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小区外那片荒地又冒芽了。碎碎的绿铺在灰扑扑的土坡上，风一过，白星星便摇摇晃晃地亮出来——是一莲蓬开了。这名字雅，可花小得像撒在草叶间的碎米粒，白花瓣尖上染着淡淡的黄，远不如小时候喊的“棉花草”来得瓷实、亲切。棉花草，多好，叶子上那层绒毛，摸一把软乎乎的，真像刚弹过的棉絮。
其实村里老人还管它叫“白头翁”。说它花谢之后，会结出一团蓬松的白絮，风一扯就散，像老头子花白的头发在风里乱颤。我爷爷就这么叫。每年开春，他蹲在田埂上拔草，嘴里念叨：“白头翁又出来了，猪有口福了。”我那时小，总觉得这名字古怪，好好的草，怎么跟老头儿扯上了关系？还不如“棉花草”好听，软软糯糯的，像母亲絮被胎时手里那团白。
三种叫法，三个世界。白头翁是老人的，透着岁月磨出来的粗糙和直白；棉花草是孩子的，摸得着、掐得出浆，带着游戏般的亲昵；一莲蓬是书本上的，斯斯文文地站在植物图鉴里，冷清得像别人的故事。可说到底，它们指的都是同一株草——叶子毛茸茸的，掐一把能挤出白浆，猪嚼起来沙沙响。
那时候放了学，书包往门槛上一扔，提起竹篮、攥紧小铁锹就往麦地里跑。麦苗才没过脚踝，田埂上的露水还亮晶晶地挂着。棉花草最好认，叶片肥嘟嘟的，一掐一个准。猪最爱这一口，嚼起来沙沙的，像在磨牙。有一回我贪心，为了多剜几株，钻进麦地深处，裤脚、膝盖全让露水泡透了，回家母亲一把揪住我耳朵，骂“野丫头”，可篮子里那蓬棉花草堆得冒了尖，沉甸甸地坠在胳膊弯里，那分量，比什么奖赏都实在。
老家的地早承包出去了，村头村尾再听不见一声猪哼。当年和小伙伴们躲在老榆树下分猪草的场景，却像刻在眼皮子底下似的，一闭眼就浮现出来：谁挖到一株肥嫩的蒲公英，便高高举着，得意地晃两晃，阳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落在我们汗津津的脑门上。我们管这叫“交公粮”，把各自的劳动成果凑一起比多少，赢的人可以独占第二天那根最甜的甘蔗。那时候，一篮子棉花草就是最大的骄傲。
如今路过小区外这片荒地，常见有老人领着孙子蹲在草丛里拨弄。小孩举着一莲蓬脆生生地喊：“奶奶你看，像不像小雏菊？”声音清亮亮的，一下把我拽回三十多年前的田埂上——我也是这样蹲着，一锹一锹地挖，篮子越压越实，回家的脚步就越轻越快。推开院门，猪食槽“哐当”一声敲响，猪拱食的呼噜声混着灶间母亲的切菜声，满院子都是暖腾腾的烟火气。爷爷坐在门槛上抽烟，眯着眼看我把草倒进槽里，慢悠悠地说：“这白头翁，比啥饲料都强。”
现在荒地一寸寸瘦下去，只剩墙角这一小片草甸子，像块被遗忘的手帕。有次黄昏路过，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蹲在那儿发呆，手里捏着一株棉花草，绒毛在夕照里细细地飘。他没抬头，我也没打扰，只是心里轻轻动了一下——他大约也想起了什么吧？想起某个放学的午后，竹篮在胳膊上晃出的悠长弧线；想起猪草堆里偶尔夹着一两朵紫花地丁，被我们悄悄别在辫梢上；想起暮色漫上来时，几个孩子拖着长长的影子往家走，谁也不说话，只听见鞋底擦过土路的沙沙声。兴许他也在心里默念着这草的名字——是棉花草，是白头翁，还是一莲蓬？说不准。
我蹲下去掐了一截，指尖又沾上那点白浆，搓了搓，凑近鼻尖——还是那股青涩涩的味道，腥腥的、凉凉的，像把整个童年都揉碎了抹在手上。这味道不分叫法，不管你是喊它棉花草、白头翁还是一莲蓬，它都是那株草，长在田埂上，长在记忆里，长在风怎么吹也吹不散的那片麦地边上。
管它叫什么呢。猪早不在了，爷爷早不在了，母亲也不会再揪着耳朵骂我“野丫头”。可风一来，那些小白瓣儿还是晃啊晃的，和三十多年前田埂上的风一模一样。只是这回，再没人催我弯腰，再没人等着我把它们塞进竹篮里，压得实实的，提回家去。
草还在长，风还在吹，棉花草的白绒、白头翁的飞絮、一莲蓬的碎花，都在风里飘来飘去。飘着飘着，就把一个人从童年飘到了中年。只是再也没有人喊我割猪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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