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斯曼帝国，我们还知道什么？

奥斯曼帝国，一个深刻影响过历史、如今已不存在的帝国。关于它的叙述和研究当然有很多，但受视角和立场所限，难免带有偏见。《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奥斯曼的宦官：从非洲奴隶到权力掮客》《断裂与延续：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这三书的可贵，在于作者都挣脱了单一史观的束缚，从海洋战略、政治制度、帝国转型等多个维度，打破标签化的历史建构，铺展出奥斯曼由盛转衰、浴火新生的生动图景。

不止于陆权：面向大海的奥斯曼帝国

世人谈及奥斯曼帝国，首先想到的是横跨欧、亚、非的辽阔版图。此种认知有其历史根据，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过程是高度匹配的。

13世纪末，奥斯曼部族从安纳托利亚一隅的小邦国起步，凭借灵活的游牧战术，蚕食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领地。同时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势力伸向欧洲腹地，并将巴尔干地区收入囊中。1453年，奥斯曼大军攻克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此役宣告绵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奥斯曼帝国以霸主之姿雄踞欧亚大陆枢纽地带。此后奥斯曼帝国依旧保持着开疆拓土的势头，向东并吞两河流域，向南控制北非，直至1683年折戟维也纳城下，持续300多年的陆上扩张才算画上句号。

想当年，奥斯曼铁蹄纵横捭阖，巴尔干联军、马穆鲁克骑兵、西欧重甲骑士皆沦为手下败将，穆拉德一世、穆罕默德二世等雄主威名远扬。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把奥斯曼视作强盛的陆权国家。相形之下，奥斯曼帝国面向海洋的一面遭到了忽略。欧洲大学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吉安卡洛·卡萨莱致力于打破这一固有认知，在《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一书中，他依据大量一手文献，证实奥斯曼人不仅熟悉海洋、利用海洋，还发展出了一整套成熟的海洋战略。

《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美]吉安卡洛·卡萨莱 著，董世康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其实摊开地图便知，奥斯曼不可能和海洋绝缘。在控制巴尔干地区之后，爱琴海事实上成为帝国内海，奥斯曼遂以此为据点向东地中海扩张。这就不可避免地和威尼斯共和国发生冲突。16世纪初至18世纪初的200多年里，奥斯曼和威尼斯为争夺东地中海霸权反复拉锯。尽管谁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奥斯曼毕竟体量庞大，经得起消耗，逐步占据了优势。

1517年征服埃及，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海洋战略跃进了一大步——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是通过控扼红海出入口，攥住了通往印度洋的商贸要道。正是基于此，吉安卡洛·卡萨莱提出了“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的命题。

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几乎是西班牙、葡萄牙的专属标签，伊比利亚半岛的远洋探索占据了绝大部分记述篇幅。吉安卡洛·卡萨莱则跳出既定框架，将视野投向红海、波斯湾与印度洋沿岸。他以航线变迁、商贸往来为佐证，证明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是大航海时代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其陆海双向的同步发展共同构筑起这个大帝国的立国根基。

拨开迷雾：历史叙事中的另一方

奥斯曼帝国能够迅速进军印度洋，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阿拉伯人积攒的雄厚家底。8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以巴格达为枢纽，经营东、西两条主干航线，从而搭建起贯通亚非的贸易网络——西线依托红海，建设亚丁、摩卡等口岸，连通尼罗河航道直抵地中海；东线立足波斯湾，顺着阿拉伯海南下抵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再经由马六甲海峡深入南洋各地。

几百年间，阿拉伯商人于航线沿岸修筑据点、码头、仓储，摸索出了香料、丝绸、瓷器、珠宝等商品的分级转运规则，季风航行的经验亦日臻成熟。奥斯曼征服埃及后全盘接管了这套商贸体系，省去了从0到1的开拓成本。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借此渗透进印度洋，而这又引起了另一场大博弈。

我们知道，欧洲人一直想抛开阿拉伯人这个“中间商”，另辟新航路直接从东方攫取财富。15世纪末，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路往东抵达印度西海岸。此后，葡萄牙人依靠坚船利炮陆续夺取果阿、孟买、马六甲等重要港口，不断排挤阿拉伯人，试图垄断印度洋贸易。这意味着，当奥斯曼帝国把手伸向印度洋时，势必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争夺在所难免。

不过，奥斯曼本土距离印度洋太远了，海军又要维持东地中海霸权，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葡萄牙那样倾全国之力把资源和军事力量投送到这个战略方向。奥斯曼帝国采取了类似“离岸平衡手”的策略与葡萄牙抗衡。

16世纪30年代，印度古吉拉特苏丹国接连遭受葡萄牙袭扰，两次遣使向伊斯坦布尔求援，奥斯曼都派出了远洋舰队赴印度近海协同作战。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长期受葡萄牙封锁，1564年，亚齐苏丹遣使面见苏莱曼大帝，提出愿意纳贡归附，以换取奥斯曼出兵驱逐葡萄牙人。彼时，苏莱曼大帝正与欧洲、波斯两线作战，无力远征，但应允输出火器、教官等。塞利姆二世继位后正式编组远洋舰队，奔赴亚齐阻击葡萄牙人。

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军事行动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奥斯曼人擅长地中海式的桨帆船作战，面对葡萄牙人的风帆战舰和海上堡垒，占不到便宜。但奥斯曼的目的本来就不是称霸印度洋，而是通过扶持当地政权牵制葡萄牙的扩张势头，为传统商路赢得空间。就此而言，奥斯曼的战略是成功的。哪怕日后荷兰、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相继竞逐印度洋，也未能掐断奥斯曼主导的红海航路，香料贸易持续运转，直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遭受致命打击。

同时，奥斯曼帝国通过经营印度洋，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正是基于开拓印度洋积累的航海技术、地理信息、各地风情等，奥斯曼学者编纂了两部重量级著作《大海之书》和《大洋之书》。奥斯曼人还绘制了大量地图，质量不亚于同时期欧洲人制作的地图。吉安卡洛·卡萨莱据此认为，在获取和传播新知识方面，奥斯曼几乎和欧洲保持同步。

由此观之，肇始于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绝非欧洲人的独角戏。从动机看，欧洲人为绕开由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先后控制的红海航路，历尽艰辛，探索从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一旦进入印度洋，又不可避免地和扩张中的奥斯曼帝国碰撞。正是双方的相激相荡，催生了大航海时代。

《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跳出单一视角，补齐了长期缺席的另一方。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把奥斯曼当作他者来描述，而是从奥斯曼自身出发，勾勒出一幅属于“奥斯曼宇宙”的大航海时代图景。

奥斯曼的宦官：帝国治理的精巧工具

上面那幅图景还能引领我们作进一步思考。纵观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经营，不难看出，从苏丹到帕夏，帝国统治者在相当长的时段里目标清晰、头脑清醒，能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格局中做出理智的判断。这和奥斯曼帝国留给后世的“欧洲病夫”形象大相径庭。

加以考辨，“欧洲病夫”这个标签其实是在西欧国家完成工业化以后贴上去的。19世纪前，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感受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有恐惧和忌惮，一方面又颇为羡慕。待工业革命拉开技术代差，欧洲人的观感骤然转向，变成了居高临下的轻视以及对东方“腐朽帝国”的猎奇。他们开始在歌剧里渲染苏丹后宫的香艳秘事，在油画中描绘黑奴宦官的淫靡场景，历史学家则有意放大王朝晚期的弊病，忽略了帝国对其广袤疆土卓有成效的治理。

真实的奥斯曼帝国远非如此不堪。

鼎盛时期，奥斯曼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囊括巴尔干、阿拉伯世界、北非沿海、小亚细亚和高加索等地区。针对境内族群繁杂、教派林立的状况，统治者没有推行强制同化，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形成一套务实的管控手段，获得了所谓“奥斯曼治下的和平”。统治者的治理智慧可见一斑。而这，甚至能在隐秘的宦官制度中窥见端倪。

提起宦官，中国人是要皱眉头的。熟悉中国古代史的都知道，东汉的十常侍、晚唐的北司专权、明朝的王振与魏忠贤，朝堂动荡常由宦官诱发，史家对此深恶痛绝，落笔时不免大加贬斥。但奥斯曼宦官截然不同。

在《奥斯曼的宦官：从非洲奴隶到权力掮客》一书中，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简·海瑟薇系统梳理了奥斯曼宦官群体的起源、职能与变迁，指出奥斯曼宦官是辅佐苏丹处理政务、维系各方势力平衡的重要基石。

《奥斯曼的宦官》，[美]简·海瑟薇 著，张英杰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简·海瑟薇将奥斯曼宦官分为白宦官与黑宦官两大类，前者源自“德夫希尔梅”血税制度。帝国政府会定期前往巴尔干、高加索的基督教村镇，挑选8至18岁男童，送往伊斯坦布尔进行宗教和军政培训，部分人会被净身，进入外廷任职。他们手握行政、外交、监察职权，佼佼者甚至能升迁到大维齐尔（宰相）的高位。苏莱曼大帝倚重的索库鲁帕夏，就是白宦官出身。

黑宦官则经由北非、东非的奴隶贸易流入帝国，籍贯以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居多。他们被安置到后宫，打理皇室子弟的教养与后宫内务。黑宦官还执掌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的宗教捐赠地产，统筹遍布西亚、北非的清真寺。首席黑宦官甚至有权面奏苏丹，参与储君人选的讨论。

一主外朝政务，一主内廷宫闱，依托此“二元宦制”，苏丹得以牵制突厥世袭贵族、乌莱玛教士、新军将领三大强势集团，避免任何一方独大威胁到皇权。帝国前期的稳定，很大程度上靠此维系。而奥斯曼宦官的不同来源，也折射出帝国内部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表明阶层流动不是彻底锁闭的。

当然，作者没有一味美化这套依附皇权而生的制度。帝国中后期，数代苏丹疏于朝政，太后插手国事，部分黑宦官联合外戚结党牟利，白宦官也深陷派系倾轧。精巧的辅政体系腐化衰败，成为帝国朽坏的重要原因。

断裂与延续：从奥斯曼到土耳其的重生

对外，经营印度洋，和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共同塑造了大航海时代；对内，依托精巧的治理体系，使内政稳定。奥斯曼帝国的确不简单。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既然奥斯曼依托海洋贸易收获巨额利润，为何这笔财富没能转化为本国迈向近代化的动力？它又何以陷入漫长的衰败期，最终走向解体？从帝国废墟上诞生的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又是什么关系？

《断裂与延续：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回答了这些追问。本书作者哈米特·博扎斯兰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拥有历史学与政治学双博士学位，聚焦中东历史与政治社会学，在土耳其及库尔德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库尔德裔法籍学者，博扎斯兰既不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的继承者，也不接受西方中心史观。这种“局外人兼局内人”的双重身份，使他能跳出二元对立，以更中立、复杂的视角审视奥斯曼历史。

《断裂与延续》，[法]哈米特·博扎斯兰 著，董涵宇 李建勇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博扎斯兰将帝国的衰亡置于长达六个世纪的宏观脉络中加以剖析，认为问题是多个层面的。从经济结构看，奥斯曼从红海、印度洋贸易赚取的海量收益，大多归集到苏丹王室、宗教上层与官僚权贵手中。国家财税根基与农牧业绑定，既缺少保护民间工商业的律法，也没有私有财产的制度保障。这导致民间资本积累严重不足，始终未能催生出类似欧洲的股份公司与资本市场。博扎斯兰犀利地指出，当欧洲商人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买卖股票时，奥斯曼的商人还在向苏丹的官员缴纳各种保护费。

沉重的地缘与治理负担进一步拖拽了帝国的脚步。奥斯曼既要管控巴尔干、阿拉伯、北非形形色色的族群与教派，又要肩负运维宗教圣地的义务。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中东与巴尔干，属地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奥斯曼帝国四处镇压，疲于奔命。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从不同方向蚕食其领土，尤其是沙俄的持续入侵，让奥斯曼帝国难以抵挡。

内外交困之下，奥斯曼帝国启动了坦齐马特改革，试图以开明专制和现代化举措挽回颓势。苏丹颁布宪法，设立议会，改革司法，革新军队，不可谓不努力。但这些改革始终是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应急修补，而非社会自发的结构性变革，未能动摇帝国根深蒂固的治理模式。他们只是用旧工具在修补一幢地基正在沉降的大厦，终究治标不治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这个苟延残喘的庞然大物，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大刀阔斧地推行世俗化改革，苏丹与哈里发制度被废除，改用拉丁字母，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都和奥斯曼有所切割，这是显而易见的断裂。

然而博扎斯兰提醒我们，断裂之下犹有延续。地缘上，土耳其虽然放弃了大片帝国疆土，但依旧扼守连接欧亚的黑海海峡，并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高加索保留影响力。在民间层面，帝国时代的生活习俗至今留有印记。奥斯曼时期形成的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权力关系，也仍旧塑造着现代土耳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这便是“断裂与延续”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