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待10年，我体会到：除非生理需求，都不碰新西兰女友

在新西兰待10年，我体会到：除非生理需求，都不碰新西兰女友

二零一六年冬天，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走出奥克兰机场的时候，天上正下着毛毛细雨。这雨跟国内南方的不一样，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冰凉，却不湿衣裳，空气里有一股青草被割断后的腥甜。我站在到达出口的雨棚底下，看接机的人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英文的，中文的，歪歪扭扭写着姓氏的。没人来接我，我是通过中介办的留学，学校安排了寄宿家庭，说好会有人来，但那个人迟到了。

等了四十分钟，一辆墨绿色的老款丰田才姗姗来迟。开车的是个毛利混血的中年妇女，叫玛丽，胖得像一座小山，脸上的纹身从下巴一直延伸到耳后。她摇下车窗冲我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箱子塞进后备箱，上车后她递给我一罐温热的可乐，说欢迎来到新西兰。一路上她跟我介绍路边的树，说那是银蕨，背面是银色的，晚上反光，最早的时候毛利人靠这个认路。我听着，嗯嗯啊啊地点头，眼睛却一直盯着窗外看。马路很窄，两边的房子都是独栋的木屋，五颜六色的屋顶在雨里显得格外鲜艳，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草坪，有的种着玫瑰，有的立着信箱，信箱上画着各种图案。这一切都像极了我在电影里看过的画面，可偏偏又觉得不真实。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儿，让我打了个寒颤。

玛丽把我送到她家，二楼最里面一间小屋，小得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窗户对着后院的柠檬树。她丈夫是个瘦高的白人老头，叫戴维，话不多，整天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橄榄球比赛，桌上永远摆着一罐啤酒。我在那里住了半年，每天都觉得别扭。早餐吃冷牛奶泡麦片，晚餐是烤土豆和肉，没有米饭，没有炒菜。我想念我妈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想念楼下早餐铺的油条豆浆，想念那种热闹的、嘈杂的、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可奥克兰太安静了，静得晚上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半年后我搬了出来，在学校附近跟两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了一套公寓。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们三个大男生天天晚上打游戏、叫外卖、吹牛。其中一个叫阿强，广东人，话多，爱吹牛，说自己在新西兰交过七个女朋友，金发碧眼的洋妞，黑皮肤的岛民，还有韩国日本来的留学生，无一不被他拿下。我跟另一个室友听得一愣一愣的，觉得他简直是个传奇。他说在新西兰找女朋友容易得很，只要胆子大，脸皮厚，会说两句俏皮话，那些洋妞就跟着你跑了。我当时不信，觉得他吹牛。

直到那年圣诞节，阿强拉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在市中心一间租来的仓库里，灯光昏暗，音乐震天响，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白皮肤的、棕皮肤的、黄皮肤的，混在一起扭动，酒杯碰撞的声音被淹没在鼓点里。我缩在角落喝啤酒，觉得自己像一块格格不入的拼图。就在那时候，我看见了艾米。

她站在吧台旁边，手里端着一杯粉红色的鸡尾酒，跟身边的朋友在说什么，笑得前仰后合。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蓝色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里亮得像两盏小灯。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帆布鞋。说不上多漂亮，但整个人像一颗刚摘下来的橙子，透着一股新鲜的、饱满的生命力。阿强推了我一把，说去啊，愣着干嘛。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用蹩脚的英语问她能不能请她喝一杯。她转过头看着我，嘴角还挂着笑，说好啊。后来我得知她叫艾米，在奥克兰大学读教育，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新西兰本地人，她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从来没出过国。

那个晚上我们聊到凌晨三点，从新西兰的土著文化聊到中国的火锅，从她学钢琴的经历聊到我看过的电影。她的语速很快，经常说到一半就自己先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像湖面的涟漪一样荡开。我告诉她我叫林远，从中国一个小城市来，那里没有海，没有山，只有灰扑扑的楼房和永远堵车的街道。她听了眼睛瞪得滚圆，说那地方听起来好神奇，真想去看一看。我说那里没什么好看的，她说可那是你长大的地方啊，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一刻我心里动了一下，好像有根弦被人轻轻拨响了。

我们在一起是三个月后的事。某个周末她约我去海边看日落，车停在穆里怀沙滩旁边，黑色的沙子踩在脚下咯吱响，浪头一个接一个打上来，把岸边的贝壳冲得翻来滚去。她光着脚走在前面，回头冲我喊，快点，太阳要下去了。我追上去，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们并排坐在一块礁石上，看那轮巨大的红日慢慢沉进海里，天空从橘色变成紫色，又变成深蓝。她忽然安静下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说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我问哪里不一样。她说你眼睛里有东西，说不清楚，像藏着很多话但没说出来。那一刻我心跳得厉害，伸手搂住了她的肩膀。

之后的日子像加了糖的咖啡，甜里带着一丝苦涩。我带她去吃中餐，她第一次用筷子夹起饺子时兴奋得尖叫，说这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我带她去华人超市买老干妈和康师傅方便面，她每样都要尝，被辣得眼泪直流还往嘴里塞。我教她打麻将，她学了两天就上了瘾，拉着她那帮朋友凑了一桌，胡牌的时候拍着桌子笑到岔气。而我呢，跟着她去她父母家过周末，在她家的后院里学烧烤，把羊排烤得焦黑；跟着她去教堂听唱诗班，虽然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看她闭着眼轻轻跟着哼的样子，心里软得像被热水泡过的毛巾。

可我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她过生日的时候，我攒了两个月打工的钱买了一条项链，银链子吊着一颗小小的绿宝石，她看了很喜欢，当场就戴上了。但第二天她就把项链弄丢了，可能是在游泳的时候掉的。她耸耸肩说没关系，反正也不是多贵的东西。我却心疼了好几天，那是我在餐厅刷了上百个盘子换来的。她不懂，她从小到大没缺过什么，想要什么开口跟父母说一声就有了。而我不同，我妈在老家纺织厂上班，我爸开出租，我出国读书的钱有一半是跟亲戚借的，每个月打工的钱除了生活费还要寄回去还债。这些我没跟她说过，觉得说出来掉价，也怕她听了不理解。

真正开始出问题是住到一起之后。交往一年半，我们搬进了她父母名下的一套小公寓，两室一厅，带一个小阳台，阳台上能看到远处的天空塔。她说既然是情侣就应该同居试试，磨合得好就结婚。我答应了，虽然心里有点打鼓。头一个月还行，她早上起床会给我煎蛋，虽然每次都煎得稀碎，但端到我面前时总带着一脸邀功的笑。我周末会给她做中餐，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辣土豆丝，她吃得满嘴流油，说我是她认识的最会做饭的中国人。

但新鲜劲一过，矛盾就浮上来了。她喜欢把音响开得很大声，在家跳舞跳到半夜，而我第二天要去打工，需要早睡。她说那你就戴耳塞嘛，很简单的。我说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她说这是她家，她有权利做她想做的事。我把“我家”两个字咽进肚子里，戴上耳塞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开派对，一群人坐在客厅喝酒聊天到凌晨，我下班回来累得只想躺平，却还要笑着跟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说她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她反问我，这是我们的家，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总是躲着他们。我说我没有躲，我就是累了。她说你总是累，你什么时候不累。

我明白她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朋友随时可以登门，父母从不过问她的社交，她习惯了热闹和开放。而我从小的家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来客要提前打招呼，晚上九点以后不能大声说话，家里的事不往外传。这两种生活方式像两条不同方向的河流，硬要汇在一起，只能在交界处冲出一片浑浊。

二零零八年，我妈病了一场，胃里长了东西，要做手术。我接到我爸电话的时候正在上班，手上还端着客人吃剩的盘子。我爸在那头吞吞吐吐地说钱不太够，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我挂了电话站在后厨门口，油烟味钻进鼻子里，熏得眼睛发酸。我算了一下手上的积蓄，不到两万纽币，全寄回去也不够。那天晚上我跟艾米商量，说想预支一下我们存着买房的那笔钱，先救个急。她听了放下手里的叉子，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那笔钱是我们两个人的，你一个人拿回去不太合适吧。我解释说是我妈生病，救命的事。她说我理解你着急，可是我们也需要为将来打算，你父母那边能不能想别的办法，比如你国内的亲戚。话没说完我就站了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蹭出刺耳的一声。我说艾米，那是我妈。她说我知道，可是林远，你总是先想着你家那边，那我们呢。

那晚我第一次跟她吵到凌晨，我摔了一个杯子，她哭了。第二天我找阿强借了钱，又透支了两张信用卡，把钱打了回去。我妈手术顺利，恢复得也不错，可我跟艾米之间的那道裂痕却再也没能弥合。她不再主动提结婚的事，我也不再跟她说家里的事情。我们还在一个屋檐下住，早上各自出门，晚上回来有时一起吃个饭，有时各吃各的。她继续开她的派对，我继续躲在我的房间里打游戏。偶尔有生理上的需要，我们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滚到一起，天亮之后又各自回到各自的世界。

那时候我开始频繁往华人圈子里跑，跟阿强他们一帮人喝酒撸串，吐槽洋人女朋友的种种。阿强说早就告诉你了，文化不一样，过不到一块儿去。另一个朋友说林远你别傻了，她们那种人永远不会理解咱们的，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能一样吗。我喝着酒不说话，心里清楚他们说得对。可我又舍不得放手，艾米有她的好，她单纯，直率，笑起来没心没肺，跟她在一起不用猜来猜去，不用看人脸色。她不知道什么叫门当户对，不知道什么叫面子，不知道亲戚之间那种盘根错节的攀比和计较。这些东西她都没有，可偏偏是这些东西，长在我骨头里，甩不掉。

二零一零年我拿到绿卡，工作也稳定了，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朝九晚五，收入凑合。那年冬天艾米突然跟我说她想结婚了，她父母催她，说谈了这么久该定下来了。我坐在沙发上愣了半天，脑子里嗡嗡响。结婚，我当然想过，无数次想过，可每次想到结婚之后的日子，我就觉得喘不过气。结了婚是不是要生孩子，有了孩子谁带，按谁的方式带。过年回谁家，回我家她能不能习惯那种拥挤嘈杂的场面，回她家我能不能装出热络的样子跟她那些亲戚聊橄榄球和天气预报。钱怎么管，各花各的还是放在一起，放一起的话她买那些我用不上的东西我该不该说。这些念头像蚂蚁一样在我脑子里爬来爬去，我嘴上说好啊，心里却慌乱得像被抄了家的老鼠。

筹备婚礼那段时间是我过得最拧巴的日子。她选场地，选了海边一处庄园，租金贵得离谱。她选婚纱，要定制，说一生一次不能将就。她列宾客名单，光是她的亲戚朋友就占了三大页纸。我说能不能简单一点，咱们旅行结婚算了。她瞪大眼睛说那怎么行，婚礼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我说那少请点人，太贵了。她说钱可以赚，仪式感不能省。我闭上嘴不说话了，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我想到我妈，她跟我爸结婚的时候就在厂里的食堂摆了五桌，穿的是借来的红裙子。她们一辈子没出过省，没坐过飞机，可他们过了一辈子。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搞这么大动静，面子给谁看，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

婚礼前一个月，艾米说要请一个婚礼策划师，花五千纽币。我那天正好接到我爸电话，说我妈最近又不太舒服，但怕我担心没去医院。我挂了电话坐在车里发呆，那一刻所有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我跑回国我妈的病我照顾不了，在这里为了办一场我根本不想办的婚礼花掉几年的积蓄。我到底在图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家，艾米正在茶几上翻婚礼策划的画册，兴高采烈地指给我看哪种花球好看。我站在门口看了她好一会儿，忽然觉得她像一个陌生人。我说艾米，我们能不能先不办婚礼了。她抬起头，脸上的笑容慢慢僵住。她说什么意思。我说我压力太大了，需要缓一缓。她站起来把画册摔在沙发上，说你总是这样，总是在关键时候往后缩。我说你不懂我的压力，你从来没问过我过得好不好，你只关心你那个完美的婚礼。她说那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你的心事。我说你让我说了吗，你给过我机会吗。她说林远你太自私了，你永远只想着你自己和你那个家，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我们的未来。我说未来，我们之间有未来吗，你连我爸妈生病都舍不得让我寄钱，你跟我说什么未来。

那句话说完我就后悔了。她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但一声没吭。她转身进了卧室，关上门。我站在客厅里，听见她在里面小声地哭，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抽噎。那一刻我恨自己，恨得想扇自己耳光。她不是那样的人，她只是不理解，她从小没经历过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她不知道一笔钱对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我同样没办法原谅她，她不经意的那些话，那些态度，像钝刀子割肉，一下一下的，早就把我割得体无完肤。

我们冷战了一个星期，家里像冰窖一样。她睡卧室，我睡沙发，白天碰面点个头，晚上各吃各的。第八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她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摊着一份文件。她眼睛红肿着，显然又哭过。她说林远，我仔细想过了，你心里一直有一个地方我进不去，我也努力过，但可能这辈子都进不去。你也是，你进不去我的世界。我们不是谁的错，只是不搭。她把那份文件推过来，是分居协议。她说先分居吧，给彼此一点时间想清楚。我看着那几页纸，手在抖。我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什么都说不出来。她就那样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全是疲惫，那种曾经亮得像小灯一样的光没有了。

我搬走了。搬回了阿强那栋老房子，住回当年那个小房间。那天晚上我躺在窄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起第一次见她那天晚上的情形，想起她举着粉红色鸡尾酒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十年了，我在这块土地上待了十年，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从留学生到绿卡持有者，我以为我融了进来，可到头来发现只是飘着。我跟她之间不是爱情的问题，爱情有过，浓的时候也不比谁差。可爱情解决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那些长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她过她的圣诞节，我过我的春节。她看重的是当下的快乐，我惦记的是远方的责任。她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永远无忧无虑。

分居之后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有时候是她来取东西，有时候是共同的朋友聚会碰上。她瘦了一些，但精神还好，见面会跟我笑一下，问最近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说那就好。那种客气让我心酸，比吵架还难受。有一次在她家楼下，她从车上搬一箱书，我搭了把手。搬完之后她说谢谢，我说不客气。她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叫住她，说艾米，对不起。她回过头看着我，风吹起她的金发，她眼睛里又有了那种光，但已经不属于我了。她说林远，你不用道歉，我们只是不一样。说完她上车走了，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尾灯消失在街角。

后来我没再找过新西兰的女朋友。公司里有过两个姑娘对我示好，一个同事，一个客户，我都含糊地推了。阿强说我傻，说你这辈子打光棍啊。我说不是傻，是累了。他不懂，他也跟洋人姑娘谈过几个，可他从来不当真，每次都是玩够了就分，根本不会伤筋动骨。我不行，我这个人做什么都认真，谈了就想走到最后，走到头发现走不通，就伤得比别人重。再来一次我受不了。

再后来我听朋友说艾米找了个本地的工程师，两个人去了南岛定居，在基督城买了房子，养了一条狗。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超市买东西，手里拿着一盒牛奶，愣了好一会儿。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酸涩里头竟然还掺着一丝高兴，觉得她总算过上了她想要的那种生活，简简单单的，不用跟谁较劲，不用费劲去理解她理解不了的东西。我放下牛奶，推着车继续走，走完一排货架突然停下来，眼眶热了一下。我仰头看超市天花板上白晃晃的灯，把那股热意逼了回去。

现在我还留在奥克兰，换了一家物流公司做主管，手下管着七八个人，大部分是华人，也有两个本地人。我租了一间小公寓自己住，阳台上种了几盆薄荷和罗勒，偶尔做顿饭，做好一个人坐在桌边慢慢吃。周末要么跟阿强他们出去喝酒，要么开车去海边坐一下午。我买了辆二手吉普，沿着海岸线跑了很多地方，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拍张照，发给我妈看。她在电话里总是问，你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来。我说快了快了，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快了”很可能永远不会来。

有一次深夜我喝完酒回家，路过当年跟艾米同居过的那栋公寓楼，抬头看见她以前住的那个窗口亮着灯，但里面的人早已换了。我在楼底下站了一会儿，冷风吹过来，酒醒了大半。我想起我们在那扇窗户后面吵过的架，和好过的拥抱，想起她光着脚在地板上跳舞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句“我们只是不一样”。是啊，只是不一样。她没有错，我也没有错，错的是我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硬拧在一起，以为感情能填补所有的空隙。其实填不满，那些缝隙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大到十年都跨不过去。

这些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感情这件事跟种树差不多，树苗再好，土不对也活不了。我不是说新西兰的女人不好，她们有她们的好，爽朗、直接、不拐弯抹角，跟她们在一起轻松。可我要的那种东西她们给不了，那种心照不宣的理解，那种对家庭责任的认同，那种过年过节围在一起包饺子的热气腾腾。这些东西她们没有经历，所以她们不懂，懂了也装不出来。反过来也一样，我给不了她们想要的无拘无束，我给不了她们那种不拖泥带水的潇洒，因为我身后永远拽着一根线，线那头是万里之外的爸妈，是那个灰扑扑的小城，是我走了多远都甩不掉的来处。

所以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找对象，我就笑笑说随缘。其实我心里已经不太抱希望了。除非哪天生理上实在熬不住了，我或许会找一个，但也仅仅是如此了。心不动了，再去谈感情就是害人害己。我偶尔会想，等我把爸妈接过来，等他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或许一切会不一样。可我也知道，他们那个年纪挪个窝有多难，他们连英语都不会说，连超市买东西都要我陪着。让他们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来这里陪我，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私。

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对错，只有选择。我选择了留在这里，选择了拿绿卡过安稳日子，就必然要承受某些东西的缺失。艾米曾经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最亮的那个时刻，可天亮之后她就会消失，这是注定的。我不后悔认识她，也不后悔分开，我们都尽力了。

那天傍晚我又去了穆里怀沙滩，十年了，那里一点没变，黑沙子还是咯吱响，浪头还是一波接一波。我站在我们当年坐过的那块礁石旁边，海风灌进衣领里，凉飕飕的。太阳正往海里沉，跟那年一模一样，橘色的光铺满天际，把云彩染得像着了火。我忽然觉得心里平静了，那种拧巴了好几年的东西终于舒展开了。有些感情不需要结果，它来过，烧过，在某个瞬间照亮过你，那就够了。

我转身往回走，手机响了一声，是我妈发来的微信，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拍了张日落的照片发过去，说吃了，这里天气很好。我妈回了一个笑脸，说那就好，照顾好自己。我看着那个笑脸，鼻子一酸，把手机塞回兜里，踩着沙子一步步走回车边。后视镜里那片海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蓝点。

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我还得上班，还得生活。新西兰还是那个新西兰，安静、干净、礼貌而疏离。我还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过着属于我的日子，心里装着两个国家，两种语言，两段回不去的时光。艾米只是其中一段，是最亮的那段，但也是最疼的那段。往后不管碰不碰新西兰的女朋友，我都认了。因为有些河，趟过一次就知道深浅，有些路，走到底就明白方向。我的方向不在她那里，也不在我这里，它在中间那片谁也说不清楚的灰色地带。我就站在那上面，迎着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