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应当意味着国家和社会逐步摆脱对刑法的过于倚重，意味着刑法的存在与适用必须有正当性根据。
要重视刑法概念的独特性，避免混淆犯罪与民事纠纷和行政违法的界限。
要重视刑法的缩限解释。虽然有研究者列出“醉驾”人刑后交通死亡人数大幅度下降的数据.据以佐证“醉驾“人刑收到了显著成效，并且断言“醉驾”人刑祛除了根深蒂固的喝酒陋习，形成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良好社会风气。
然而，此种观点需要反思。“醉驾”人刑虽然具有显著意义，但不能被高估。
因为交通死亡数字的下降只说明交通肇事案件的减少，而并不等于“醉驾的减少。
近年来每年查处的危险驾驶罪案件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逐年增加趋势正说明了此问题。
有学者认为，试图以入罪动刑来解決社会问题，并未触及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自然难以收到理想效果。
如果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手段还没有充分使用，就过早把刑事手段挺在前面，必然会使其他手段退居幕后。
倚重刑法解决社会问题，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会掩盖行政机关在不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致成为行政机关为其“不作为”甚至“乱作为”造成的严重后果推卸责任的绝佳借口，对于提高社会洽理水平并没有帮助。
总之，刑事立法对于过于积极的犯罪预防，应该反思其边界。
刑法不能成为公众欲望的晴雨表，而应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
否则，刑事立法将日益脱离实效性。犯罪化根据应体现法治精神，且刑法立法的最终意旨
是保护公民自由和为公民谋求幸福。
过度的“犯罪化的增加”恰恰“对法治本身而言亦具有破坏作用”。
应当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应当秉持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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