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大伯随礼20元，我没闹，一月后他儿子结婚，我当众递去20元

二十块

大伯的存折在我枕头底下压了三天。李娟没再提他，我也没提，就像阳台上那几盆枯死的葱，谁都不去碰，就那么干巴巴地杵着，叶子耷拉下来，碰一碰就碎成粉末。

第四天下班，我翻出老家那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这些年零零碎碎的东西：小学的三好学生奖状、我妈留下的一根银簪子、还有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旧信封。最底下，压着一个红包，红纸都褪成了粉白色，边角磨得毛乎乎的。我打开，里头是两张十块的，崭新，带着银行刚取出来的那种硬挺手感。那是十二年前，大伯在我婚礼上递过来的。

婚礼那天在下雨。大伯从乡下赶早班车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硬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白边。他在酒店门口徘徊了好一阵，裤腿上溅满了泥点子。李娟的父母坐在主桌上谈笑风生，她爸戴着金丝眼镜，跟亲戚们说女儿嫁到了城里，往后日子错不了。大伯被安排在最靠门的角落，同桌的都是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远亲。他安静地坐着，一双手放在膝盖上，指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泥。

敬酒到他那一桌的时候，他站起来，从怀里掏出那个红包，双手递给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隔着西装的薄料子，我都能感觉到掌心的温度。李娟当时接过红包，嘴角的笑意凝了一瞬，转头就塞进了手包里。

我后来听堂弟说，那二十块钱，大伯卖了家里半扇猪。那年猪价不好，他赶了三个集才卖掉，回来的时候天黑了，骑着自行车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膝盖上的疤到现在还有。

半个月后，堂弟打电话来，说大伯要给他办婚礼了，在老家镇上。他在电话那头笑着：“哥，爸说了，你忙就别回来了，城里路远。”我应着声，挂了电话，当晚订了回去的火车票。

堂弟结婚那天，天倒好，蓝汪汪的。镇上的小酒楼门口支着红色充气拱门，喇叭里放着《今天你要嫁给我》，俗气又热闹。大伯站在门口迎客，穿着一件崭新的藏青色夹克，脖子上的疤被立领遮住了大半。他瘦了，颧骨高高地支出来，两颊凹进去，但腰板挺得直直的，见人就笑，递烟的手还是那样，粗糙，关节粗大。

我远远看着他，忽然就想起那二十块钱来。记忆里的那个红包和婚礼上他那双带着泥的布鞋，重叠在一起，钉在脑子里。

酒席摆到一半，该随礼了。司仪拿着话筒喊亲戚们上台，一个接一个，红纸包递过去，大伯笑着接，手边那个黑色皮包渐渐鼓起来。轮到我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那个从枕头底下取出来的信封。薄薄一片，里头是两张十块的，崭新，我特意去银行换的。

我走过去，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把信封递到大伯面前。

他愣住了。那只伸出来要接礼的手停在半空，指头蜷了蜷。周围嘈杂的交谈声像潮水一样退下去，安静只持续了两三秒，但长到足够让我看清他眼里的东西——先是茫然，然后像有什么碎了，最后变成一种认命的平静。

堂弟在旁边笑呵呵地打圆场：“哥你干啥呢，跟爸开玩笑吧？”伸手想接那个信封。

大伯拦住了他。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接过那个信封，慢慢地，用那双粗大的手把封口折好，放进了夹克的内兜里，贴着胸口的位置。他喉结动了动，那一瞬间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但他只是点了点头，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称不上笑，更像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酒席继续热闹起来，鞭炮炸得震天响。我在角落里坐下来，面前一桌子菜热气腾腾的。对面的姑姑小声跟姑父咬耳朵：“当年老大给人家二十，人家还他二十，这不打脸么。”

我举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肥腻的油在舌尖化开，咸的，带一点甜。我嚼了很久，咽不下去。

散席的时候天擦黑了。大伯站在酒楼门口送客，跟每个人握手、道别，脸上挂着妥帖的笑。轮到我，他握了握我的手，掌心还是那样粗糙，但凉了很多。他嘴唇动了动，这次说出口了，声音很轻，被风一吹就散了：

“回家路上慢点。”

我走出去很远，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脊背微微佝偻着，脖子上的疤在路灯底下泛着暗淡的肉粉色，像一条安安静静趴着的虫子。

那天晚上我坐在回城的火车上，车窗外的田野黑黢黢地往后倒。手机响了，李娟发来一条微信：“回来了？晚上想吃什么。”

我没回。把手机扣在桌上，脸转向窗外。玻璃上映着我的脸，和身后空荡荡的座位。那座位对面，仿佛还坐着十二年前穿蓝色中山装的大伯，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双手递过来，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车窗外面，远远地，有一两点灯火，像是谁家在晾衣裳，又像是谁在夜里点了盏灯等人。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那光就慢慢落到了后面，越来越小，最后不见了。

我闭上眼睛。兜里那个没送出去的信封还在，里面是两张崭新的一百块。

我本来准备了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