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竟有15个“汉朝”，多数人只知道8个，能全部说出的才是真正学霸

刘邦当皇帝那天，其实差点把“汉”这个字给废了。

这事儿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今天天天挂在嘴边的“汉族”“汉字”“汉语”，在那个当口儿，差点就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岔路口——要不是萧何一句话，很可能今天我们叫的就不是“汉族”了，甚至连“汉语”都要改名。

事情得从头说起。

刘邦一开始被项羽封为“汉王”，按规矩，是因为他的封地在汉中，都城又靠着汉水源头，“汉”这个名字，算是地理标签，带着点被人安排的意味。换句话说，这是项羽给他的“职务名称”。但问题也就在这儿——楚汉之争那几年，刘邦被项羽追着打，差点送命不止一次，狼狈得很。

打到最后，好不容易翻盘，刘邦总算扳倒了项羽。当他终于坐稳天下，再回头看这个“汉”字，心里那股别扭劲儿，就上来了——这不是对方当年随手一封的破封号吗？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天下，干嘛还用他当年给我的那个名字？

说白了，他嫌“汉”是“项羽给的名字”，心里暗暗排斥，把这个字跟屈辱、失败、被追杀的记忆牢牢绑在一起。

就在这微妙关头，萧何站出来了。

萧何是干嘛的？一是学问好，二是脑子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他没有跟着刘邦一起嫌弃“汉”，反而翻出了典故，说了一句：

“语曰天汉，其称甚美。”

这句话后来被三国时的学者孟康又补了一刀解释：“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

“河汉”，就是银河。汉水从西北往东南流，而夜空中的银河，也是大致西北向东南斜挂。这么一对比，萧何等于是说：

“陛下，咱这个‘汉’，不是一般的河，是回应天上银河的河，这名字非常吉利，有气象，有高度，又好听。”

刘邦原本满肚子怨气，被这么一解释，突然从“我不想用对手给的名字”，变成了“这是和天上的银河同名的神来之笔”。情绪一缓，角度一换，“汉”这个字，就从屈辱的符号，变成了天命、天象、气运的象征。

“汉”就这么从一个封地名，变成了一个帝国的名字。

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字后来远远超出了刘邦的个人喜恶，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块文化招牌——汉朝、汉族、汉字、汉语，全都从这里发端。

可“汉”这个国号，一旦开了头，就像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后面一堆人跟着用。很多人只知道西汉、东汉、蜀汉这“三汉”，实际上，历史上跟“汉”这个字挂钩的政权，一共有十五个，光国号叫“汉”的，就多得吓人。

接下来，我们就按时间往下捋一捋，从刘邦当年这一念之差，慢慢看这个字如何一步步扩散，变成无数人抢着用的“金字招牌”。

先说清楚，是啥让“汉”变得这么受欢迎。

从名义上看，国号只是一个称呼。但是在传统政治观念里，国号不是随便取的，它关乎“正统象征”和“政治合法性”。简单点讲，你叫啥号，就代表你想把自己摆在历史哪一档次上。

汉朝的强盛，是后来所有“汉”的起点。

刘邦打下天下后，汉朝前期经过文景之治，后来又有武帝开疆拓土，国力顶峰时期，边疆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统一，“汉”从一个国号，变成了一种“理想状态”和“文明标识”。到了后世，“汉”已经不只是一个朝代名称，而是一种“高光记忆”：世界大一统、疆域辽阔、威加海内。

你要是后面有哪个政权敢自称“汉”，那潜台词通常是：

“我才是正统汉室的继承人。”

“我有资格接上这个牌子。”

“你们都记得汉吧？我就是要拉着它的威望给自己加持。”

这就是为什么，“汉”后来会被一遍又一遍拿出来用——一旦谁敢堂而皇之叫“汉”，等于当众宣布：我不是一个普通小政权，我是有资格跟刘邦、刘秀那条线扯上关系的。

从刘邦之后，“汉”第一次被再度启用，是刘秀。

西汉亡于王莽篡位。王莽给自己的新朝取名“新”，从名字上看，是想强调“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再延续汉的旧名”。但这个“新”只火了几年，飞速崩盘。

乱局中，绿林军拥立刘玄，是历史上的“更始帝”。他也用“汉”作为国号，但这一支汉朝很短，几乎没站稳就被暴风骤雨般的起义和割据吞没了。

真正重新把“汉”扶正，并让大家再次认可“汉”这个名字的，是刘秀。

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称帝，仍然沿用“汉”的国号。为了区分前后的两个时代，后人叫他建立的这段为“东汉”或“后汉”，而刘邦那段则叫“西汉”。

刘秀的选择，是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汉室宗亲复兴者”这个位置上。正因为他成功收拾了王莽篡位后的烂摊子，思想文化上继续沿用汉的制度范式，使得“汉”作为“正统王朝”的形象更牢固了。

这样一来，“汉”变成了一个被两次证明过的高峰：第一回是刘邦，第二回是刘秀。

从此以后，谁要是敢用“汉”当国号，那就是公开宣称：“我跟正统有关系。”

再往后，“汉”的吸引力一直没减弱。特别是当天下再次分裂、各方势力你来我往时，这个名字成了一块非常诱人的“正统牌”。

三国时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最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逼汉献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

对照来看，蜀这边的刘备，一开始打的是“匡扶汉室”的旗号，嘴上一直说自己是“汉朝宗亲”，手里又握了荆州、益州这块西南大地。曹丕篡位后，他在公元221年自立为帝，继续沿用了“汉”的国号。

换句话说，他给自己定的身份是：“我是延续东汉的一脉”，所以后人干脆叫他这段政权为“蜀汉”或者“季汉”。

刘备为什么非要用“汉”这个字？很简单，他需要道义上的高点。曹丕那边，是“逼迫汉献帝让位，另起炉灶”；刘备这边，则是“我替汉室续命”。双方的合法性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汉”的正统展开的。

曹魏是现实中的军事强权，但从自我叙事上，刘备才是“汉”的名义继承者。因此，只要“汉”这座旗子还在，他这边的舆论地位就占优。

事情到这一步，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个大“汉”：西汉、东汉、蜀汉，已经排好了。

可真正有意思的是，其实到了这儿“故事才刚开头”。

如果翻开正式史书，你会发现，叫“汉”的政权，远不止这三个。尤其在乱世之中，许多势力都盯上了这个名字，抢着用它为自己背书。

后来的十二个“汉”，大多散落在我们平时不常提及的历史夹缝里。

接下来，可以慢慢展开。

西晋临灭前的那几年，中原几乎乱成一锅粥。匈奴贵族刘渊，抓住机会在并州一带起兵，自称汉王，随即称帝，国号就叫“汉”。

史书为了区分，把他的政权称为“汉赵”或者“前赵”。

刘渊姓刘，血缘上虽然是匈奴贵族，但他曾被安置在中原，接受过汉文化，也自认是“汉室宗亲”，起兵时打的就是“复汉”的旗号。他选“汉”当国号，很明显是故意把自己挂在“汉室”的大框架下，既强调正统，又混合了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同一时期，远在西南，巴氐族首领李雄攻下成都，自立为王，两年后称帝，定国号“成”。因其统治区域在西南，且后史家为了突出他对蜀地传统的承接，往往称其政权为“成汉”。

这个“成汉”很容易被忽略。它既不是正统汉室的直接延续，也没在中原掀起大的政治浪花，但它又在四川地区延续了以汉制、汉文化为主体的一套政治秩序，因此后来史家也愿意用“汉”来概括它的性质。

再往后风云变幻，到了五代十国，天地又一次被打碎重组。

这个时代，说白了，就是谁拳头大谁说话的时代。而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国号”更加敏感，叫得响不响亮，直接影响你在天下人心里的分量。

五代中的第四个朝代，就叫“后汉”。创立者是沙陀族出身的军阀刘知远，建国时间是947年。他选择“汉”这个名字，一来是延续“汉”的正统符号，二来也有个人姓氏的意味——他姓刘，自然更方便把自己包装成“汉室之后”。

不过后汉时间很短，仅三年就被后周取代。但这三年足够给后世留下一个印象：哪怕是非汉族出身的军阀，只要想站在“正统”的位置上，还是要动用“汉”这个词。

后汉灭亡后，局势仍旧不稳。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后周的安排，于是据河东十二州称帝，国号仍然是“汉”。

由于他占据的是北方地区，为了与南方的其他“汉”区别开来，史书叫他的政权为“北汉”。

北汉实力有限，长期在后周、宋等强邻压力下顽强存活，可以说是一个“苟而不亡的小朝廷”。但纵然如此，它依旧死死抱着“汉”这个国号不放——因为这是它在政治话语上的唯一优势。

同时期，在南方的岭南地区，刘氏另一支势力又搞出了一个“汉”。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在广州一带掌权的刘氏集团首领刘龚自立为帝，一开始国号叫“大越”，显然是有点模仿越族传统、强调本地特色的意思。

但没过多久，他就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从“大越”到“汉”，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从地方性到正统性”的转向：一开始强调地域身份，后来发现要想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获得话语权，那就不得不靠拢中原话语体系，用“汉”来给自己加分。

至此，算一算被正史认可、且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以“汉”为名的八个政权：西汉、东汉、蜀汉、汉赵（前赵）、成汉、后汉、北汉、南汉。

这八个，是大部分历史爱好者还能说出名字的“主流汉”。

但仅仅知道这八个，最多算进门。真正把“汉国号”玩到极致的，是那些短命却别有意味的小“汉”们。

西汉与东汉之间，有两个极不显眼却非常关键的“汉”。

王莽篡位，建立“新朝”之后，天下民怨四起。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绿林军便是在其中崛起的一支。

绿林军推举刘玄为皇帝，称号“更始”。按名义，这个政权继承了“汉”的名义，因此后人称之为“玄汉”——因为他的名字叫刘玄。

很多人爱开玩笑，说“绿林好汉”，其实这“好汉”里的“汉”，站在当年的语境里，还真隐隐带着“汉朝残余力量”的意味。

不过玄汉的命运不太好，内部掣肘严重，社会基础薄弱，很快就被另一支起义军——赤眉军击败。

赤眉军拿下长安后，又扶持刘盆子登基。这个刘盆子，同样挂着“汉宗室”的名义，政权被称为“赤眉汉”。

玄汉、赤眉汉，这两个政权存在时间都极短，而且政治表现不算光彩，几乎就是乱世中匆匆闪过的一串火花。但从象征意义上看，它们起了一个桥梁作用：在西汉灭亡与东汉建立之间，使“汉”的名义没有完全断掉。

若只从正统论来看，很多史学家会觉得，那是一段“名义延续但政权不稳”的过渡期。可从“汉”这个词的生命力角度看，这两个短命政权，让“汉”一直处于“有人用、有人认”的状态，没有被“新朝”的“新”给彻底覆盖掉。

再往后，时间走进南北朝和隋唐元明那些比较偏僻的史页，一些名字里带“汉”的政权，更是冷门到很多专业历史系学生都不一定记得全。

北魏时期，北方局势紧张，各地起义不断。邢杲是其中一位起义领袖。他在起义成功的一段时间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也叫“汉”。为了区分，被史家称为“邢汉”。

邢汉存在时间同样很短，在历史长河里只是溅起一点水花。但他选择“汉”作为国号，本质上还是看中了这个字所代表的“正统”和“天下共识”。哪怕只是一个起义武装，也希望从象征意义上把自己放在“汉文明”的框架内。

南朝梁时期，爆发了著名的“侯景之乱”。侯景挟持梁武帝，控制建康，自立为王，史称“侯景篡梁”。

侯景一度建立自己的政权，被后世称为“侯汉”。

这种“侯汉”，明显是更加带有个人色彩的政权，类似于“某某个人挟持中央后成立的小朝廷”。他敢用“汉”这个字，有一半是因为当时皇权已经被他架空，外在的约束很少，另一半则是延续惯例——要树立一个“像模像样”的王朝形象，就绕不开这个字。

到了唐末，局势再度崩坏，藩镇割据，军阀林立。朱泚是一个在乱局中短暂占据长安的重要角色。在他掌控一段时间之后，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被称为“朱汉”。

这名字一看就知道，是用“姓氏+汉号”构成：朱家的汉。说实话，这类政权更多是利用“汉”来包装自己的叛乱行为，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篡逆”，而更像是“重整旧业”。

金末时期，完颜王朝已经出现明显衰落，各地力量抬头。郝定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立起自己的旗号，国号仍然叫“汉”。后世称他那段为“郝汉”。

到了元末，天下又一次大乱。群雄并起，陈友谅就是其中之一。他本是起于江州的小势力，后来迅速崛起，与朱元璋争夺天下。

陈友谅建立政权后，国号叫“汉”，史中称为“陈汉”。

在这几个晚期小“汉”里，能被大多数人叫出名字的，大概也就陈友谅了。朱元璋的最终胜出，让陈友谅被固定在“失败者”的位置上。但从国号选择来看，他显然也试图用“汉”来为自己增添一点大义名分——虽然最终没能成功。

至此，十五个“汉”大致排了一遍：西汉、东汉、蜀汉、玄汉、赤眉汉、汉赵（前赵）、成汉、后汉、北汉、南汉、邢汉、侯汉、朱汉、郝汉、陈汉。

一般人能准确说出其中八个，已经相当不易；要是十五个全记住，那多半是历史专业深度爱好者级别。

这些“汉”看起来杂乱无章，有正有乱，有大有小。有的辉煌数百年，有的昙花一现。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汉”这个字，本来只是一个地名，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帝国的名字，再进一步，又变成了一种“正统标签”和“文明自称”。

具体的历史后果，大致有这么几层。

第一层，是政治层面：汉成了合法性密码。

在古代中国，政治斗争很少只是刀兵之争，表面上是谁打得赢，背后则是在争夺“谁才有资格代表天下”的解释权。

谁能被承认是“天子”？谁能自称“正统”？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符号体系解决。国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汉”经过西汉和东汉两轮高光，再加上蜀汉等一系列延续，已经被整个社会接受为“中华正统王朝”的代号之一。后来的许多政权不管实力大小，都愿意借用这个名字，来让自己的存在显得“名正言顺”一点。

哪怕是短命政权、起义军、地方割据，只要用了“汉”，就等于在象征层面把自己与刘氏汉朝连接起来，自称“我不是简单的造反，我是在恢复汉室传统”。

第二层，是文化层面：汉变成了文明标签。

当汉帝国在政治上建立起权威之后，在文化层面，“汉”这个字的意义迅速发生扩张。

很多人习惯把“汉朝”的“汉”和“汉族”的“汉”混为一谈，但其实有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汉朝统一、发展、传播了以中原农耕为基础的一套文化系统，这样的文化系统，后来就被称为“汉文化”。而生活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的主体民族，则被称为“汉人”。

“汉字”“汉语”两个词，也是类似。汉朝只是一个阶段，但在那之后延续发展起来的书写体系和语言系统，仍然围绕“汉”的文明中心展开。因此，“汉”渐渐超过了具体的朝代含义，变成了一种文明自我命名。

很多其他民族政权强盛时，会强调自己的族名，例如“唐”不会把自己说成“汉”；但到了元明清以后，“汉人”逐渐成为与“蒙古人”“满人”等相对的一个身份标签。这种用法的核心，是把“汉”视作一种文化认同，而不仅是一个政权名。

第三层，是记忆层面：汉成为一个高光时代的代称。

历史记忆中，汉往往被和几个关键词捆在一起：开疆拓土、万国来朝、制度成熟、文化繁荣。

现实中的汉朝当然也有问题，有内乱，有外患，有压迫，有动荡。但后世人记住的是它作为“大一统王朝”代表的那一面。这种记忆本身就带有选择性，但正是这种经过筛选的“高光记忆”，使得“汉”变成一个可以反复被召唤的符号。

当后来政权选择“汉”作为国号时，实际上是在主动借用这段高光记忆，希望民众在听到“汉”这个字时，立刻联想到强盛、稳定、文明、秩序这些词。

第四层，是现实影响：今天我们仍然活在“汉”的命名之下。

最直观的，就是今天的“汉族”人口占中国大多数，“汉语”作为主要语言，“汉字”作为主流书写系统。哪怕一些地方有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字，在正式场合仍然要和汉语汉字打交道。

从这个角度看，当初刘邦对“汉”这个字的犹豫，已经完全被滚滚历史掩盖。站在后人的视角去回看那一幕，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如果当年刘邦坚持不用“汉”，改叫一个别的，比如“楚”“秦”“周”，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叫“楚族”“秦字”“周语”了？或者，会不会压根没有一个统一的族名来指代这一大群人？

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个假设让我们意识到：有些看似“顺手拿来的名字”，背后其实藏着巨大的历史惯性。一个字一旦被写进千年的共识，就不再只是一个字，而是一整套制度、文化、记忆的集合。

再回头看那些十五个“汉”，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不是地域，也不是民族，而是一个念头——

每一个敢用“汉”做国号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向这个文明的“中心叙事”靠拢。他们或是真诚地希望延续汉制，或是出于政治算计想借用“汉”的威望。但无论动机如何，他们共同构成了“汉这块牌子”在历史长河中反复被使用、被重写、被强化的一段又一段故事。

有人说，中国历史是“朝代轮回史”，换了一批人，换了一批牌子，天下一统又分，又合。可如果站在更高一点的视角往下看，会发现有些词是几乎从未退出舞台的——“汉”便是其中之一。

它既是一个王朝的名字，也是诸多政权争夺的象征资源，更是后来无数人日常自称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那天萧何站出来，跟刘邦说“天汉，其称甚美”，其实不只是帮他选了一个好听的国号，而是在无意间，把后面几千年里无数人的身份标签给定了下来。

十五个“汉朝”，大多数人只熟悉其中八个，甚至不到八个。要认识全部，确实需要扎扎实实地翻史书、看注疏、对照不同史家观点。但比记住名字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汉”里看见一个事实：

名字从来不是简单的符号，它承载着权力的自我解释，民族的自我认同，文明的自我叙述。

而“汉”，恰恰是这些东西叠加之后，最浓缩的那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