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陈士榘对叶剑英说自己人缘不好，他和哪些将领有矛盾？

一九七一年冬，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运转，陈士榘坐在那张位置上，身份不低：上将，工程兵司令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叶剑英想给他挪一挪位置。

不是降，是升。

国防部副部长，这几个字摆出来，很多人会往前迈一步。陈士榘却往后退了一步。他把话说得很直：自己还是干工程兵合适，职务再高，反倒不踏实；自己这个人，人缘一向不佳。

这句话不好听。

也不像客套。

陈士榘不是没资格往上走。他一九二七年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抗战时在一一五师当参谋长，解放战争里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后来又当工程兵司令员。到新中国建设“两弹”基地时，工程兵十万将士进戈壁、入荒原，他是牵头人之一。

可他说自己人缘不好，根子不在和平年代。

在战场上。

第一件绕不开的，是宋时轮。

一九四七年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一部分外线部队向鲁西南行动，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配合作战。第十纵队司令员，就是宋时轮。

梁山一线，挡在面前的是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师，后来又有整编第八十四师压上来。

硬仗来了。

陈士榘把阻击任务交给宋时轮。第十纵队在梁山地区苦撑数日，阵地被反复冲击，部队损耗很大。最后，第十纵队北渡黄河，战后因撤退、损失和民工被敌扣留等问题，引出一场责任追问。

宋时轮的说法，是自己曾得到陈士榘方面的口头指示。

陈士榘不认。

这一下，话就僵了。

战场上最怕两件事：一是命令不清，二是事后说不清。宋时轮是能打硬仗的人，后来在第九兵团的位置上也打出名声；陈士榘也是老参谋、老指挥员。可梁山这一笔，落在两人之间，就不是几句解释能抹平的。

他没有说话。

第二个名字，是叶飞。

宿北战役中，叶飞率第一纵队穿插到敌后，割裂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六十九师之间的联系。这个动作险，打好了是刀尖插心口，打不好就是孤军进敌腹。

天亮后，情况变了。

胡琏发现一纵位置突出，调兵反压。一纵陷入危险处境，叶飞向前指请示行动。多年后，叶飞在回忆里提到“参谋长”让一纵撤退，并说出大意很重的一句话：几万人的部队，当参谋长的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

这话压了几十年。

叶飞没有在回忆录里大段骂人，但那股气还在。宿北最后打成大捷，整编第六十九师被歼，戴之奇自杀，华东战场扬眉吐气。可大捷里面，第一纵队那一段惊险穿插，也留下了指挥关系里的裂痕。

胜仗也会留疤。

第三处不快，发生在洛阳。

一九四八年三月，陈士榘、唐亮的陈唐兵团，与陈赓、谢富治的陈谢兵团共同攻打洛阳。洛阳是中原重镇，守将邱行湘也不是寻常对手。

按资历，陈赓更老。

可陈赓很大度，考虑华野攻坚火力更强，同意由陈士榘统一指挥。陈士榘也确实打出了漂亮仗，三月十一日晚发起总攻，部队攻入城内，俘虏邱行湘，歼敌两万余人。

问题出在战后。

陈士榘介绍经验时，对炮火和爆破的作用讲得很重。话放在华野部队那里，没毛病；放在刚从大别山出来、重武器损失严重的中野将士面前，就刺耳了。

刘伯承听出了味道。

他强调，武器重要，但人是决定因素；没有重炮，也不能丢掉自己的打法。陈毅后来也批评陈士榘，胜仗打了，话却说得不妥。

这一回，不是陈赓当场翻脸。

但陈谢兵团的人听着不舒服，中野干部听着也不舒服。仗是两家一起打的，功劳不能只让炮火说话。

这就是分寸。

第四件，在双堆集。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黄维兵团被围在双堆集。中野部队已经打得很苦，兵力能顶住，火力却吃亏。华野抽调部队和炮兵南下支援，陈士榘奉命参与南面攻击方向的指挥。

按理说，这是帮忙。

可前线阵地已经打红了眼，谁也不愿轻易让出攻击位置。中野部队血战多日，好不容易啃到敌前沿，让他们往旁边挪，话不好说。陈士榘带着部队到了，发现位置迟迟协调不下来，情绪也上来了。

他转身不干了。

刘伯承得知后很着急，催问华野方面：陈士榘迟迟不参战，难道要等中野打光吗？

这句话重。

后来经过协调，王近山方向让出位置，华野部队加入攻击。十二月中旬，总攻展开，黄维兵团最终被歼。仗赢了，账却记在心里：中野有人觉得陈士榘傲，陈士榘也觉得自己是来支援的，不该被晾在一边。

两边都有火气。

所以，陈士榘说自己人缘不好，指的并不是一个人。

宋时轮那里，是梁山阻击后的责任分歧；叶飞那里，是宿北战场上对指挥处置的不满；洛阳战后，是刘伯承和中野干部对他讲话分寸的不快，陈赓兵团也夹在其中；双堆集时，又与中野前线部队、王近山方向发生协调摩擦，最后还惊动刘伯承亲自过问。

这些事，不是私人饭桌上的恩怨。

都是战场上的硬碰硬。

陈士榘的性格也摆在这里：能干，敢顶，话直，有时不太顾对方感受。他不是不会打仗，也不是没有功劳；恰恰因为身在高位、手里有兵、肩上有责，一句话、一个命令、一次总结，都会被别人记很久。

一九五二年后，他转到工程兵，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戈壁滩上，营房、道路、机场、试验场，一项项国防工程铺开。毛主席曾称他为“工兵王”，还当面说工程兵“做窝”，国防科研“下蛋”。这句话落到陈士榘耳朵里，比许多虚衔更实在。

一九九五年七月，陈士榘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晚年的他回看那次没有去当国防部副部长的选择，意思仍然很清楚：自己有自知之明。

工程兵的办公室里，文件摊开，铅笔压在图纸边上。陈士榘没有再往更热闹的地方走，他把自己留在了那个“偏立一角”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