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范绍增以“尿遁”之智，逃离杨森杀机四伏鸿门宴！杨森：哪个晓得他肚皮头恁个多弯弯绕，一肚子坏水，真不该小看了他这个哈儿！

1974年2月20日，在自己九十大寿的寿宴上，杨森对着同乡老友张群感慨了一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样才有朝气。"张群笑谑："那你再讨一个吗？"数月后，九十岁的杨森果然迎娶十七岁大学生张灵凤，次年诞下一女，成为台湾岛内外茶余饭后的奇谈。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杨森这个人的内在本质——一个毕生信奉"强权即真理"的旧式军阀，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在用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尚未老去、依然想掌控一切。

杨森晚年讲他与范绍增那段纠缠二十余年的恩怨，其历史心理，也是这种近乎偏执的控制欲。

杨森与范绍增的交集，始于1923年四川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那一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援助杨森回川，与熊克武争夺霸权。

范绍增当时依附于杨春芳部，却敏锐判断杨森"更具发展潜力"，力劝杨春芳阵前倒戈，积极配合杨森作战，在打败熊克武的关键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

战后，杨森论功行赏，擢杨春芳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则领第八旅旅长，正式跻身杨森麾下悍将之列。次年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委范绍增为第九混成旅旅长；1926年杨森脱离吴佩孚、投靠蒋介石，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范绍增随之升任第七师师长。

这段蜜月期的根基，是典型的军阀政治逻辑：杨森需要范绍增的袍哥人脉和作战能力来巩固川东地盘，范绍增则需要杨森的番号和合法性来扩充自身势力。

双方各取所需，维持着脆弱的平衡。

双方的裂痕出现在1927年。

当年5月，杨森奉蒋介石密令，派范绍增部出川进攻武汉国民政府。范绍增师作为先头部队，在湖北仙桃镇遭唐生智部截击，几乎全军覆没，范绍增本人腿部中弹，狼狈退回四川。

这场惨败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致命影响。对范绍增而言，兵败意味着实力大损，他必须借助袍哥身份四处招兵买马、恢复元气；对杨森而言，范绍增的战败不仅削弱了己方力量，更重要的是，范绍增在防区内独立发展袍哥势力、自行其是的做派，已经触碰了杨森的权力底线。

杨森生性多疑，又极度贪恋集权，向来容不下麾下将领拥兵自重。

1927年冬，杨森设下一场鸿门宴，以"犒劳出征辛劳"为名，邀范绍增赴宴，席间埋伏亲兵，意图就地除掉这位日渐坐大的师长。

范绍增的应对，堪称川军乱世中生存智慧的经典案例。

据多方史料记载，范绍增接获烫金请柬时，已察觉异样——杨森近期对他的猜忌疏远，与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形成刺眼反差。他决定冒险赴宴，但暗中布置亲信埋伏府邸外围，预设退路。

宴席之上，杨森先是以"精诚团结、服从命令"敲打，继而直接警告他约束手下袍哥弟兄。范绍增佯装恭顺，却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以腹痛为由离席，趁卫兵不备，从后门溜出，登上汽艇连夜逃回防区。这一"尿遁"之举，后来被杨森多次提及，每次讲到都忍不住暴跳如雷，却又不得不承认范绍增的机变过人。

逃回防区的范绍增，当即点齐人马起兵反攻，他联合郭汝栋等部，通电讨杨。

这场内战的结果是范绍增最终战败、防地尽失，被迫转投刘湘；但杨森也元气大伤，1928年1月被南京政府免职。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29年杨森卷土重来，再败于刘湘，退入渠县，从此"寄人篱下，失去了争霸四川的资本"。而范绍增在刘湘麾下，反而步步高升，1931年更将刘文辉五十万收买巨款之事禀报刘湘，赢得信任，被派往上海挥霍，与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大佬结交，风头一时无两。

杨森晚年写《九十忆往》时，已是很老了，与他斗了半辈子的川军将领"死的死、散的散"。据研究者梳理，杨森在回忆录中对各路同辈的评价呈现出有趣的梯度：他给死对头刘湘的评价反而是所有川军将领里最高的，称赞刘湘是"真正能跳出地盘格局、有政治眼光"的人物；对战死沙场的李家钰带着惋惜；骂得最狠的是临阵倒戈的王缵绪，称其为"最没廉耻的军人"。

而范绍增，在杨森的评价中占据了一个暧昧的位置——他既不是刘湘那样的"可敬对手"，也不是王缵绪那样的"无耻小人"，而是一个让杨森始终无法归类的"异类"，他有一句评语流传很广：“这个范哈儿，莫看他平时那副憨戳戳、傻乎乎的样子，哪个晓得他肚皮头恁个多弯弯绕，一肚子坏水，真不该小看了他这个哈儿！”

1949年12月，范绍增在四川渠县率部起义，投入人民阵营，在杨森的逻辑中，范绍增此举无疑是对当年"知遇之恩"的背叛，但他又无法简单地将范绍增打入"叛逆"的行列，因为范绍增的"哈儿"形象、袍哥做派、乃至抗战时期的战功，尤其是1942年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这些都是他不得不承认，乃至无法不去佩服的。

两人谁高谁低，看他们的终局，颇具历史意味。

1977年，杨森与范绍增同年去世，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郑州。

杨森临终前，对一生娶众多妻妾的解释是"自己就是想过一把皇帝的瘾"。

范绍增晚年则大笑自称"老范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