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丨以香港新枢纽功能组织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合作场景

——从中亚、东盟通道建设看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战略取向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绿色规则扩展、数据治理趋严和企业出海加速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战略价值，不能停留于“超级联系人”的传统概括，而应放在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大格局中重新审视。香港的新使命，在于把中国的产业能力、工程能力、金融能力和国家信用，转化为国际市场可识别、可融资、可执行、可持续的合作安排。

■杨其川

今年4月份以来，中国香港围绕中亚合作、东盟经贸、离岸人民币和跨境规则衔接连续展开重要行动。4月22日，香港银行公会举办香港—哈萨克斯坦金融论坛，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哈萨克斯坦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机构的近200名代表参加；4月28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举办“AIFC Connect:Shanghai 2026”，来自中哈两国的近150名机构代表参会。6月初，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形成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并提出推进“枢纽对枢纽”合作模式。6月11日，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备忘录，推动印尼卢比与离岸人民币在印尼和香港之间建立双边交易及结算安排。6月30日，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峰会上表示，东盟已连续16年成为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2025年香港与东盟货物贸易同比增长29%，达2140亿美元；2024年双方服务贸易增长10%，达200亿美元。7月2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撰文提出，要拓展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这些事件不能只作为香港外事、金融或经贸活动来理解。把它们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绿色规则扩展、数据治理趋严和企业出海加速的大背景下观察，可以看到一个更深层的变化：中国高水平开放正在从商品、资本和项目的跨境流动，进一步转向制度、信用、规则和场景的组织。香港的战略价值，不能停留于“超级联系人”的传统概括，而应放在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大格局中重新审视。香港的新使命，在于把中国的产业能力、工程能力、金融能力和国家信用，转化为国际市场可识别、可融资、可执行、可持续的合作安排。

开放竞争的重心正在转向制度组织

过去，开放主要体现为商品流动、资本流入、项目落地和市场扩张。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绿色责任和金融风险，共同改写着国际合作规则。开放竞争的重点，已由单纯扩展贸易、航运和投资通道，转向组织通道背后的金融安排、法律规则、信用结构和风险分担机制。

这一变化在中亚和东盟场景中尤其明显。能源项目涉及长期购买协议、项目融资、汇率波动、保险再保险、环境责任和争端解决；产业园区涉及土地制度、投资保护、劳动规则、原产地规则、供应链金融和跨境支付；数字经济项目涉及数据合规、平台责任、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监管协调。通道解决可达性，制度解决可持续性；交易形成流量，信用决定项目能否融资、权益能否承认、合同能否执行。

香港特区代表团访问中亚形成的大批合作成果，不能只被视为经贸访问的签约清单。它说明，中国与中亚合作正在由线路延伸转向制度建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航空、科技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项目要真正落地，必须由融资、担保、保险、仲裁、评级、税务、审计和风险管理共同支撑。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的工程组织能力，但这些能力需要经过金融、法律、标准、数据和信用安排的重新组织，才能转化为长期合作能力。新阶段的开放竞争，表层是项目、市场和通道竞争，深层则是制度供给能力、项目组织能力和国际信用生成能力的竞争。

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在于提供“制度型中间品”

香港通常被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这些功能仍然重要，但简单罗列功能，并不足以说明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特殊价值。香港的真正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是中国体系内部少有的能够同时连接国家信用、内地产业、国际资本、普通法规则、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多种法律体系的制度平台。

上海拥有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和国家金融力量；深圳拥有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能力；新加坡拥有稳定营商环境、国际仲裁和区域总部优势。香港的差异化价值，在于背靠内地产业纵深，连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与国际资本、普通法体系和全球专业服务网络保持长期衔接。“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独特制度结构，使其既能承接内地产业，又能运用国际市场熟悉的法律语言、金融语言和专业服务语言组织跨境合作。

香港能够提供的，不只是资金、通道和中介服务，而是一整套跨境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制度型中间品”，即跨境项目长期运行所必需的规则、信用、法律、金融和风险管理安排。金融组织资本，法律保障合同，普通法体系提供商业信任，会计审计和评级识别信用，保险再保险分散风险，绿色金融转换标准，数字金融和跨境支付便利交易，国际仲裁和调解解决争端。这些要素组合起来，构成跨境合作可持续运行的制度环境。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是这一制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金管局的资料显示，香港拥有约1万亿元人民币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池，全球超过70%的离岸人民币支付长期经香港处理。人民币国际化若停留在支付结算层面，空间有限；只有进入真实贸易、真实项目、真实现金流和可执行合同，才能逐步从结算货币走向融资货币、投资货币和信用工具。香港的作用，正在于把人民币与国际资本市场、普通法体系、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起来。

中亚和东盟代表两类新的开放场景

中亚和东盟，是观察香港制度枢纽功能的两个重要方向。二者都与中国高水平开放密切相关，但战略属性不同。中亚代表长期项目型开放场景，东盟代表产业链协同型开放场景。香港如果能够围绕两个方向形成差异化制度服务能力，就能把“连接内地与世界”的传统优势，转化为组织中国与世界新型合作场景的新优势。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连接中国、西亚、俄罗斯和欧洲的重要战略通道，能源、矿产资源突出，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需求较大。面向中亚，核心任务不只是扩大贸易，而是组织长期资本、项目融资、资源开发、绿色转型、通道建设、风险对冲和争端解决。香港特区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形成的合作成果，涉及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科技、航空、教育和发展项目等领域，说明香港服务中亚合作正在从一般经贸联系，转向政府沟通、金融安排、专业服务、项目匹配和风险治理的系统组织。

中亚合作的难点不只在项目签约，更在长期运行。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和绿色转型项目，通常涉及资源主权、特许经营、外汇管理、税务安排、环境责任、劳动制度、政府承诺和争端解决。若适用法律、仲裁地、担保结构、收益汇回、政治风险和退出机制安排不清，项目后期容易出现融资难、追索难、执行难和退出难。香港与中亚之间真正需要建设的，不只是航线、贸易线和投资线，更是支撑长期合作的制度线、信用线和风险管理线。

东盟则是另一类场景。2025年香港与东盟货物贸易达2140亿美元，东盟连续16年为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说明香港与东盟关系已经从一般贸易关系进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外溢、供应链重组、跨境支付、数字贸易和本币结算相互叠加的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到东盟布局产能，往往涉及原产地规则、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出境、劳动合规、碳足迹核算和争端解决。香港如果只做贸易撮合，作用有限；若能提供供应链金融、人民币结算、区域货币安排、绿色认证、数据合规和法律服务，便可以成为“大湾区—东盟”产业合作的制度组织者。

印尼卢比与离岸人民币双边交易和结算安排，正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它说明，香港面向东盟的功能，已经从一般贸易金融扩展到区域货币安排和真实经济场景。人民币、区域货币、供应链金融和跨境支付，正在成为香港组织东盟合作的重要制度工具。

人民币、数据和绿色标准要进入真实项目

新阶段的制度型开放，必须进入真实项目、真实企业和真实现金流。人民币、数据和绿色标准，是香港制度枢纽功能中最值得重视的三个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只看跨境结算规模增长。一种货币能否被广泛使用，不只取决于经济体量和支付便利，更取决于其背后是否形成稳定的信用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法律制度体系和资本配置体系。中亚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和绿色转型项目，东盟产业园区、制造网络、数字经济和供应链金融体系，正在为人民币进入真实合作场景提供空间。人民币只有嵌入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绿色债券、供应链金融、企业财资管理和资产配置，才能逐步从支付货币、结算货币走向融资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资产。

数据合规是数字经济出海的基础条件。中亚、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涉及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数字身份、平台责任、隐私保护、网络安全和监管协调。许多企业出海遇到的障碍，并不在于技术本身无法输出，而在于数据规则、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和平台责任无法有效衔接。香港应在跨境数据合规评估、数字贸易合同、电子认证、平台争端解决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形成专业服务能力，帮助企业把数字业务出海转化为规则合规出海。

绿色标准不能停留在“贴标签”。未来，跨境项目融资，越来越需要碳排放核算、气候风险披露、ESG鉴证、绿色债券发行和转型金融安排。香港特区政府已于2024年发布可持续披露路线图，提出要求公众责任实体采用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准则，并为大型公众责任实体不迟于2028年全面采用相关准则设定路径。在内地，财政部等部门也已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香港可以在国际准则、香港准则、内地准则和项目所在地规则之间承担标准映射与信用转换功能。

对中亚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东盟产业园区和制造业项目而言，绿色标准已经不只是社会责任问题，而是融资成本、资本进入和国际市场信任问题。香港若能形成“国际标准—香港平台—内地企业—项目所在地”的转换机制，就能把绿色金融从一般产品创新推进到真实项目融资和国际信用构建之中。

以项目生命周期重塑香港制度枢纽功能

香港功能重塑，反映的是中国开放逻辑的深刻变化。过去，开放更多依赖商品输出、资本引进和产能合作；未来，开放越来越依赖制度组织能力、金融组织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国际资源配置能力。中亚与东盟新通道的意义，已经不限于新的贸易通道和投资通道。它们正在成为中国高水平开放重构国际合作网络、重塑制度链接能力、拓展人民币信用空间和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实践场域。

为此，应支持香港建设面向中亚、东盟和全球南方的制度型开放试验场。围绕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绿色转型、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建立项目库、资本库、专业服务库和风险评估机制。面向中亚，可重点完善合同范本、融资结构、保险再保险、政治风险评估、汇率安排、仲裁条款、ESG披露和退出机制。面向东盟，可围绕原产地规则、供应链金融、人民币结算、区域货币兑换、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合规、绿色认证和贸易争端解决，帮助大湾区企业更稳妥地进入区域制造网络。

更重要的是，把香港功能嵌入项目生命周期。项目形成阶段，需要产业研判、合同结构、融资设计和法律适用；项目运行阶段，需要资金归集、结算支付、数据合规、汇率避险和风险对冲；项目扩展阶段，需要绿色认证、资本市场融资、ESG披露、资产管理和争端解决。香港围绕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连续服务，才能把自身专业优势转化为中国企业出海和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制度能力。

同时，应推动上海、深圳、香港和外部区域金融平台形成更加清晰的协同分工。上海强化在岸人民币资产形成、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深圳强化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数字经济应用能力；香港强化离岸人民币、国际资本、普通法规则、专业服务和风险管理能力；阿斯塔纳等区域金融平台提供本地市场入口和区域规则接口。它们不是简单竞争关系，而应形成多节点、多平台、多功能协同网络。

制度型开放并非没有风险挑战。中亚、东盟市场发展潜力大，但法律环境、汇率波动、地缘风险、项目周期、债务结构、环境标准和监管规则差异，都可能影响项目长期运行。香港要发挥制度枢纽作用，不仅要强调“连接”，而且要强化尽职调查、信用增级、保险再保险、汇率管理、环境社会风险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只有把风险前置，把规则立稳，把责任划清，跨境合作才能走得远、走得稳。

由此可见，香港正迎来新的战略周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仍是香港的基本定位，但香港未来更重要的使命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货币体系和规则体系重组中，组织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合作场景，生成国际信用，服务中国制度能力、产业能力和金融能力出海。中国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更加成熟的制度接口、更加可信的信用安排和更加有组织能力的开放平台。香港的价值，正在于此。

总 监 制丨杨玉洋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审 核丨王小霞 发 布丨张贵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