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大同”题词探析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杨玉玲

　　孙中山为何在某些场合写“博爱”，在另一些场合写“天下为公”，又在某些时刻郑重写下“大同”？这三个词在他笔下是否有着不同的分工？细加体味，其间大有文章。

　　题词不同于系统的理论著述，它是一种高度凝缩的思想表达，受特定场合、对象、时机的约束。孙中山一生留下大量题词遗墨。在这些墨迹中，反复书写最多的三个词，当属“博爱”“天下为公”与“大同”。随着近年《孙中山全集》《孙文全集》相继整理出版，散落各处的题词被系统汇集，使我们得以对这三个词作一番比较。统计下来，三者合计180余件，约占已收题词总数的三分之一，堪称孙中山题词中最核心的概念群。

　　分量不同

　　先看题词数量。据《孙文全集》，“博爱”题词多达107件，“天下为公”66件，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等字异义同者，“大同”仅10件，含“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这一悬殊的数量差异，本身就透露出三个词在孙中山心中的不同位置。“博爱”最为日常、最具普适性，几乎适用于一切赠人场合。“天下为公”政治指向更强，用场相对集中。“大同”则是一种终极理想的完整宣示，只在特定情境下郑重写出。

　　再看题词形态，差异同样明显。“博爱”绝大多数是独立书写二字，配上款下款，高度程式化，两个字便可成一幅，落笔不费时，这正是它数量远超其他两类的一个技术原因。“天下为公”以四字独立书写为主，间或摘引《礼运》原句或缩为“公天下”。“大同”的形态最为特殊，它常常不是写“大同”二字，而是整篇抄录《礼记·礼运》的大同篇，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起，至“是谓大同”止，洋洋百余字。这样的长篇抄录已近乎一幅书法作品，自然不可能像“博爱”那样信手频书。

　　赠予谁人

　　题词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看它赠予何人，最能见出概念的适用边界。

　　“博爱”的受赠面最广。100余件中，可辨识受赠者的约80件，几乎涵盖各色人等。革命同志、华侨领袖、工商人士、文教界、宗教界，乃至外国友人，无所不包。其中赠予日本友人的比例尤为突出，约三分之一以上，这与孙中山早年长期流亡日本、在彼建立广泛社会网络密切相关。从革命志士到普通仰慕者，“博爱”二字似乎可以赠予任何人而不显突兀，这种极强的普适性，正是它数量居首的社会原因。

　　“天下为公”则更多落在政治性较强的场合。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题赠报刊媒体，如《新青年》《天铎报》、朝鲜《东亚日报》、日本《改造》杂志等，这一比例远高于“博爱”。为各地党部、同乡会、洪门组织等团体机构题写者也较多。总体上，它更常出现在面向组织、机构、公众媒介的场合，而非纯粹私人交往。

　　“大同”因数量有限，受赠者也最集中。除黄埔军校训词属面向全党的纲领性文本外，其余几乎都赠予政治密友，如杨庶堪、戴季陶。抄录大同篇全文这一举动本身，就带着一种郑重与亲密，它不是信手可赠的通用礼物，而更像精神共鸣的庄重表达。

　　几则个案尤可玩味。1907年，孙中山把现存最早的一幅“博爱”赠予邓荫南。邓荫南为广东香山人，早年追随革命，倾尽家产资助兴中会、同盟会。孙中山赠他“博爱”，是对一位以行动践行博爱精神的同志的褒扬，此处的“博爱”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对具体人格的认定。

　　1924年，孙中山为年仅23岁的张学良题写“天下为公”。其时张学良尚是奉系军人，孙中山正力图联合北方、谋求统一，争取奉系具有战略意义。“天下为公”最为得体，既宣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的理念，又暗含对张学良的期许。同年赠别其他部下的题词，用意也相仿。可见“天下为公”往往不是道德勉励，而是对权力正当性的提醒。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在训词中写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在最庄严、最具纲领意义的场合，他选择了最具终极指向的“大同”。“建”民国是可以达成的制度目标，“进”大同则是需不断趋近的理想境界，一字之别，层次判然。

　　由情到理

　　把三个词放到孙中山的思想脉络里看，更能体会其中的分工。它们不是同一个意思的三种说法，而是从人心到制度再到理想，层层递进的三个台阶。

　　先说“博爱”，这两个字往上能接到韩愈“博爱之谓仁”的儒家仁爱传统，又掺进了孙中山早年所受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浸润，还带着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色彩。三股源流汇到一处，使“博爱”既古老又新鲜。孙中山自己把话说得很明白，“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一句话，就把它从儿女情长、亲朋恩义里拔了出来，定为一种超越私情的公共情怀。它要改造的是人心，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那个价值起点。

　　这一层意思，在中山陵的建筑上看得很清楚。南京中山陵入口立着一座博爱坊，坊额“博爱”二字是孙中山手书。谒陵的人，要先过这道牌坊，才登上去。它是进入孙中山精神世界的第一道门槛。把“博爱”摆在最前，恰好说明它是根基，是一切的起点。

　　再说“天下为公”，它是制度的目标。这四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原句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东汉郑玄注得简明，“公”就是“共”，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晚清，帝制的合法性逐渐动摇，维新派、革命派都爱讲“天下为公”，拿它来反君主专制、倡公共政治。孙中山接手这四个字，又给它注入了新东西。孙中山讲三民主义，说到底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国家人民共有，政治人民共管，利益人民共享。他用林肯那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来对译“天下为公”。这种不是简单以西释中，而是在两边各找一个对等的说法，让古典理想穿上现代政治的衣裳。

　　“博爱”改造的是人心，“天下为公”改造的是制度。前者唤起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后者要求权力归于公共、而非私有。两者层层递进。人心里先有“博爱”，才会自觉去追求“天下为公”的制度安排。所以赠人“博爱”，是盼他做个有仁心的人。赠人“天下为公”，是激励他为一个公道的政治秩序去奋斗。它讲的是权力的正当性，是一种政治宣示，而不只是道德劝勉。

　　最后说“大同”，它是理想的终极。三个词里它数量最少，分量却最重。它指向的既不是一种情感态度，也不是一套制度安排，而是一个最终的社会图景，一个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和谐共同体。

　　孙中山对“大同”的理解，有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泛到精的过程。据冯自由回忆，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就对人说过，自己主张的是“大同主义”，用英文讲就是Cosmopolitan，也就是世界大同。可见早年的“大同”，更接近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边界还比较松。到了晚年，他把“大同”收进了三民主义的体系。他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盼望的大同世界，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同主义。这样一来，“大同”就从一个朦胧的世界主义理想，变成了贯通古今的终极概念。

　　“大同”那种特殊的题词形态，也正好印证了它的特殊地位。“博爱”二字、“天下为公”四字，都可以信手写赠。可大同篇全文有百余字，非郑重落笔不可。这就注定它不能被日常化地随手送人。它更像一篇庄严的宣言，一次对理想社会的完整宣示。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大同篇开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结尾是“是谓大同”。“天下为公”恰是通向“大同”的起点，“大同”恰是“天下为公”的终点。一头一尾，文本本身就把两个概念串成了一条线。

　　于是，三个词连成一条清晰的链条。“博爱”是伦理基础，“天下为公”是制度保障，“大同”是终极归宿。这一层关系，也提示我们重新认识孙中山的思想结构。以往不少论者把三者看作同一种乌托邦情怀的反复，当成可以互换的同义语，纪念场合里也常把三个词并排挂出。但题词实践告诉我们，孙中山用这些词是有分别、有选择的。面对不同的对象和场合，他写下不同的词，这选择本身就是思想表达的一部分。三个概念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各司其职。

　　在近代政治家中，题词颇为常见，但鲜有人像孙中山这样如此集中、反复地书写少数几个核心概念。这种反复书写，使他的题词超越了一般的社交应酬，而具有更深的政治文化意味，它既是维系情谊的赠礼，又是理念的物质化传播媒介，还是一种政治象征资本。把核心思想凝缩为简洁有力的符号，使之在社会网络中广泛流通，其传播之效，远非长篇著述所能比。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新材料还在不断被发现、公布。今天再来研究孙中山的题词，有助于更全面地走近这位革命先驱的精神世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