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托人帮表弟进了供电所后，表弟从未道谢，5个月后他转正被刷

我托人帮表弟进了供电所后，表弟从未道谢，5个月后他转正被刷

我托人帮表弟进了供电所后，表弟从未道谢，5个月后他转正被刷

那是个燥热的七月天，知了在院子外头的杨树上叫得撕心裂肺。我蹲在自家小卖部门口，正往冰柜里码汽水瓶子，手机就响了。是我妈，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鬼鬼祟祟的着急：“你表弟的事，到底靠不靠谱？你三舅妈今天又问我了，说人家别人家孩子都上班了，她家小涛还搁家里闲着。”

我直起腰，拿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我说：“妈，你跟我三舅妈说，让她放心。我这不是正在找关系吗？供电所那种地方，是个人就能进的？得等机会。”

挂了电话，我盯着地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水泥地，心里头乱糟糟的。我叫李建军，三十五岁，在县城这条老街开了八年小卖部，平日里迎来送往，也算认得几个社会上的人。我表弟叫刘志涛，是我三舅家的独生子，念了个三流大专，毕业后在省城混了两年，送过外卖，干过房产中介，都没长性，最后还是被他妈，也就是我三舅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叫回了咱们这渭北小城。

三舅妈那人，一辈子要强，嘴碎，但心眼不坏。她就信一条，这世上只有“铁饭碗”是正经事，其他的都是瞎胡闹。她把这辈子的指望都押在我表弟身上了。而我，作为亲戚里头唯一在县城“混得开”的，自然就成了她重点“关照”的对象。

其实我哪有什么通天的本事。我认识供电所的一个副所长，姓马，跟我一个初中同学是连襟。我托了我那同学好几层关系，请马所长吃了两顿饭，又在洗浴中心泡了一回，这才算搭上了线。马所长五十来岁，头顶秃得发亮，说话慢悠悠的，但每一句都砸在点子上。他跟我交了底：“兄弟，不是我不帮忙。现在进人，都得走劳务派遣，先干着，表现好了，以后有机会转正。你那个表弟，只要不是个傻子，勤快点，我看问题不大。”

我把这话转述给我妈的时候，特意把“问题不大”四个字加重了语气。我妈激动得连夜去了三舅家。第二天，三舅妈就提着一箱特仑苏、两条硬中华，还有一兜子她亲手炸的麻花，站在了我小卖部门口。她脸上堆着笑，眼角皱纹挤成一团，拉着我的手就不撒开：“建军啊，你是咱家的大功臣！你表弟这事，就全指望你了。以后他出息了，忘不了你的好。”

我推辞着，把东西收下，心里头其实挺受用。在亲戚里头，能被这么高看一眼，感觉不赖。我说：“三舅妈，你跟我还客气啥。让小涛准备好，下周一去报到。去了以后，嘴甜点，腿勤点，眼里得有活。供电所不是咱自己家，别由着性子来。”

三舅妈千恩万谢地走了。当天晚上，我那个表弟刘志涛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俩字：“哥，谢了。”我盯着那俩字看了半天，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但想着年轻人嘛，脸皮薄，不好意思当面说，也就过去了。

周一早上，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把自己那辆半新不旧的五菱宏光擦了擦，开到三舅家楼下等着。三舅妈把刘志涛送下楼，嘴里还在不住地叮嘱：“听你建军的，好好干！别给人家添乱！”刘志涛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看着倒也精神。他“嗯”了一声，拉开车门坐进来，连声“哥”都没叫。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正歪着头看窗外，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去上班的不是他，是我。我清了清嗓子：“小涛，到了所里，我先带你去见马所长，你记着，叫马叔就行，别叫马所长，显得生分。然后让办公室的王姐给你安排工位。带你的人叫陈师傅，是所里的老人了，你多跟着他学。”

刘志涛还是“嗯”了一声。

我心里那股不是滋味的劲儿又冒上来，但转念一想，算了，小孩嘛，刚踏入社会，可能紧张。我把他送到供电所门口，看着他跟着马所长安排的办事员走进去，白衬衫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才发动车子离开。

头一个月，风平浪静。

我妈偶尔打电话过来，说三舅妈逢人便讲她儿子进了供电所，是正式工，铁饭碗，眉梢眼角都是得意。我听了只是笑，也没去纠正那里头的出入。我想着，等转了正再说吧。

可慢慢地，风声就不对了。

先是那天我去城南送货，碰见了供电所的老陈，就是带刘志涛的那个师傅。老陈正蹲在电线杆子底下啃烧饼，我递了根烟过去。老陈接过去，夹在耳朵上，叹了口气：“建军啊，你那个表弟，可真够可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咋了陈师傅？小涛不听话？”

老陈摇摇头，灌了口自带的热茶：“听话倒是听话，就是不叫人。来了一个月了，见了我，连个‘师傅’都不喊，就是‘哎’、‘喂’。让他去抄个电表，他嫌太阳晒；让他整理个报表，他说电脑慢。前两天，所里有个抢修，半夜十二点了，电话打到他手机上，他愣是没接，第二天说手机没电了，关机了。马所长脸上都挂不住了。”

我脸上的笑就僵住了。我赶紧把剩下那半包烟都塞给老陈：“陈师傅，您多担待，小孩不懂事，我回头说他。”

老陈摆摆手：“建军，不是我说。供电所这地方，说好进也好进，说不好进，里头水深着呢。技术可以学，态度得端正。他这样，转正考核的时候，够呛。”

我心里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回去的路上，我给刘志涛打电话，打了三遍才接。电话那头闹哄哄的，像是网吧打游戏的声音。我压着火：“小涛，你在哪呢？”

“网吧呢，跟朋友玩两把。”他满不在乎。

“你今天不是上班吗？”

“上完了啊，五点半就下班了，哥。”

他那声“哥”叫得轻飘飘的，像根羽毛搔了一下，不疼不痒。我深吸一口气：“小涛，哥跟你说，在单位，态度要端正。见了人叫师傅，让你干啥别挑三拣四。那个马所长，你得……”

“行了哥，我知道了。”他打断我，“我心里有数。挂了啊，队友喊我了。”

电话挂了，我听着嘟嘟的忙音，气得差点把手机砸方向盘上。我心想，他妈的，我欠你的啊？

我想去找三舅妈说说，但转念一想，那女人要是知道她儿子在单位这么不着调，非得闹翻天不可。到时候更麻烦。我只能自己憋着。

第二个月，更糟的消息来了。

是马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那天我正在卸货，一箱一箱的啤酒往仓库里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电话一响，我看是马所长，赶紧接起来，堆着笑：“马哥，啥指示？”

马所长的语气没以前那么热络了，公事公办的口吻：“建军啊，你那个表弟刘志涛，昨天跟所里后勤上的小张吵起来了，为了个工位，说小张占了他靠窗的位置，当着好多人的面，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小张气哭了，告到我这儿来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马哥，不至于吧？就为个座位？”

“座位是小事，态度是大事。”马所长的声音沉下来，“建军，我当初跟你说的，是‘表现好了有机会转正’。可这孩子来两个月了，除了刚到那天喊了我一声‘马叔’，之后见了我跟没看见一样。派活嫌累，加班嫌烦，跟同事处不好关系。你说，就这样的，年底转正考核，我怎么给他签字？我把他的考核表交上去，上面领导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什么？说他每天准点下班，从不主动学习业务？”

我手里的一箱啤酒差点滑下去。我赶紧把箱子放稳，脑子飞速转着：“马哥，马哥，您别急。我这就说他，我肯定好好说他。您看，他还小，不懂事，您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一定让他改。”

马所长叹了口气：“建军，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机会我给过了。你让他自己想想吧。再过三个月就是转正考核了，到时候全凭成绩和评议，我也帮不了他。”

挂了电话，我站在堆满啤酒箱子的仓库里，浑身发凉。七月的天，我愣是打了个寒颤。我把手机攥得死紧，指节都发白了。

当天晚上，我没给刘志涛打电话，我直接开车去了三舅家。我把车停在楼下，没熄火，抽了半包烟，才上楼。

开门的是三舅，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一辈子在厂里烧锅炉，见了我只是憨厚地笑：“建军来了，快进来坐。”三舅妈正在厨房洗碗，闻声探出头来，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建军啊，吃饭了没？我给你下碗面？”

客厅里，刘志涛正歪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声音放得很大，是那种夸张的笑声。我走过去，把他手机按了暂停。他抬起头，有点不耐烦：“哥，你干啥？”

我坐在他对面，盯着他：“小涛，你今天是不是跟同事吵架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满不在乎地撇嘴：“就那点破事，他还去告状了？真没劲。那位置本来就是我先看见的。”

“那是你单位！不是你学校！”我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你知不知道，马所长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再这样下去，转正考核过不了！”

三舅妈从厨房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水，一脸紧张：“啥？过不了？建军，不是说好了能转正的吗？”

刘志涛“切”了一声，从沙发上坐直了：“妈，你别听他吓唬人。那马秃子就是吓唬我。现在供电所缺人手，他不敢把我怎么着。再说，我哥不是跟他说好了吗？”

我看着他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火“噌”地一下就窜到了头顶。我猛地站起来：“我说好了？我拿什么跟人家说好的？我请人家吃饭洗澡，低三下四地求人家，是为了让你去那儿当大爷的吗？人家是副所长，凭啥惯着你？你以为你是啥？你是所长他爹啊？”

我这话说得有点重了。刘志涛的脸“唰”地一下白了，他也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梗着脖子：“李建军，你说话别太过分！你是我哥，不是我爸！我去上班，是给你面子！你以为我稀罕那破地方？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够干啥的？”

“不稀罕你早说啊！”我吼了回去，“我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图个啥？图你进去给我丢人现眼？”

三舅妈吓得赶紧过来拉我：“建军，建军，别吵，有话好好说……”三舅在一旁搓着手，嘴里“哎呀哎呀”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志涛一把甩开他妈的手，指着我说：“你花钱？你花了多少钱？我还给你就是了！别搞得像你救了我全家一样！”说完，他抓起沙发上的外套，摔门就出去了。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震得墙上的挂历都晃了晃。三舅妈愣了两秒，“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拍大腿：“这叫啥事啊！好不容易进了个好单位，咋就闹成这样了啊！”

我看着三舅妈哭天抹泪的样子，心里又气又悔。我气的是刘志涛不懂事，悔的是自己当初就不该揽这档子烂事。我一句话没说，转身也走了。下楼的时候，腿都有点软。

那天之后，我跟刘志涛再没联系过。我甚至赌气地想，爱咋咋地，我不管了。但我妈天天打电话，一会儿说三舅妈哭得眼睛肿得跟桃似的，一会儿又说让我再去跟马所长说说好话。我被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年底。十一月的北方小城，冷得早，街上的人都缩着脖子。我这几个月心里一直悬着块石头，但硬撑着没去问。我想着，也许刘志涛自己想通了，后面几个月表现好了呢？又或者，马所长看在我的面子上，松松手呢？

直到那天下午，我妈火急火燎地跑到我小卖部来。

她没进门，就站在门口，寒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脸色很难看，嘴唇哆嗦着：“建军……小涛……小涛的转正，被刷下来了。”

我手里的计算器“啪嗒”掉在柜台上。虽然早有预感，但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还是像被人猛地攥了一把。

“咋回事？不是说还有考核吗？他考了多少？”我嗓子有点发干。

我妈喘着气：“考啥考啊！根本就没让他考！所里说，综合评议不合格，好几个部门主任都给他打了低分，说他……说他态度恶劣，不服从管理，业务能力也不行。直接就给否了。今天刚下的通知，让他在月底之前办离职手续。”

我闭上眼，靠在冰柜上，冰柜的凉气透过衣服，冰得我后背生疼。

三舅家彻底炸了锅。

当天晚上，三舅妈就带着刘志涛来我家了。这回不是来道谢的，是来哭诉的。三舅妈眼睛红肿，头发散乱，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她一进门，不找我，先找我妈，拉着我妈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姐啊……这可咋整啊……小涛以后可咋办啊……好不容易进去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刘志涛站在她身后，耷拉着脑袋，那件新买的白衬衫早就皱巴巴的，领口也泛着黄。他没了那天摔门而出的气势，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我妈也跟着抹眼泪，一边安慰三舅妈，一边拿眼睛瞅我。

我坐在凳子上，看着这一屋子乱糟糟的。刘志涛始终没看我，也没跟我说话。三舅妈哭了一阵，忽然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心里一惊。

“建军，”她声音带着哭腔，但语气里有了点别的味道，“你跟那个马所长，不是关系挺好的吗？你就不能再跟他说说？我们家小涛，就是年轻，不懂事，你再去求求情，行不行？他不能就这么没工作了呀。”

我张了张嘴，还没说话，刘志涛猛地抬头，冲他妈吼了一句：“妈！你别求他了！我不去！那破地方我早就不想干了！”

“你给我闭嘴！”三舅妈反手一巴掌拍在他胳膊上，“你还有脸说！你不去，你不去你干啥？还去送外卖？还去打游戏？我跟你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刘志涛涨红了脸，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一转身，冲出了我家大门。防盗门被他甩得“哐当”一声巨响。

屋里安静下来。只剩下三舅妈抽抽噎噎的声音，和我妈唉声叹气的动静。我盯着门口，心里那团火又烧起来了，但烧到一半，就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给浇灭了。

我看着三舅妈涕泪横流的样子，忽然觉得很累。我是她侄子，她是我三舅妈，我们之间有着切不断的血缘关系。可这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在她眼里，我已经从一个“功臣”变成了一个“办事不力”的人。她心里可能在想，你当初打包票说能进，现在又让人家给撵出来了，你当初是不是把话说得太满了？

我什么也没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我表弟不争气？说我花钱搭人情？说她儿子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这话我说不出口。

三舅妈最后是被我妈扶着走的。临走前，我妈给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别往心里去。

我往心里去了吗？我他妈当然往心里去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是这一年里最难熬的日子。

天气越来越冷，小卖部的生意也淡了下来。我每天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心里头乱糟糟的。我妈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说三舅妈在家里天天骂刘志涛，骂完了又哭，哭完了又开始四处托人找工作。可这年头，哪有好工作等着他？刘志涛呢，干脆破罐子破摔，白天睡觉，晚上通宵打游戏，谁劝跟谁急。三舅急得犯了高血压，住了好几天院。

这些事，像一团乱麻，堵在我心口，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我有时候也反思，我自己有没有责任？有的。我当初太想当然了，觉得把人塞进去就万事大吉。我忘了跟刘志涛讲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也忘了跟三舅妈说清楚这里头的风险。我为了在亲戚面前挣那个面子，把事情办得太顺溜，让他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我更多的还是生气。气刘志涛的不懂事，气他的不知好歹。我托人帮他，花了钱，搭了人情，最后落得一身骚。他连句正式的道谢都没有。从头到尾，就那俩字的微信，再没别的了。

我甚至开始躲着三舅一家。我怕看见三舅妈那双充满怨气的眼睛，也怕看见刘志涛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行。我宁愿窝在我那个小卖部里，对着货架子上的矿泉水发呆。

事情的转机，来得有点突然。

那天傍晚，我正在往屋里搬门口的塑料筐子，准备关门。一个穿着供电所工装的人骑着电动车停在了我店门口。我抬头一看，是老陈。

老陈下了车，搓着手哈着白气：“建军，还没关门呢？”

我赶紧让开门口：“陈师傅，您咋来了？快进来坐。”

老陈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不坐了，还得回去交班呢。这是马所长让我带给你的。上次请客吃饭的钱，他说不能让你一个人掏。他让我转交给你。”

我愣住了。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接。“陈师傅，这啥意思？马哥跟我见外了？”

老陈把信封塞到我手里，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军，马所长的为人你知道，一码归一码。你表弟的事，他也挺遗憾的，但规矩在那，他不能破。他说，你这当哥的，做得够意思了。这钱你收着。还有句话，他让我带给你——你那个表弟，人不坏，就是没吃过亏。这回这个跟头，要是能栽醒了，比什么铁饭碗都值钱。”

老陈说完，骑着电动车就走了，消失在冬天的暮色里。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个信封，厚厚的，估计是那两顿饭钱加洗浴的零头。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忽然觉得，这几个月堵在心口的那团乱麻，好像被这冷风给吹开了一道缝。

我想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开店。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刘志涛当初给我发的那条微信，“哥，谢了”。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响了很久，我以为他不会接。但最后，他接了。电话那头很安静，没有游戏的声音，也没有短视频的聒噪。他就“喂”了一声，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

我说：“小涛，是我。你在家没？”

他沉默了几秒：“在。”

“我去找你。”我说完就挂了。

我空着手去的三舅家。这回是三舅开的门，他脸色蜡黄，看着我刚出院不久，见了我，眼神躲闪了一下，还是侧身让我进去了。三舅妈坐在客厅沙发上，正在择韭菜，看见我进来，手上的动作停了，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但也没了之前那种怨气，更多的是一种灰败的、认命的神色。

刘志涛从他房间里出来了。他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的，眼窝深陷，跟几个月前那个意气风发、浑身是刺的年轻人判若两人。他没坐，就靠在卧室门框上，看着我。

我坐在客厅那张老旧的布艺沙发上，组织了一下语言。我没提钱的事，也没提马所长的话。

我看着三舅妈，又看着刘志涛，开口了：“我今天来，不是来教训谁的，也不是来邀功的。咱们是一家人，有些话，我今天得说明白。”

三舅妈手里的韭菜放了下来，刘志涛的眼神也聚焦了一点。

“小涛，”我看着他说，“进了供电所这五个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谢字。我一开始心里确实不舒服，觉得你这孩子不懂事。但后来我想通了，你可能觉得，我帮你，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是你哥。”

刘志涛的嘴唇动了一下，像要反驳，但被我抬手止住了。

“你先听我说完。”我继续说，“我帮你，确实没指望你报答我。但有一点，你得明白。这世上，除了你爹你妈，没有任何人对你的好是理所应当的。我帮你，是因为咱们是亲戚，是因为你妈——我三舅妈——她求到了我头上。我尽了我的心，但你不能觉得这是我欠你的。”

我顿了顿，三舅妈的眼眶已经红了。

“第二件事，关于供电所。你以为那是个混日子的地方？你以为马所长是吃干饭的？你以为你哥我有多大面子，能让人家为了你违反规定？你错了。那是个系统，是台机器，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你不好好拧着，就会松，就会掉。你嫌工资低，嫌活累，嫌这嫌那，可你想过没有，就凭咱家的条件，凭你自己的学历和能力，那个三千多块钱的岗位，是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去的？”

刘志涛的脸上终于出现了变化。那不再是之前的倔强和愤怒，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难堪和懊悔的神色。他的眼眶慢慢红了，但他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

“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我看着他，声音放缓了，“这一次被刷下来，你觉得冤不冤？”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像砂纸：“哥……别说了……”

“冤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声音带着颤：“不冤。是我自己……作的。”

那五个字一出来，三舅妈“呜”地一声，捂着嘴哭了出来。三舅在旁边长长地叹了口气，转过头去，用袖子擦眼睛。

我心里那根绷了五个月的弦，“啪”地一声，断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不是砸在地上，是轻轻地、稳稳地落了地。

我看着刘志涛，这个从小跟在我屁股后面长大的表弟，这个曾经满身是刺、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此刻站在我面前，像一个被霜打过的庄稼，蔫了，但也透了。

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我比他矮半个头，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像老陈拍我那样。

“行了，别哭了。”我说，“一个大老爷们。工作没了，再找就是了。这世界上的路，不止供电所那一条。但你得记住这次的疼。往后，不管干啥，先把人做明白了。人做明白了，事才能做明白。”

刘志涛终于没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下来，砸在他那双脏兮兮的球鞋上。他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

三舅妈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冰凉，带着择过韭菜的泥土气。她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建军……三舅妈……之前……心里头……对不住……”

我摇摇头，反握住她的手：“三舅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小涛还年轻，摔个跟头，爬起来，以后路更长。”

那天从三舅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小城的冬天，晚上没什么星星，但路灯昏黄的光照在柏油路上，倒也暖和。我没开车，就那么慢慢地走回我的小卖部。

路过供电所门口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灯火通明，里头的人应该还在忙碌。那个刘志涛曾经待过五个月的地方，终究成了他人生路上的一道坎。但跨过去，也许就是另一片天地。

后来呢？

后来，刘志涛找了份跑业务的工作，卖防水涂料。那份工作苦，累，成天在外面跑，磨嘴皮子，受白眼。但他变了。他主动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问店里生意咋样，有时候路过，还进来帮我搬几箱货。他见了我，不再“哎”或者“喂”，而是实实在在地叫“哥”。那种叫法，跟之前那个“哥，谢了”的微信不一样。里面有东西了。

三舅妈也不再逢人就吹她儿子是铁饭碗了。她变得沉默了，但眉眼间反倒舒展了些。有一次她来我店里买酱油，站在柜台前，忽然说：“建军，妈说得对，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一步都少不了。小涛现在，踏实多了。”

至于那个信封里的钱，我最终也没收。我让老陈又带话给了马所长，说就当我请所里兄弟们喝了顿酒，感谢这几个月对刘志涛的照顾。马所长后来在街上碰见我，远远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我继续守着我那小卖部，冬天卖热饮，夏天卖冰棍。这世界没变，但我心里头敞亮了不少。

有时候傍晚收摊，我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会想起那五个月。想起我当初托人办事时的忐忑，想起刘志涛穿着白衬衫走进供电所的背影，想起老陈蹲在电线杆下啃烧饼的样子，想起三舅妈在我家哭肿的眼睛，想起马所长那句“栽醒了比什么都值钱”。

生活就是这样吧，像烧一壶水，总得等它沸腾了，翻滚了，扑出来了，你才知道火候在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一样，经了事，冷了热了，吵了闹了，最后还能坐在一起，那才是真的。

我拧开一瓶汽水，灌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打了个嗝，满嘴都是橘子味的甜。天边的晚霞烧得正红，明天，又是个大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