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嫌二叔没出息，天天吵着离婚。后来二叔去南方打工，十年没回

二婶把搪瓷盆摔在地上那声脆响，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年我九岁，正趴在二叔家门槛上抠蚂蚁洞。

搪瓷盆是二婶陪嫁带来的，盆底印着两条红鲤鱼，摔成三瓣，鲤鱼嘴对不上嘴了。

二叔蹲在灶台边，一句话没说。

他手里还捏着筷子，刚才正往嘴里扒拉面条。面汤溅到裤腿上，他也不擦，就那么蹲着，像块晒干了的泥巴。

二婶站在屋当中，围裙带子松了，耷拉在肚子上。她喘着粗气，胸脯一上一下，眼睛红通通的，不是哭红的那种，是气红的。

“王建国，你倒是放个屁啊！”二婶嗓门尖得能划破窗户纸。

二叔还是不说话。

他把筷子搁在碗沿上，站起来，从门后头拿了扫帚，开始扫地上的搪瓷碎片。扫得很慢，一片一片的，像是怕漏掉什么值钱东西。

二婶看他那样，更来气了，一把夺过扫帚扔出门外。

扫帚砸在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上，掉下来几颗青枣。

“你就这点出息！扫个地都跟没吃饭似的！人家刘三柱去年包了个鱼塘，今年盖了两层楼！你呢？你呢！”二婶手指头戳到二叔脑门上。

二叔往后退了一步，后脑勺磕在碗柜角上，闷闷的一声响。

他没喊疼，只是抬手揉了揉。

我趴在门槛上不敢动。蚂蚁早就跑了，我手指头还抠在洞里，指甲缝里全是泥。

二婶突然蹲下来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蹲在地上，两只手捂住脸，肩膀一抽一抽的，声音闷在手心里，像远处有人砸墙。

“我嫁给你八年了……八年了……”她声音闷闷的，“人家媳妇穿金戴银，我呢？我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去年冬天那件，棉花都跑光了，我穿着跟披了张纸似的……”

二叔站在碗柜边上，手还放在后脑勺上。

他嘴唇动了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他只是咽了口唾沫。

那天晚上，我妈让我给二叔家送一碗腌萝卜。

我端着碗走到他家院门口，看见二叔一个人坐在枣树底下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只红眼睛的虫子。

他没看见我。

我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声音很轻，轻得像在数数。

“……一万二……还差八千……鱼塘……不行……南方……”

我听不太懂，只听见“南方”两个字。

那两个字在夜风里飘了一下就散了，跟烟灰一样。

我把腌萝卜搁在他家灶台上就跑了。

二婶在里屋躺着，没开灯，不知道睡没睡。

过了三天，二叔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雾很大，大得对面看不见人。我背着书包去上学，路过村口那棵大槐树，看见一个黑影蹲在树底下。

走近了才看清是二叔。

他穿了一件灰扑扑的夹克，领子翻得整整齐齐，脚边放着一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袋口用尼龙绳扎了好几道。

“二叔，你干啥去？”

二叔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眼角纹路很深，像刀刻的。

“去南方。”他说。

“南方是哪儿？”

“很远。”他想了想，又说，“坐火车要一天一夜。”

我那时候对“一天一夜”没有概念，只觉得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可能比县城还远。

“二婶知道吗？”

二叔没回答这个问题。他从兜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塞到我手心里。糖纸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个我认不得的字。

“好好念书。”他说。

然后他拎起蛇皮袋，走进雾里。

雾太大了，他走了十几步就看不见了。脚步声也很快被雾吞掉，什么声音都没了。

我攥着那颗糖站在槐树底下，站了很久。

糖在掌心里慢慢变热，变软。

后来我才知道，二婶不知道二叔那天走。

二叔是趁二婶回娘家的时候走的。二婶那天去她姐家借鞋样，走之前还骂了二叔一顿，说他把猪食槽子放错了地方，猪都不爱吃食了。

二叔没还嘴，把猪食槽子挪了挪。

等二婶拿着鞋样回来，家里空了。

灶台上压着一张纸条，用盐罐子压着。纸条上就写了一行字：

“我去南方打工，赚到钱就回来。”

二婶拿着纸条站在灶台前，站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灶膛里烧了。

火苗蹿了一下，纸团卷起来，变黑，变灰，没了。

二婶没哭。

至少当着人的面没哭。

她第二天照常去赶集，买了一捆韭菜回来包饺子。邻居问她二叔去哪儿了，她一边剁馅一边说：“死外边去了。”

剁馅的刀落在案板上，一下一下的，特别响。

那之后的日子，二婶变了一个人。

以前她爱串门，爱唠嗑，谁家有个红白事她都去帮忙。二叔走了以后，她很少出门了，整天待在自己院子里，不是喂猪就是洗衣服，洗完了晾，晾干了收，收完了又洗。

我妈说她那是跟自己较劲。

村里人开始还问问二叔的消息，后来就不问了。偶尔有人提起，也是压低了声音，像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王建国那怂货，跑了吧？”

“肯定是受不了他媳妇那张嘴。”

“也说不定在外头有人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不信。我觉得二叔不是那种人。

但我也不敢问二婶。

二婶变得很凶。有一回我在她家门口玩弹珠，弹珠滚到她院子里去了，我跑进去捡，她正好出来倒水，看见我就吼了一声：“出去！”

我吓得弹珠都不要了就跑了。

跑到家才想起来，那颗弹珠是我用三个玻璃瓶盖换来的，最好的那颗，里面有彩色花纹。

我不敢回去要。

过了半个月，我在村口小卖部看见二婶。

她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一张汇款单，攥得很紧，指关节都发白了。

小卖部老周戴着老花镜看那张单子，看了半天说：“从广东寄来的，两千块。”

两千块。

那时候两千块是什么概念？我爸在镇上的砖厂干活，一个月工资三百二。

二婶把钱取出来，全是新票子，哗啦啦的，她数都没数就塞进兜里。

老周问她：“建国寄的？”

二婶没吭声，转身走了。

她走路的姿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走路风风火火的，现在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踩在什么不踏实的东西上。

第二个月，又寄了两千。

第三个月，两千五。

半年以后，二婶手腕上多了一根银镯子。

不是很粗的那种，细细的，上面刻着花纹，戴在她手腕上晃来晃去。

有人问她哪儿买的，她说是地摊上随便买的，不值钱。

但她每次洗手都会把镯子摘下来，擦干了再戴上。

二叔一直没回来。

第一年过年没回来，第二年过年也没回来，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都没回来。

钱倒是月月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从来没断过。

二婶家的房子翻新了。先是换了瓦，红瓦换成了青瓦，下雨天不漏了。后来又把土墙刷了白灰，远远看着亮堂堂的。再后来装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天线架在屋顶上，刮大风的时候二婶就爬上房顶去扶天线。

村里人又开始议论了。

“建国在外头发财了吧？”

“听说在广东那边搞装修，当包工头了。”

“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呢。”

二婶听了这些，不接话，也不否认。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想笑又不想让人看出来她在笑。

我上初中那年，二婶家的房子拆了。

原地盖起了一栋两层小楼，红砖墙，铝合金窗户，院子里铺了水泥地，那棵歪脖子枣树被锯掉了。

锯树那天我正好路过，看见二婶站在旁边看着工人锯树。

枣树倒下来的时候轰隆一声，树枝刮倒了她家一截院墙。

二婶没心疼院墙，她盯着那个树桩子看了很久。

树桩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密密的，不知道多少圈。

“这树是你二叔结婚那年种的。”二婶突然说了一句。

我不知道她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站在那儿没敢动。

她说完就走了，回新盖的楼里去了。铝合金门关上的声音跟以前的木门不一样，是那种“咔嗒”一声，很脆，很干净。

二叔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但信越来越少。

最开始还偶尔夹一张纸条在汇款单里，写几句“注意身体”“天冷加衣”之类的话。后来纸条没了，只有汇款单。再后来汇款单也不寄了，直接打到二婶的存折上。

二婶去镇上的信用社查账，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

我妈问她怎么了，她说没啥。

后来我听信用社的小刘说，二婶那天在柜台前站了很久，让小刘帮她查汇款人的地址。

小刘说查不到，只能查到是从深圳汇过来的。

二婶问深圳在哪儿。

小刘说在广东，很南很南的地方。

二婶又问，比广州还南吗。

小刘说是，比广州还南。

二婶没再问了，把存折揣进兜里走了。

那天晚上，我放学路过二婶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新楼的客厅里看电视。电视开着，声音很大，但她好像没在看，眼睛盯着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是那片锯掉枣树后空出来的地，还没来得及种什么东西，光秃秃的。

月光照在那片空地上，白花花的。

我站在院墙外面看了她一会儿，她突然转过头来，正好跟我对上眼。

我吓了一跳，想跑。

但她叫住了我。

“小军，你进来。”

我硬着头皮走进她家客厅。客厅很大，铺了瓷砖，墙上挂着那种印着风景的挂历，沙发是皮的，坐上去吱吱响。

二婶从茶几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全是信。

我愣了一下。

那些信叠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着，一封一封的，信封都发黄了。

“你帮我看看。”二婶说，“看看邮戳上的日期。”

我这才明白，她是让我看邮戳。

我把橡皮筋解开，一封一封地看。最早的那封是二叔走后第三个月寄来的，最晚的那封是五年前。

五年前。

也就是说，二叔已经有五年没写过信了。

“邮戳上的日期都是对的吗？”二婶问我。

我不知道她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只能老老实实说：“都是对的。”

她把信拿回去，重新叠好，用橡皮筋扎上，放回铁盒子里。

铁盒子盖上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

“他以前写信的时候，邮戳上的日期都是连着的。”二婶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一个月一封，有时候两个月一封，日期都是连着的。”

她顿了顿。

“后来就断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初中生，懂什么呢。我只觉得二婶说话的语气跟平时不一样，不像是在生气，也不像是在难过，像是在说一件跟她没什么关系的事。

但我知道那件事跟她有关系。

很有关系。

我高二那年暑假，在县城网吧里打工。

有一天晚上，网吧里来了一个中年人，背着个大包，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开了台机子，坐在角落里，也不玩游戏，就在那儿看网页。

我给他送水的时候瞄了一眼屏幕。

他好像在查火车票。

那人长得有点眼熟，但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他查完火车票，关了机，背着包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二叔。

我追出去，在网吧门口喊了一声：“二叔！”

他站住了，转过身来。

十年了。

他老了太多。

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犁过的地，眼窝凹进去，颧骨突出来，整个人瘦得像一根风干的腊肉。

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跟十年前走的时候穿的那件很像，但明显不是同一件。这件更旧，袖口都磨破了，领子也翻不起来了。

“小军？”他眯着眼睛看我，然后笑了。

笑起来还是那样，眼睛眯成两条缝，但眼角纹路更深了，深得快裂到鬓角里去了。

“你怎么在这儿？”他问我。

“我在这儿打工。”我说，“二叔，你回来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还没。”他说，“我……我就是回来看看。”

“看看？”

“嗯，看看。”他往街对面看了一眼，街对面是汽车站，亮着一排黄乎乎的灯。

“二婶知道你回来吗？”

他又摇摇头。

“别告诉她。”他说。

“为啥？”

他没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他的手在抖。

“你二婶……还好吧？”他问。

我想了想说：“挺好的。你家盖了新楼，两层，红砖的，铝合金窗户。”

他听着，点了点头，烟叼在嘴里没吸。

“枣树锯了。”我又说。

他愣了一下。

“那棵歪脖子枣树？”

“嗯，盖楼的时候锯掉的。”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地上，被风吹散了。

“那棵树……是我结婚那年种的。”他说。

这话跟二婶说的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站在网吧门口，背后是县城夜晚的街道，路灯昏黄，行人稀少。他背着那个大包，包带子勒在肩膀上，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二叔，你这十年都干啥了？”我问。

他抽了口烟，吐出来，烟雾在灯光下散开。

“啥都干过。”他说，“工地搬砖，码头扛货，装修刷墙，后来进了一家电子厂，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

“累吗？”

“累。”他说，“但钱多。”

他说“钱多”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骄傲，又像是别的什么。

“你寄回来的钱，二婶都收到了。”我说，“她戴了银镯子，盖了新楼，还买了彩电。”

二叔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烟快烧到手指头了，他才掐灭，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那就好。”他说。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粗糙，掌心上全是茧子，拍在我肩膀上有种砂纸蹭过的感觉。

“好好念书。”他说。

跟十年前一模一样的话。

然后他背着包走了，往汽车站那边走。汽车站的灯光黄乎乎的，照在他背上，影子拉得很长。

我站在网吧门口看着他走远。

他走路的样子也变了。以前他走路有点驼背，现在更驼了，像是背上压着什么东西，直不起来。

走到汽车站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不是看我。

是看县城的方向。

然后他转身进了汽车站。

我再也没见过他。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告诉二婶，但又答应了二叔不说。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没忍住，跑到二婶家去了。

二婶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新楼院子里拉了晾衣绳，不锈钢的那种，亮闪闪的。她踮着脚往绳子上搭床单，床单是新买的，印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

“二婶。”我站在院门口叫她。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啥事？”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没啥事。”我说，“我妈让我问你，你家鸡蛋还有没有，她想借两个。”

“有，你自己去厨房拿。”

我进厨房拿了两个鸡蛋，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婶还在晾衣服。她踮着脚，胳膊举得高高的，手腕上那根银镯子滑下来，滑到胳膊肘那儿。

阳光照在镯子上，亮了一下。

我攥着两个鸡蛋站在那儿，心里堵得慌。

“二婶。”我又叫了一声。

“嗯？”

“你……你想二叔不？”

她晾衣服的手停了一下。就一下，很短的一下。

然后她继续晾，把床单扯平，夹上夹子。

“想他干啥。”她说，“死外边算了。”

声音跟十年前一样，硬邦邦的。

但我看见她夹夹子的手抖了一下。夹子没夹住床单，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我攥着鸡蛋走了。

鸡蛋在掌心里温温的，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那种温度。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鸡蛋壳被我攥裂了一个，蛋清渗出来，黏糊糊的。

我站在家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二婶家的两层小楼。

铝合金窗户反射着早上的太阳光，亮得刺眼。

我突然想起二叔昨晚站在网吧门口的样子。

他背着那个大包，包带子勒进肩膀里，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压了十年，压得直不起腰来。

他说“钱多”的时候，声音里那种奇怪的东西。

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那不是骄傲。

那是累。

累到骨头里的累。

我高三那年，村里出了一件事。

村东头的老孙家儿子在深圳打工，过年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村里显摆了好几天。

有人问他见没见过王建国。

老孙家儿子说没见过，但他听工友说过一个事。

说深圳那边有个电子厂，厂里有个工人，干了好多年，从来不请假，加班加得最狠，别人不干的活他都干。住宿舍，吃食堂，一个月花不了几个钱。发了工资就往家里寄，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后来那个工人病了。

什么病不知道，反正干活干着干着就晕倒了。

厂里把他送到医院，住了几天院，他又回去上班了。

老板让他休息，他不休息，说家里等着用钱。

老孙家儿子说，那个工人好像姓王，不知道是不是咱们村的王建国。

这话传到二婶耳朵里，二婶正在小卖部买盐。

她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盐袋子，攥得紧紧的。

老周媳妇也在小卖部里，正嗑着瓜子听老孙家儿子说话。她听完啧啧了两声，说：“那肯定不是建国，建国在外头当包工头呢，挣大钱。”

二婶把盐袋子往柜台上一放，转身走了。

盐袋子没放稳，滚到地上，撒了一地白花花的盐。

老周喊她：“翠芬，你的盐！”

二婶头也没回。

那天晚上，二婶来我家找我妈。

我在里屋写作业，隔着门帘听见她们说话。

二婶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很轻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嫂子，你说……他是不是在外头出啥事了？”

我妈说：“你别瞎想，建国不是月月寄钱吗，能出啥事。”

“可是他不写信了。”二婶说，“以前写信的，后来不写了。”

“现在谁还写信啊，都打电话。”我妈说。

“他没打过电话。”二婶说，“十年了，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我妈没说话。

“嫂子，你说他是不是……不想回来了？”二婶的声音更轻了，轻得快听不见了。

“不会的。”我妈说，“建国不是那种人。”

“那他咋不回来？”

我妈又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妈才说：“可能是想多挣点钱吧。”

二婶没再问了。

我趴在门帘缝上往外看，看见二婶坐在我家那张旧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绞在一起。

她手腕上那根银镯子晃了一下，碰到沙发扶手上，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响。

那年过年，二叔没回来。

第十一年过年，也没回来。

二婶家的两层小楼在村里越来越显眼。别人家的房子都是旧的，土墙灰瓦，只有她家是红砖铝合金，立在村子中间，像一颗镶在灰布上的红扣子。

但二婶越来越少出门了。

她家的铝合金门总是关着，窗帘也拉着，只有屋顶的天线还竖着，偶尔刮大风的时候，也没人上去扶了。

我妈让我给二婶送过年饺子。

我端着碗走到她家门口，敲了敲门。

敲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

二婶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吓了我一跳。

她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头发白了一半。

那样子，跟我在网吧门口看见的二叔，像得吓人。

“二婶，我妈让我给你送饺子。”

她把门开大了一点，接过碗。

我看见她身后的客厅，电视开着，声音很大，沙发上堆着衣服，茶几上放着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开着，里面的信散在茶几上。

她接过碗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

手腕上那根银镯子还在，但手腕细了很多，镯子松垮垮地挂着，晃来晃去。

“谢谢。”她说。

声音很轻，轻得像二叔那天晚上在枣树底下自言自语。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

“小军。”

“嗯？”

“你二叔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

我愣了一下。

十年前那个大雾的早上，村口槐树底下，二叔塞给我一颗水果糖。

“他说……让我好好念书。”

二婶听了，嘴唇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像是想哭。

最后她什么都没说，端着饺子关上了门。

铝合金门“咔嗒”一声，很脆，很干净。

我站在她家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门上贴着去年的春联，已经褪色了，红纸变成了粉色，上面的字也模糊了。

我认得出那是二婶自己写的字。

她以前不会写毛笔字，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学的。

春联上写的是：

“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横批：“阖家团圆”

阖家团圆。

那四个字在风吹日晒下已经模糊得快认不出来了，但还牢牢贴在门框上。

我大学毕业那年，回村办户口迁移。

村口的大槐树还在，比十年前更粗了，树冠遮出好大一片荫凉。我站在树底下，想起二叔蹲在这里的样子，想起那颗水果糖。

糖纸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个我认不得的字。

后来我认得了，那个字是“福”。

我在村口站了一会儿，往二婶家走。

走到半路，看见二婶家的院门开着。

院子里站着几个人，我妈也在，还有几个邻居。

二婶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张纸。

我走过去，看见那张纸是一份医院的诊断书。

上面写着二叔的名字。

王建国。

诊断书上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我只看懂了几个词。

“尘肺”“晚期”“建议住院治疗”。

我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跟我说了来龙去脉。

二叔在深圳那边的电子厂干了十年，厂里粉尘大，防护不好，肺坏了。去年就查出来了，他一直没治，也没告诉家里。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厂里通知了家属。

通知的是二婶。

二婶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电话是村委老周打来的，说深圳那边来电话了，让家属去一趟。

二婶问去干啥。

老周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把话说明白。

二婶挂了电话，把晾了一半的衣服全扯下来，扔在地上，进屋收拾东西。

她收拾了一个包袱，跟她当年嫁过来时带的那个包袱差不多大。

然后她去镇上买了一张火车票。

去深圳的火车票。

她这辈子没坐过火车。

那张火车票她攥了一路，攥到手心里全是汗，票面都潮了。

到了深圳，她找到了那家电子厂，找到了医院，找到了二叔。

二叔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看见二婶，愣了一下。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二婶跟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

我妈转述给我的时候，声音也不平静了。

二叔说：“翠芬，钱……够不够？”

十年。

整整十年。

他见她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想你”，不是“我对不起你”，是“钱够不够”。

二婶站在病床边，看着他。

他老了，瘦了，头发白了，眼窝凹了，颧骨突了，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榨干了。

但他问的第一句话，还是“钱够不够”。

二婶没哭。

她站在病房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说：“够了。”

“钱够了。”

“你寄的钱，我都存着，一分都没乱花。”

二叔听了，笑了一下。

笑起来还是那样，眼睛眯成两条缝，但眼角纹路更深了，深得快裂到鬓角里去了。

“那就好。”他说。

然后他闭上眼睛，睡了。

他睡得很沉，呼吸很重，胸腔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呼噜呼噜的响。

二婶坐在病床边，看着他睡。

她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二叔醒了，看见二婶还坐在那儿。

他愣了一下。

“你没走？”

“没走。”二婶说，“我请了假，能待七天。”

二叔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七天够干啥的，你回去吧，家里猪谁喂？”

二婶说：“猪卖了。”

“卖了？”

“嗯，来之前卖的。”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

“那楼呢？”

“楼在。”

“楼在就行。”二叔说，“你回去住楼，别在这儿待着，这儿不好。”

二婶没听他的。

她在深圳待了七天。

七天里，她给二叔擦身子、喂饭、洗衣服。二叔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她给他擦身子的时候，手都在抖。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那具身体上，全是伤疤。

肩膀上，是被重物压的。手背上，是被烫的。膝盖上，是跪在地上干活磨的。腰上，是扛东西扛出来的。

一道一道的，像刻上去的。

二婶一道一道地擦过去，擦得很慢。

二叔闭着眼睛，不说话。

第七天，二婶要走了。

她站在病床边，看着二叔。

二叔也看着她。

两个人就这么看着，谁都没说话。

最后二婶从手腕上摘下那根银镯子，放在二叔枕头边。

“这个给你。”她说。

二叔看着那根镯子，看了很久。

“我买给你的。”他说。

“我知道。”二婶说。

“你戴着。”

“你戴着。”二婶说，“等我下次来，你再还给我。”

二叔没说话。

他把镯子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二婶转身走了。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二叔叫了她一声。

“翠芬。”

二婶站住了，没回头。

“那棵枣树……真的锯了？”

二婶背对着他，站了一会儿。

“锯了。”她说。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二婶回到村里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

她下了长途汽车，从镇上走回村子。五里路，她走了一个多小时。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站在那栋两层小楼前面，站了很久。

月光照在铝合金窗户上，白花花的。

院子里那棵枣树的树桩还在，上面长出了新芽，嫩绿的，一小簇一小簇的。

二婶蹲在树桩旁边，用手指头摸了摸那些新芽。

然后她站起来，开门进屋。

屋里黑乎乎的，她没开灯。

她在沙发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打开门，开始晾衣服。

跟以前一样。

我妈去看她，问她二叔怎么样了。

二婶一边晾衣服一边说：“死不了。”

声音跟以前一样，硬邦邦的。

但我妈看见她晾衣服的手在抖。

晾衣绳上的不锈钢夹子，她夹了三次才夹住一件衬衫。

那件衬衫是二叔的，十年前留下的，领子都洗毛了，她还留着。

衬衫在晾衣绳上晃来晃去，袖子空荡荡的，像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又过了一年。

二叔没回来。

二婶每个月去一趟镇上，到信用社查存折。

存折上没有新的汇款了。

她每次查完，都在信用社门口站一会儿。

信用社对面是汽车站，从深圳回来的长途车就停在那儿。

她站在那儿，看着那些长途车进站、出站，车上下来的人，背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

她一个一个地看。

看完一辆车，再看下一辆。

直到天黑，最后一班车进站，她才走。

走的时候，她会在汽车站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台阶冰凉冰凉的，她坐在那儿，看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然后她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回村子。

五里路，她走一个多小时。

走到家门口，开门进屋，开灯，坐在沙发上。

茶几上放着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的信，她已经看了无数遍了。

信纸都起毛边了，有些地方被眼泪洇过，字迹模糊了。

她还是会拿出来看。

一封一封地看。

从最早的那封，到最晚的那封。

邮戳上的日期，她都能背下来了。

最早的那封：1994年11月3日。

最晚的那封：1999年7月18日。

中间隔了四年多，将近五年。

五年里，四十七封信。

她数过。

四十七封。

然后就没有了。

她每次看到最后一封的时候，都会把信翻过来，看看背面有没有字。

背面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她把信叠好，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

“咔”的一声。

然后她关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晾衣服。

我工作以后，很少回村了。

有一年清明节，我回去上坟，在村口看见二婶。

她站在槐树底下，看着村口的路。

那条路是通往镇上的，通往汽车站的，通往外面的。

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

我叫了她一声。

她转过头来，看见是我，笑了一下。

她老了。

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眼窝凹进去，颧骨突出来。

她笑起来的样子，跟二叔越来越像了。

“二婶，你在这儿干啥？”

“没干啥。”她说，“站站。”

我站在她旁边，跟她一起看着那条路。

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片灰。

“二叔……有消息吗？”我问。

二婶摇摇头。

“没有。”她说，“一年多了，没寄钱，没写信，没打电话。”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她没什么关系的事。

但我看见她的手攥着衣角，攥得很紧。

“可能……在那边忙吧。”我说。

“嗯。”她说，“可能在忙。”

然后她转身走了。

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踩在什么不踏实的东西上。

我看着她走远的背影。

她穿着那件十年前二叔留下的灰夹克，袖子很长，盖过了手指头。

夹克被风吹起来，空荡荡的。

那年冬天，深圳那边又来电话了。

电话打到村委，老周接的。

老周听完电话，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往二婶家走。

走到二婶家门口，他站住了。

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敲门。

二婶开了门。

老周看着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二婶看着他，什么都没问。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最后老周说了。

“翠芬，建国……走了。”

二婶没说话。

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门框是铝合金的，冰凉冰凉的。

她扶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了屋。

老周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过了一会儿，二婶又出来了。

她手里拿着那根银镯子。

镯子擦得亮亮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这是他留给我的。”二婶说，“我去深圳的时候，放在他枕头边的。他走的时候，手里攥着这个。”

老周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婶把镯子戴回手腕上。

手腕太细了，镯子松垮垮的，晃来晃去。

“他走的时候……疼不疼？”二婶问。

老周愣了一下。

“电话里说……是在睡梦里走的，没受什么罪。”

二婶点了点头。

“那就好。”她说。

声音很轻，轻得像二叔那天晚上在枣树底下自言自语。

然后她关上了门。

铝合金门“咔嗒”一声，很脆，很干净。

那年过年，我回村去看二婶。

她家的春联换了新的。

还是她自己写的。

还是那四个字。

“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横批还是“阖家团圆”。

那四个字贴在门框上，红纸黑字，崭新崭新的。

我敲门。

二婶开了门。

她穿着一件新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腕上戴着那根银镯子。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那个铁盒子，盒子旁边是一碟糖果。

糖果是水果糖，红色糖纸，上面印着一个“福”字。

“小军来了。”她笑了笑，“吃糖。”

我拿了一颗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

甜。

很甜。

跟十年前那颗一模一样的甜。

二婶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电视里放着春晚，热热闹闹的。

她看得很认真，时不时笑一下。

我坐在她旁边，跟她一起看。

看了一会儿，她突然说：“你二叔以前最爱看春晚。”

我愣了一下。

“每年都看。”她说，“有一年电视坏了，他跑到隔壁老周家看，看到半夜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还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

她说着，笑了一下。

“他那个人，笨手笨脚的。”

我也笑了。

“有一回他给我煮面条，把盐当成了糖，煮出来咸得要命。他还非让我吃，说这是他特意给我做的‘甜面条’。”

二婶说着说着，笑声越来越大。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她没擦。

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下来，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棉袄上。

她还在笑。

“他那个人……”她说，“到死都想着寄钱。”

我坐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电视里春晚还在放，笑声掌声一阵一阵的。

二婶慢慢不笑了。

她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眼泪还在流。

“十年。”她说，“整整十年。”

“他寄了十年的钱。”

“我盖了楼，买了彩电，戴了银镯子。”

“他什么都没给自己买。”

“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

她低下头，看着手腕上那根银镯子。

镯子在灯光下闪着光，细细的，上面刻着花纹。

“我当年骂他没出息。”她说，“骂他不如刘三柱。”

“刘三柱包鱼塘，盖了两层楼。”

“我男人也让我住了两层楼。”

“刘三柱天天在家，打老婆骂孩子。”

“我男人十年没回来。”

她抬起头，看着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是那片枣树锯掉后空出来的地。

树桩上长出了新芽，现在已经是很大一丛了，绿油油的。

“那棵枣树是他结婚那年种的。”她说。

“他说枣树结果了，就给我打枣吃。”

“枣树结果的那年，他走了。”

她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看着那丛新芽。

“枣树后来锯了。”

“他也没回来。”

她站在窗户边上，站了很久。

月光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那根银镯子上。

银镯子亮了一下。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

她站在那里，像一棵树。

一棵被风吹了很久，还站着的树。

第二年春天，我听说二婶去了深圳。

她把两层小楼锁了，钥匙交给村委会保管。

她走的那天，跟我二叔走的那天很像。

早上，雾很大。

她背着一个包袱，走到村口的大槐树底下。

包袱不大，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装着四十七封信。

还有一颗水果糖。

糖是红色的糖纸，上面印着一个“福”字。

她在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然后她往镇上走，往汽车站走。

汽车站的长途车亮着灯，等着她。

她上了车。

车开了。

雾很大，车开了没多远就看不见了。

就像十年前，二叔走进雾里一样。

村口的大槐树还在。

树冠遮出好大一片荫凉。

树底下什么都没有。

只有风吹过的时候，树叶沙沙响。

像有人在轻声说话。

说的是什么，听不清。

大概是“钱够不够”。

或者是“好好念书”。

或者是“等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