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之际，我们来聊聊AI“伙伴”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中国发展改革）

从“工具”到“伙伴”：AI的身份跃迁与人类应答

——来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观察

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大会开幕前夕，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周园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分别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们从科研范式、数据基础设施、全球治理、民生应用四个维度，共同勾勒出AI作为“智能伙伴”的完整图景。如果说前几届大会还在讨论AI“能做什么”，那么2026年的核心议题已是——AI“以什么身份”介入人类世界，以及人类如何与这个新伙伴“共处”与“共创”。

科研伙伴：从“执行者”到“协作者”

周伯文透露，浦江实验室即将发布“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2025年7月，实验室已推出“书生”科学发现平台及多智能体框架；“端砚”是在此基础上的升级版本。“书生”命名源自中国士大夫意象——不仅通晓经典，更精于六艺。“端砚”的寓意则是“书生要产生影响力，离不开笔和砚台”。这个命名传递了清晰的信号：AI要帮助科学家“写”出更好的科学发现，而不仅仅是“算”得更快。

周伯文指出，当前AI领域最大的认知偏差，在于将AI仅作为更好的工具。他将AI与科学的关系分为两个层次：传统AI for Science是“工具的革命”——解决从蛋白质序列到结构预测这类问题。但科学史上同时具备“大量组合爆炸搜索空间、清晰可导目标函数、大量训练数据”三个条件的科学问题极少。人工智能对科学真正的价值，应是“革命的工具”——在研究者、研究工具、研究对象三个环节均实现突破。

他以一个思想实验说明：若将当代AGI置于1905年，使其同时理解爱因斯坦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和1854年提出的黎曼几何，并发现二者的等效性，从而推导出广义相对论。人类历史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花了200多年，而AGI或可将这一过程压缩至20年。这正是“书生·端砚”的野心所在。当前科研人员面临两大痛点：信息爆炸导致认知转化时间过长；科研流程从文献阅读到实验验证链条漫长。“端砚”通过多智能体协同，实现长程任务推理和多种工具、实验设备的调用。

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判断：“研究是编程之后的下一个前沿。”据浦江实验室内部评测，过去12~18个月，AI写的代码可用率从不到5%提升至超过88%。但实验室联合10个领域100位科学家的评测显示，绝大多数顶尖模型在“根据论文数据做出可发表科研成果”任务中得分不超过50分，“端到端科学研究”成功率仅为3%。浦江实验室已将“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倒逼基础模型在认知、思考、迭代、自我进化和长时间推理能力上的进步。AI正在从“被调用的工具”变成“参与思考的伙伴”。

治理伙伴：从“技术问题”到“关系问题”

AI成为伙伴，意味着它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存在，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

周伯文指出，人工智能首次出现了既能答题又能办事的Agent，但其边界不明确、是否忠实于使用者意图不明确等不确定性，是治理的典型难题。他将AI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工具带来的风险；另一类是作为认知主体带来的风险。2025年7月，周伯文与“AI教父”、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辛顿在上海对话，辛顿将AI长期风险比喻为“幼虎”——幼时可爱，但长大后可能反噬人类。近期辛顿承认自己2016年做出的“五年内AI将取代放射科医生”的预测“过于乐观”。这一承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技术演进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张力——高估技术进步、低估制度韧性，是技术专家容易犯的普遍性错误。

周伯文在2024年提出“人工智能45°平衡律”——发展与安全不是此消彼长的拔河，而是登山。每一步向上攀登的同时，必须确保脚踩实地是安全的。以深度伪造为例，一段借助AI生成的虚假领导人声明视频曾在国际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虽经紧急核查后澄清，但事件本身已暴露AI作为“伙伴”可能被滥用的脆弱性——伪造内容传播快、溯源难，传统“事后追责”治理模式力有不逮。

霍福鹏从全球合作和治理机制角度作出回应。7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围绕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八个方面提出举措，涵盖弥合全球智能鸿沟、打通全链条协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等路径。在回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展时，霍福鹏介绍，治理体系方面，往届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深度参与了APEC、G20、上合组织、金砖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治理实践方面，中国持续推出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支持各国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应用伙伴：从“实验室”走进“风雨中”

如果说周伯文讲述的是AI作为“科研伙伴”的远景，霍福鹏描绘的是“治理伙伴”的框架，那么周园春和潘进军的采访则展示了AI作为“应用伙伴”如何走进现实。

周园春表示，AI正深刻改变科研范式。针对AI for Science可能带来的“马太效应”，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依托科学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研发了磐石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通过联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自主实验室、算力资源、科学软件工具与各类数据中心等科技创新要素，让每一位科学家都能利用平台的联通能力开展AI for Science的研究。他认为，这一平台将使普通科研人员便捷调用原本难以触及的科研要素，反而可能激发更多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自主研发的科学数据银行，已汇聚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的超1500万个数据集，是中国首个获国际主要出版商推荐的通用型数据存储库，获施普林格·自然等多家知名出版机构认可，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开放科学优秀案例。当前，正依托科学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进一步探索基于科学数据技能的智能体时代科学数据共享服务新模式，把分散的科学数据资源转化为可持续演化的科学数据能力网络，充分发挥科研团队在科学数据加工处理的专业能力。同时，更多表征客观物理世界的高质量科学数据进入训练过程，也有助于减少模型“幻觉”。

如果说科学数据银行解决的是科研资源的“普惠”问题，那么“妈祖”方案解决的则是生命安全的“普惠”问题。潘进军介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目前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相关业务产品。“妈祖”的英文名“MAZU”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该方案以云端早期预警为基础，将中国自主研发的AI气象预报模型、风云气象卫星观测资料与各国当地观测资料相结合，提供菜单式供给与定制化服务。

“妈祖”方案已获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机构高度认可。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表示，中国是全球气候行动的典范。

技术层面，潘进军指出，AI气象模型的核心优势在于计算速度快和多源数据融合能力强。针对台风预报，中国气象局联合清华大学研发的“风清”模型，以及上海局自主研发的“海司”区域智能预报模型等都有较好的效果。“海司”台风智能预报模型针对近期超强台风“巴威”实现了稳定、精准的预报。

AI作为“伙伴”的最高境界，不是写出更漂亮的代码，而是让一个蒙古牧民在雪灾来临前多一分准备的时间。从“实验室伙伴”到“风雨中的伙伴”，这是AI身份跃迁的终极检验。

回到主题：当AI成为伙伴，人类需要什么？

四个切面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当AI成为伙伴，人类需要什么？

需要认知升级。不再把AI当工具，而是当协作者。周伯文说：“做科学研究一定要有终极思维，围绕终极思维去选择目标。”面对AI这个新伙伴，同样的终极思维不可或缺。

需要制度创新。建立与“伙伴”共处的规则。霍福鹏指出，中国AI产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应用优势向创新优势跃升的关键时期，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需要持续攻关。未来主要围绕强基础与促应用两方面：强化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场景赋能，推动AI融入制造、消费、民生等场景。

需要基础设施。让伙伴关系普惠而非垄断。周园春的科学数据银行和潘进军的“妈祖”方案，共同指向一个方向：AI作为公共品，应降低而非抬高门槛。霍福鹏也提出打造分层供给体系，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让更多创新主体共享AI红利。

需要落地检验。在风雨中证明伙伴的价值。潘进军表示，传统天气预报正从以数值预报为核心，迈向数值预报和AI双轮驱动的新范式。AI的价值不在参数跑分，而在真实世界的每一次准确预警、每一次生命财产的保护。

周伯文说：“研究是编程之后的下一个前沿。”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AI与人类的关系，正在从“我编程、它执行”走向“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创造”。当AI成为伙伴，人类面临的不再是“如何更好地使用工具”的技术问题，而是“如何与智能体共处”的文明问题。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向世界展示的是一项年轻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核心命题，不是AI能做什么，而是我们想和AI成为什么样的伙伴。

潮起浦江，这场关于“伙伴”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张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