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中命运最悲壮之军：55年授衔全军无一人获衔

1931年7月的一个深夜，山西盂县清城村外，一个团的官兵举起了枪。他们打响了北方红军的第一枪，很快又攻下阜平县城，建起了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红二十四军，一支从国民党队伍里起义出来的部队，成立那天全军一千一百多人，军长政委都还年轻。可谁也没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军长、政委、副军长几乎全部牺牲，这支部队一路打散，番号被取消。

等到1955年全军授衔那天，从这支队伍里走出来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授衔名单上。

这支部队的起点，是一群被逼到墙角的人。高桂滋的第十一师，本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打完，队伍败退到山西，处处被排挤。

当兵的大多是穷苦农民出身，破衣烂衫，饷银常常几个月发不下来，有时连口粮都不够，只能成天啃发霉的荞面。这样的队伍里，早在1926年就有共产党员在活动。

赫光他们几个没暴露身份的，一直在暗中发展党员，到起义前，军中已经有五六十名党员，多集中在赫光带的那个团里。

原本计划四个团一起动手。可偏偏赶上一名地下党员喝醉了酒，把起义的秘密漏了出去。眼看要出事，只能提前动手。1931年7月4日晚上十一点半，谷雄一向集合在平定城隍庙的第一团一千二百多人宣布起义。

因为提前了，二团三团没能及时响应，最后只有一千一百多人冲出了包围。

第二天，7月5日，这批人在清城村外集结整编，打起绣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字样的红旗。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那年谷雄一才二十六岁。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就这么在一个村外的空地上立起来了。

按原计划，他们要去五台山扎根据地。可五台山那边敌军重兵把守，进不去。军事会议上，赫光拍了板，改道向河北阜平打过去。一路上冲开保安团的阻拦，突破晋军、东北军的围堵，7月18日拿下了阜平县城。

进了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仓放粮。囤在县城仓库里的粮食，一发而尽，两千多穷人分到了口粮。政治犯被放了出来，苛捐杂税废了，土匪恶霸被打了，田地按“耕者有其田”分下去。

对当地那些一辈子没吃饱过的庄稼人来说，这是头一回有人把地主的粮食、地主的地，直接分到自己手里。消息传开，七天里就有一千多老百姓报名参军，部队从一千多人一下涨到近三千。

7月26日，红二十四军和阜平县委在旧县衙前召开军民代表大会，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比同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还早了三个多月。

打第一枪，占第一城，建第一个政权。开局辉煌到这个地步，往后的路本该越走越宽。

坏就坏在，敌人换了一种打法。红二十四军在阜平闹得这么大，惊动了整个华北。就在这时，石友三部下的一个军官沈克，带着部队开到了阜平境内。

这人是土匪出身，机警狡猾，刚投到张学良门下，急需一份投名状表功，可又不想跟红军硬拼，把自己的老本打光。

硬攻阜平几次都没占到便宜，他改了主意——诈降。他让手下出面，声称愿意带两个旅投诚，自己躲在后面不露面，万一露馅了还能推得干净。

偏巧沈克和谷雄一是旧相识。会上讨论要不要接，意见分成两派。参谋长刘明德不信这一套，说沈克跟石友三一个德行，反复无常，是墙头草。可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觉得，人家走投无路来投奔，是真心。

谷雄一还说“不积细流不能汇成大海”，主张接纳。当时受“左”倾路线影响，对军阀投诚失了应有的警惕，最后赞成的占了多数。

这份对老友的信任，被沈克当成了刀口。8月9日，谷雄一带着副军长窦宗融、政治部主任刘子祥等好几名干部，带上肉、菜、面粉、银洋，赶到五十多里外的王快镇去接收降兵。

人刚到，就落进了埋伏，全被扣了下来，秘密押往北平。一步棋不够，沈克还有下一步。

他拿着缴获的谷雄一的印章和笔迹，伪造了一封信，落款“谷雄一”，说已经联系上友军，请赫光到“安全地带”会合，一起打破包围。

赫光收到信，心里也犯嘀咕，可印章、笔迹都对得上，形势又危急，他还是决定去看看。8月10日上午，他带着几个人到法华村所谓的“欢迎会”，又一次落进圈套。赫光当场牺牲，年仅二十九岁——也有一说是三十一岁。

同一天，刘子祥等人一并遇害。被押到北平的谷雄一，敌人几次劝降，他宁死不屈。8月27日在北平就义，那年他二十六岁。

前后不到二十天，一个军的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几乎全没了。只有参谋长刘明德因为留守指挥部，侥幸躲过一劫。一支能打的队伍，不是被正面打垮的，是被一封假信、一个老熟人的笑脸掏空了顶梁柱。

顶梁柱一倒，剩下的路只剩突围。刘明德临危把队伍收拢起来，向晋北转移。可沈克趁势攻下阜平，一路追杀。

红二十四军在太行山东麓辗转，进山西灵丘，又转战应县、代县、左云、右玉、偏关，打了十几场突击战，人越打越少。刘明德在绥远的突围中牺牲，一说是下落不明。

会上大家推举团长蒲子华接任军长，这个作战勇猛的年轻人,那年才二十五岁。蒲子华带着不足千人的残部渡过黄河，经神木、榆林奔陕北，想去找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

可刚到陕北又遭敌军夹击，蒲子华在战斗中牺牲。到这时，全军已经不足一百人，弹尽粮绝，几乎走到了绝境。余部被陕北红军收了下来。人太少，撑不起一个军的番号。

1933年8月，这不足百人被编为陕北红军第三支队，后来成了红二十七军的一部分。“红二十四军”这五个字，正式从战斗序列里划掉了。问题就出在这里。1955年授衔那天，从这支队伍里，找不出一个能戴上军衔的人。

不是他们没打、没流血。恰恰相反，是流得太干净了。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继任军长，一个接一个牺牲在1931年那个夏天和之后的突围路上，没有一位军级领导活到新中国成立。

授衔看资历、看职务、看战功，可这支部队的高层，早在二十几岁就把命交出去了，根本没人能站到1955年的怀仁堂里。活下来的那批人呢？多是普通战士和基层军官，突围后被编进陕北红军各个单位，跟着走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

可档案里记的，是他们后来所在的部队，“红二十四军”这一段履历，随着番号取消，成了一截断档。等到1952年评级、1955年授衔，凭的是各人当时的职务和所在建制——这支队伍的名字，早就不在名册上了。

打光了高层，打散了队伍，抹掉了番号。三件事叠在一起，才有了“全军上下无一人被授衔”这个结果。这不是后人把他们忘了，是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从制度的账本里被切了出去。

谷雄一、赫光、窦宗融、刘子祥、蒲子华，这些名字牺牲时大多才二十几岁。他们点起了北方革命的第一把火，占了第一座城，建了第一个政权，最后连一枚军衔都没给自己留下。

要说命运最悲壮的一个军，这支只完整存在了不到两个月、番号消失在陕北山沟里的队伍，当得起这几个字。

参考资料：

阜平——河北日报.河北日报.2018-06-30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百度百科

共和国首次将帅授衔始末："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中国新闻网.2009-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