”，“这种不公正令我作呕，我希望本地区的工薪阶层处境更好”。

曼彻斯特人亦用选票表达了对伯纳姆的喜爱与信任。2017年的大曼彻斯特市长选举，他以63.4%的得票率一轮获胜，之后两次也均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以绝对优势连任。基于回应普通人诉求的施政原则，提升公共服务、改善基础设施是他市长任内的工作重点和政治亮点。

其中的公共交通系统改革最受好评。在伯纳姆的主导下，大曼彻斯特成了除伦敦之外第一个将公共汽车服务收归公有的地区。2023年，当地推出一体化公交系统“蜜蜂网络”（Bee Network，工蜂是该市市徽标志），打通公共汽车、自行车、有轨电车、城市铁路，鼓励绿色出行。“蜜蜂网络”有效解决了撒切尔时代公交私有化带来的弊病，成为当地的招牌。

◆大曼彻斯特的“蜜蜂网络”公共汽车。（图源：PA Media）

出于同一逻辑，伯纳姆也试图在住宅建设领域发力。为此，他承诺捐出市长工资的15%、成立“无家可归基金”，希望在2020年彻底解决居民露宿街头的问题（但并未实现）。

在社会治理领域，伯纳姆回应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重新审视大曼彻斯特地区儿童性侵历史案件，针对部分地区暴露的“诱拐集团”丑闻展开独立调查，并呼吁对类似案件进行更广泛的全国性审查；另一方面推出“大曼彻斯特学士学位”（简称MBacc）计划，希望打造一套不同于传统大学路线的职业教育体系，让年轻人通过技术培训、企业实习和产业技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让伯纳姆真正“出圈”、被大曼彻斯特之外的英国人记住的，是他正面硬刚伦敦政治精英的举动。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时任约翰逊政府对大曼彻斯特等英格兰北部地区实施严厉封锁，却未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引发伯纳姆等地方领导人的激烈抗议。他当时疾呼：“唐宁街的政策欠缺考虑，在现实世界毫无意义，不要让英格兰北部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这段演说在全网走红，英国人发现“失落的北方”有了名副其实的利益代言人，伯纳姆因此被媒体赠予专属绰号“北境之王”（King of the North）。

2021年连任市长后，伯纳姆重回全国性政治人物之列，被视为下任工党党首的热门人选。然而，他依然专注市政，完美避开唐宁街的风暴。在他经营北方的九年间，英国连换五位首相，保守党更是耗尽选民最后的信任。

有赖于保守党的反衬，斯塔默于2024年7月接替苏纳克，出任14年来首位工党首相。虽然他足够勤勉、两年做了不少工作，却始终未能兑现竞选承诺。随着首相府的生存环境愈发严酷，斯塔默难逃进退失据的走向，最终酿成今年5月地方选举的惨败。

此时，伯纳姆从“潜在竞争者”变成“热门替代者”，重返伦敦的时机终于成熟。6月18日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为回答“谁能替代斯塔默”这一问题画上句号。伯纳姆大幅提高了工党的支持率，不仅为自己拿到竞争党首的门票，更向全党传递出明确信号：只有他能战胜气势如虹、支持率领先的极右翼英国改革党。

一个关于北方的“逆袭”故事，写出了最富戏剧性的结局。

◆6月22日，伯纳姆在威斯敏斯特宣誓就任下院议员。（图源：路透社）

“曼彻斯特主义”能成解药吗？

严格来说，伯纳姆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工党政客，而是一名劳工与合作党（Labour & Co-operative Party）代表。合作党成立于1917年，是与工党价值观高度类似的中左翼政党，强调社区治理、共享财富和经济民主。按照工党与合作党1927年达成的结盟协议，劳工与合作党代指同时代表两党参加选举的群体，目前在议会下院有43名议员。

能在第一时间获得约80%工党议员的推举，证明伯纳姆已是党内各派系公认的党首人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在党内凝聚共识。他之所以能成为党首，是因为工党上下感到空前的危机，当务之急是尽快推出新首相，避免党首之争久拖不决，消耗支持者的耐心。可以说，保住执政权的优先级高于路线之争。

多家民调显示，“伯纳姆效应”明显提振了工党的支持率。政治咨询与民调机构“选举微积分”（Electoral Calculus）7月8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工党的支持率时隔一年重返榜首，如现在选举仍可保住议会第一大党地位。

不过，同一组民调表明，伯纳姆向左回调、与中间派保持距离，又不彻底转向激进左翼的路线叙事，仍不足以从同属左翼阵营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吸收选民，想团结工党内部亦面临结构性阻力。

如今，伯纳姆的城市治理理念已发展成“曼彻斯特主义”，其中一大核心就是权力下放，赋予地方政府在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更大权限——他甚至提出在曼彻斯特设立“北方唐宁街10号”，承接首相府部分职能，作为推动地区发展的新中枢。

在此基础上，伯纳姆希望在全英复制其“商业友好型社会主义”经验，提高水务和能源的公有化水平（但反对全盘公有化）。他特别点名1989年撒切尔政府水务私有化政策下成立的泰晤士水务公司（Thames Water）——由于负债累累、财务濒临崩溃却无能为力，工党政府近来否决了对该公司的救援计划——呼吁直接将该公司收归公有。

至此，伯纳姆的治国思路基本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打破中央政府对决策权、财税资源、治理职能的垄断，激发各地方自主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让政府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参与者，改变公共服务因私有化而死气沉沉的状态，同时减免中小企业的税负、降低企业获得公共部门合同的门槛。

通过平衡政府权责关系，伯纳姆希望促成政府和企业的良性合作，提高公共服务效益并造福公众，让英国涌现更多“大曼彻斯特样板”，打破南北、贫富两个不平等。面对当务之急，其核心幕僚米亚塔·法恩布勒（Miatta Fahnbulleh）透露，伯纳姆将优先推出政策，应对高物价问题。

尽管伯纳姆与斯塔默政府形成从形象到政策倡议的明确区分，可事实上，他与上任政府切割的空间十分有限，许多政策仍是斯塔默路线的延续：不增收所得税、增值税、国民保险缴费，只在既定框架的“一些空间”内调整；减少移民数量；合理降低社会福利开支……

外交事务或将进一步放大伯纳姆的短板。他虽然长期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但在“脱欧”议题撕裂社会的背景下，也不得不调整立场，转而承诺仅推动英欧关系“再正常化”，而不会重启“二次公投”。

◆支持重返欧盟的英国民众对伯纳姆寄予期待。（图源：EPA）

此外，加强武装力量和提升国防能力原本是伯纳姆与斯塔默之间少有的共识。然而，斯塔默政府已因防务开支问题陷入严重内耗：今年6月，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因不满政府的国防投资方案而辞职，其理由正是财政部门拒绝满足军方提出的增支要求。

即便伯纳姆入主唐宁街，他所面对的也并非一张可以自由书写的新蓝图，而是一套缺乏财政支撑的“拆东补西”方案。未来四年新增约150亿英镑防务投入的承诺，究竟应通过加税、削减福利还是扩大举债来兑现，成为其执政初期的考验。

至于愈发不可预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则是伯纳姆和其他欧洲领导人都难以避免的大考。BBC指出，特朗普几乎不了解伯纳姆，只知他是“某个城镇的市长”且有极度自由派之嫌。一旦伯纳姆任命米利班德为财政大臣，白宫将默认新首相会延续上任政府禁止扩大开发北海油田的政策，这正是特朗普对斯塔默的两大批评之一（另一个是移民政策）。

◆斯塔默与特朗普在诸多议题上分歧明显。（图源：盖蒂图片社）

对巴以问题的表态，体现了伯纳姆的转变。7月9日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就工党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所开展军事行动作出的最初反应道歉，称工党“没有做对”，加沙地带民众遭受的痛苦“是我们集体良知上的一道伤疤”。他承诺会加大向以政府施压的力度，保留制裁手段，被视为英国新政府中东政策转变的潜在信号。

英国奥皮纽姆咨询公司此前的民调显示，三分之二转投绿党的工党选民将工党的加沙政策视为换党因素之一。

伯纳姆的“曼彻斯特主义”能否在全英成功复制，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英国的困境不可能靠某个人解决。毕竟，伯纳姆接手的这个英国，公共债务逼近3万亿英镑，政府开支半数以上需用于国民保健制度、社会福利、债务偿还；去工业化后国家产业结构失衡，高度依赖的金融和第三产业韧性遭到削弱，经济增长活力受限。

伯纳姆过去五十六年的人生轨迹，浓缩了战后英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他出生于凯恩斯主义盛行、国有经济庞大、工会力量强势的工薪家庭；少年时代亲历撒切尔主义疾风骤雨般的改革，目睹英格兰北部城市在去工业化浪潮中被迫承受至今未愈的创伤；“新工党”的崛起，构成他从政生涯的前半场——那曾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流动和政治乐观主义交织的时代，却最终被金融海啸与长期停滞击碎，也由此埋下工党内部路线之争的种子。

◆伯纳姆的人生轨迹，浓缩了战后英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图源：路透社）

蛰伏北方近十年后，伯纳姆又成为另一段英国历史的见证者。从“曼彻斯特主义”的地方治理实验，到“脱欧”引发的国家撕裂；从极右翼势力借经济失衡与身份焦虑不断壮大，到“十年七相”折射出的政治失序，英国正在书写新的国家叙事，伯纳姆恰好站在这一切的交汇点上。

然而，历史赋予他的未必只有机遇。无论是支持者眼中的“工党复兴希望”，还是批评者口中的“政治变色龙”，伯纳姆首先要面对的，仍是困扰英国政坛多年的“唐宁街魔咒”：在经历脱欧震荡、疫情冲击、财政危机和首相频繁更迭之后，英国民众对政治承诺的耐心大不如前。在谈论如何拯救工党、重塑英国之前，更现实的问题或许是——他能否打破近十年来无人幸免的首相宿命。

排版 /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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