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武：律师，你开过“侦查庭”吗？||比较法刑辩

律师，你开过“侦查庭”吗？

——“比较法刑辩”视域下侦查阶段辩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本土淬炼

作者：庄玉武律师

摘要：在“审判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下，刑事诉讼的源头——侦查阶段，往往被视为行政化、封闭性的“黑箱”。对于长期深耕于高端经济刑事犯罪辩护、重大商事诉讼争议解决的实务工作者而言，侦查阶段的定性博弈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最终走向，甚至决定了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本文试图跳出单一法域的窠臼，运用“比较法刑辩”的方法论，横向解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侦查辩护程序构造；纵向审视从历史渊源到现代诉讼的人权保障逻辑。

“侦查庭”的主持者并非仅限于居中裁判的法官，在特定司法体制下（如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作为法定侦查主体，同样可以开设具备实质对抗与程序保障的“侦查庭”。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及实务语境，对“讯问时律师在场权”、阅卷权封锁、强制措施审查机制进行精准核对与深度剖析，并提出在现有体制下构建“准侦查庭”及运用前沿AI技术（如OpenClaw、Moltbot等）提升辩护效能的破局之道。

引言：黑箱、围墙与“侦查庭”的悖论

在绝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生涯中，“开庭”往往意味着换上律师袍，坐在庄严的法庭辩护席上，面对审判长和公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一场关于罪与罚的公开博弈。这是法治文明赋予律师的高光时刻。

然而，如果我们将视线向前推移，移向那个决定涉案人命运走向的源头——侦查阶段，绝大多数律师的体验会瞬间坠入另一种语境。尤其是在处理盘根错节的高端经济犯罪（如非法集资、内幕交易、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涉及重大营商环境的政企纠纷、或土地征收拆迁引发的行政处罚转刑事案件时，侦查阶段更像是一场迷雾中的暗战。

“在侦查阶段，律师往往像是一个行色匆匆的信使，或者是守在看守所门外的焦虑等待者。我们递交材料、申请会见、出具关于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但我们似乎从未在一个正式的、具有程序仪式感的‘法庭’上面对过侦查机关。”

刑事诉讼的重心，长期以来存在着“流水线作业”的惯性。侦查是源头，公诉是出口，审判则是对这条流水线产品的最终质检。在这种结构下，侦查阶段往往呈现出高度的行政化、封闭性和秘密性。曾有具备深度调查记者背景的法律人敏锐地指出：如果没有早期外部视角的介入与制衡，单向度的调查极易形成“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导致先入为主的定性在源头扎根，后期的审判往往沦为对早期错误的背书。

那么，“侦查庭”这个概念究竟是否存在？

从严格的实定法层面看，不同法系对“侦查庭”的定义和运作模式大相径庭。它不仅仅是指由法官主持的审前强制措施审查（如羁押庭）；在部分司法管辖区，检察机关在主导侦查时设立的听证与讯问平台，同样具备“侦查庭”的物理外观与程序内涵。从诉讼机理、权力制衡和控辩平等的底层逻辑来看，“侦查庭”是对侦查阶段司法化审查程序和对抗性听证机制的一种实质性指代。

长期以来，我国刑辩界存在一种观念：“刑辩的黄金期在审判，银期在审查起诉，侦查阶段只能做些敲敲打打的辅助工作。”这种观念正在受到全球司法改革浪潮的剧烈冲击。“比较法刑辩”不仅是一种跨越法系的学术探讨，更是一套极具杀伤力的实战工具。通过全球视野的对比，我们不仅能精准核对本国制度的坐标，更能从中汲取在现有框架下进行极致辩护的方法论。

第一章历史的底色：侦查辩护制度的演进与底层逻辑

要理解“侦查庭”的缺位与补位，必须回溯法学通识教育的底层逻辑，探究刑事审前程序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脉络，以及国际法理对国内法的深远影响。

一、纠问式与控辩式的早期分野

在中世纪的欧洲，纠问式诉讼（Inquisitorial System）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一模式下，侦查官（往往也是法官）集追诉与裁判职权于一身，侦查过程绝对秘密，被告人仅仅是诉讼的客体，是被获取口供的“标的物”。在这一时期，侦查阶段不仅没有辩护律师的生存空间，甚至通过合法化刑讯逼供来获取口供。

而大洋彼岸的英国，通过《大宪章》（Magna Carta）确立了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雏形，逐渐发展出对抗制（Adversarial System）。对抗制强调在任何剥夺公民自由的环节，都应当有正当的听证程序，这为后世英美法系在侦查阶段设置微型法庭埋下了伏笔。

二、国际刑法实践对国内法的结构性重塑

近现代刑事诉讼法理的跃升，离不开重大历史事件的催化。回顾法制史，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不仅在实体法上确立了反人类罪等国际法核心罪名，更在程序法上极大地推动了人权保障理念的普及。国际刑事法庭的结构性谱系深刻影响了各国国内法，确立了“即使面对最严重的指控，被告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亦享有充分、实质的辩护权”这一铁律。这种由国际向国内延伸的权利意识，促使战后多国对本国封闭的侦查程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入了更为丰富的司法审查与律师早期介入机制。

第二章域外视野一：英美对抗制延伸下的“微缩法庭”

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刑事诉讼以极强的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为核心。这种对抗绝不局限于最终的陪审团审判，早在侦查和预审阶段，辩护律师就已经拥有了与控方平起平坐的程序武器。

一、初审（Preliminary Hearing）：名副其实的侦查对抗庭

在美国，当嫌疑人被逮捕后，通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如48-72小时）被带至地方法官（Magistrate）面前进行初次聆讯（Initial Appearance），确立保释条件。而紧随其后的初审（Preliminary Hearing），则是最接近法官居中裁判意义上的“侦查庭”实体。

1. 审查的核心：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

初审的唯一目的，是由中立的法官来审查控方（警察和检察官）是否具备“合理根据”以继续羁押嫌疑人或将案件推进至大陪审团/审判阶段。

1. 对抗机制的全面展开

初审是一个公开的、极具对抗性的微缩法庭。检察官必须传唤办案警官或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并出示初步证据。此时，辩护律师拥有至关重要的武器——交叉询问权（Cross-examination）。律师可以当庭对侦查人员的取证过程进行猛烈抨击，有权反对控方提出不合法的证据。

1. 辩护的战术空间：发现证据的前哨战

资深刑辩律师往往将初审视为最珍贵的“前哨战”。通过在初审中交叉询问侦查人员，律师可以提前锁定警方的证词（防止其在后续正式庭审中翻供或修补漏洞），全面摸底控方的证据链条，并以此为筹码，在后续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中占据有利地形。

二、大陪审团（Grand Jury）：单向度的“秘密起诉室”

与初审并行的是大陪审团审查。需要指出的是，大陪审团程序是绝对非对抗性的。它由普通公民组成，在封闭的会议室里听取检察官单方面呈现的证据，以决定是否签发正式起诉书（Indictment）。在大陪审团程序中，辩护律师通常被拒绝进入会议室。这种高度秘密和行政化的程序，是纯粹的“控方主场”。

三、律师在场权（Right to Counsel）：刺破密室的强光

自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确立《米兰达警告》以来，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在侦查阶段得到了实质性贯彻。一旦嫌疑人被羁押并面临讯问，只要他提出要求见律师，所有的讯问必须立即停止，直至律师到场。律师有权全程在场，随时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这种强大的“在场权”，彻底摧毁了警方“密室侦查”的传统优势。

第三章域外视野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改良与司法审查

与美国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的格局不同，传统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职权主义。为了防止警察和检察官滥用职权，法律创设了由法官主导的审前审查机制。

一、法国：从预审法官到自由与羁押法官（JLD）

法国刑事诉讼法在历史上长期依赖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制度。预审法官兼具司法属性，亲自领导侦查。在预审室里的“多方对质”中，法国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在预审阶段完全的阅卷权（Access to the File）。在讯问嫌疑人或与证人对质时，辩护律师有权在场并发问。

近年来，法国进行重大改革，剥夺了预审法官的羁押决定权，改由专门的自由与羁押法官（Juge des libertés et de la détention, JLD）决定是否实行审前羁押。JLD在决定羁押前，必须举行公开的对抗性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检察官提出羁押理由，辩护律师在全面阅卷的基础上，当庭发表辩护意见。这成为了现代法国标准意义上的“司法型侦查羁押庭”。

二、德国：令状法官与高强度的羁押审查听证（Haftprüfung）

德国在二战后废除了预审法官制度，将侦查主导权完全交给了检察官。但德国确立了严密的司法官员保留原则（Richtervorbehalt）。凡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逮捕，必须向法院的侦查法官（Ermittlungsrichter）申请令状。

在羁押审查听证上，法官亲自讯问嫌疑人。德国的辩护律师不仅享有在场权，更享有极为广泛的案卷查阅权。律师可以在听证庭上针对“是否存在重大犯罪嫌疑”（Tatverdacht）以及“是否存在羁押理由”（Haftgrund）展开针锋相对的实体与程序辩论。

三、日本：职权主义残留下的“精密司法”与“密室困境”

日本保留了极强的东亚传统职权主义色彩。虽然法律规定了令状主义（检察官需向法官申请“勾留”），但在司法实践中，日本侦查阶段的对抗性极弱。日本至今未在法律上确立嫌疑人受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律师只能在看守所接见室会见，绝不能陪同进入审讯室。此外，日本在侦查阶段对辩护律师实行极度严格的阅卷封锁。这使得日本的法官“勾留质问”往往流于形式，法官批准率长期居高不下。

第四章域外视野三：检察主导下的“侦查庭”——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前文所述的“侦查庭”，多是由中立的法官主持。然而，在一种特殊的诉讼构造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侦查主体，同样可以开设具备极高程序仪式感和一定对抗性的“侦查庭”。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比较法价值的观察样本。

一、双轨并行的审前听证机制

在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架构中，检察官不仅是公诉人，更是“侦查主体”。警察机关（司法警察）进行初步调查后，案件必须移送地方法院检察署（地检署）进行实质侦查。由此，台湾地区在审前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轨制法庭审查机制：即检察署内部的“侦查庭”与法院的“羁押审查庭”。

二、检察署的“侦查庭”：当检察官坐上法台

这是台湾地区区别于大陆地区及其他诸多法域的显著特征。在台湾地区的各地检署内，设有专门的物理空间——侦查庭。

1. 庄严的物理外观与角色定位

当你走进地检署的侦查庭，其布局与法院的审判庭极为相似。检察官身穿镶紫边的法袍，高坐于法台之上；书记官在侧记录；而犯罪嫌疑人（台湾地区称“被告”）、被害人（台湾地区称“告诉人”）、证人以及辩护律师，则坐在下方的席位上。这种物理空间的设置，直接赋予了侦查行为强烈的司法仪式感。

1. 程序的展开：从告知权利到实质讯问

在侦查庭开庭时，检察官首先必须严格履行《刑事诉讼法》第95条的权利告知义务（告知罪名、可保持缄默、可选任辩护人、可请求调查有利证据）。随后，检察官直接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并可当庭传唤证人进行交叉比对。

1. 辩护律师的实质参与

在检察署的侦查庭中，辩护律师拥有绝对的“在场权”。律师陪同嫌疑人出庭，可以在检察官讯问时做笔记。更重要的是，在检察官讯问完毕后，律师有权当庭陈述法律意见，指出案件定性上的问题，甚至当场依照《刑事诉讼法》向检察官“声请调查证据”。

在处理复杂的公司法务、商业纠纷案件（如背信罪、违反证券交易法）时，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在侦查庭上，利用深厚的商法功底，当庭向检察官厘清商业运作逻辑，力求在侦查庭阶段就促使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处分”。这是一种发生在检察系统内部的、带有强烈抗辩色彩的“侦查庭”。

三、法院的“羁押审查庭”：限制人身自由的最后防线

如果检察官在侦查庭讯问后，认为嫌疑人存在逃亡、串证或重罪风险，决定要予以长期羁押，检察官自身无权直接决定羁押，必须向地方法院提出“声请”。

此时，战场转移至法院的羁押审查庭。在这个由法官主持的法庭上，检察官变为声请方，辩护律师变为抗辩方。更为先进的是，经过2017年“释字第737号”解释及后续修法，台湾地区明确赋予了辩护律师在羁押审查庭召开前的“阅卷权”。律师可以查阅检察官据以声请羁押的卷宗证据，从而在法庭上展开有的放矢的实质性辩论。

小结与启示：台湾地区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侦查庭”并非法官的专利。只要赋予程序以公开性、赋予律师以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检察机关主导的侦查讯问同样可以实现诉讼化，从而有效过滤冤假错案。

第五章中国大陆刑事侦查辩护的现实图景：围墙内的突围

跨越比较法的广阔视野，回归我国大陆的司法土壤。纵观1979年、1996年、2012年及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经历了从“无资格介入”到“法律帮助人”，再到最终确认“辩护人”身份的跨越。

然而，在现行的“公安/监察主导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法院原则上不介入审前程序”的结构下，我国大陆地区的侦查辩护依然面临着严峻的体制性挑战。这在处理案卷堆积如山、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的高端经济刑事犯罪、涉国企重组纠纷时，尤为凸显。

一、核心困境之一：审查逮捕的“行政化”与书面审查

在我国，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的审批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尽管检察院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刑事诉讼的纵向构造中，检警双方在“打击犯罪”的目标上具有天然的同质性。

实务中，检察官审查批捕主要依赖于审阅公安机关移送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和部分案卷。这是一种典型的内部化、单向度、书面化的审查模式。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原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但长期以来，这种“听取”往往异化为律师单方面向案管中心递交一份《关于对xxx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薄薄几页纸的法律意见，很难与侦查机关厚重的卷宗进行平等的“可视化”抗衡。传统体制下，我国大陆地区缺乏一个让控辩双方当面质证的正式“侦查庭”平台。

二、核心困境之二：准确界定“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缺失

在这里，我们必须进行一个精准的学术与实务核对。在我国大陆的法言法语中，通常不使用“律师同席权”这一表述，标准的法律术语是“讯问时律师在场权”。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为了遏制刑讯逼供，我国采取的替代方案是“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然而，录音录像本质上是一种事后的、静态的监督，且数据由侦查机关掌控。对于高端经济犯罪而言，焦点往往不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在于侦查人员对复杂商事交易背景（如对赌协议、股权代持、公司决议瑕疵）的断章取义，或者通过诱导性发问，将合法的商业风险投资强行套用诈骗或职务侵占的刑事逻辑。如果缺乏懂商业逻辑的专业律师在场进行即时的权利提醒，嫌疑人极易在长时间疲劳审讯中顺应侦查逻辑，留下致命的“自白”笔录。

三、核心困境之三：侦查阶段彻底的“阅卷黑箱”

信息不对称是侦查辩护最大的敌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才享有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的权利。

这意味着，在整个侦查阶段（包括最关键的公安拘留37天内提请批捕期间），辩护律师处于“绝对零阅卷”状态。律师无法看到哪怕一张证人笔录、一份司法鉴定报告或一段账目明细。这种“蒙眼辩护”导致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往往只能建立在嫌疑人的单方陈述和家属提供的外围线索之上。在处理涉及石化、能源等重资产行业的涉企犯罪时，没有卷宗证据的支持，律师极难向检察机关精准反驳涉案资金流向的合法性。

第六章破壁与重构：本土语境下的“准侦查庭”与实战方法论

面对上述体制壁垒，优秀的刑辩律师决不能坐以待毙，沦为“走程序的背书者”。运用“比较法刑辩”的思维，我们应当敏锐地捕捉到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的裂缝与曙光，在个案中主动拼凑、催生出属于自己的“侦查庭”。

一、制度的曙光：审查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公开听证”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大力推行检察公开听证制度，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其中明确，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以及存在较大争议的审查逮捕案件，可以组织听证。

这正是我国大陆本土版“准侦查庭”的雏形！它在功能上，与台湾地区检察署的侦查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审查逮捕听证会上，检察官居中主持，侦查机关代表（公安办案人员）、辩护律师、甚至第三方听证员共同出席。

• 对抗的展开：公安机关需要当面阐述批捕理由（尤其是说明嫌疑人存在何种“社会危险性”）；辩护律师则可以当场反驳，出示收集到的客观证据（如退赃凭证、上市公司的合规整改报告、无串供可能的担保书等）。
• 实战策略：变被动等待主动设局作为深谙经济案件复杂性的律师，在侦查拘留的第20天左右，必须主动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提交《请求举行审查逮捕公开听证申请书》。在申请中，要将本案的争议焦点拔高：例如强调“本案涉及重大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一旦错误逮捕将导致一家优质黑龙江本土民营企业或石化企业资金链断裂，严重破坏地方营商环境”。通过撬动政策红利，强行拉开一个让控辩双方当面对质的“听证侦查庭”。

二、证据的突围：探索涉捕核心证据的定向开示

既然全面阅卷在现阶段无法实现，律师应当运用比较法上“比例原则”的逻辑，在听证程序或当面陈述中，向检察官提出有限制的信息披露要求。

在探讨羁押必要性时，律师可以明确指出：“检察官，公安机关认为嫌疑人存在毁灭证据的危险，但作为辩护人，我无法看到支撑这一危险性的任何材料。为了保证今天听证的实质有效性，请求检方依法向辩护人出示或者口头宣读足以证明其危险性的关键笔录段落。”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法治理念先进的检察官，愿意在不泄露侦查机密的前提下，向辩护律师透露案件的核心定性证据。这种“非正式的证据开示”，是打破“黑箱”的利器。

三、科技的赋能：AI技术在侦查辩护中的降维打击

在未来法治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侦查阶段的时间窗口极短（通常只有黄金37天），面对复杂的经济犯罪，如何快速理清商业逻辑？

此时，人工智能开源框架与大模型的应用将成为刑辩律师的核武器。虽然在侦查阶段无法获取官方卷宗，但律师可以利用基于OpenClaw架构、Moltbot或Claude Cowork理念构建的本地化法律AI数据处理系统，对嫌疑人家属提供的海量企业内部账目、往来邮件、商事合同进行自动化关系图谱构建和异常资金流分析。

在会见检察官或参加听证会时，律师展示的不再是干瘪的文字陈述，而是由AI生成的、逻辑严密的商业运作流程图与刑事合规分析报告。用技术力量将复杂的“法律里的生意经”进行可视化降维，能够极大地震撼侦查机关的固有逻辑，在审查者心智中建立起强烈的合理怀疑。

四、公司治理与刑事防卫的交叉：解决“股东内部相残”

在大量涉企经济犯罪中（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报案人往往是公司的另一方股东。这本质上是公司内部治理僵局、股东派生诉讼在刑事领域的延伸。

在侦查听证庭上，辩护律师必须具备深厚的公司法功底，将大陆法系精巧的民商事权利外观理论引入刑事辩护。向检察官强力论证：“涉案资金的调拨是基于合法的股东决议，属于公司法范畴内的内部治理争议，公安机关作为公权力插手经济纠纷，违反了宽严相济和保护营商环境的政策导向。”通过跨界思维，将刑事指控降维至民事纠纷，从而在侦查阶段一击毙命。

结语：在刑事诉讼的黑暗河流中，做手持火把的引路人

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往往是嫌疑人最恐惧、家属最无助、案件走向最具可塑性，同时也是公权力最容易脱缰的阶段。它是一条波涛汹涌、充满未知的黑暗河流。

“律师在审判阶段的辩护，是在修剪一棵已经长成、甚至长歪的树；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是在保护那颗刚刚破土、尚未被污染的法治种子，防止它在破土的瞬间就被强权踩踏。”

回到本文最初的那个提问：“律师，你开过侦查庭吗？”

答案是多维度的。在美国的初审法庭、法国的羁押听证、德国的侦查法官面前，律师们每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侦查庭”对抗；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地检署内，检察官高坐法台，律师据理力争，同样展现了检察主导下“侦查庭”的勃勃生机。

而在当下的中国大陆，虽然我们依然面临着无权在场、无法阅卷的体制壁垒，但这绝不是退缩的理由。作为经历过通识教育洗礼、具备宏大历史视野与商业洞察力的中国刑辩律师，我们正在告别那个只能在看守所外传递口信的单纯“帮助者”时代。我们通过积极推动检察听证的诉讼化、勇敢探索涉捕证据的定点突破、巧妙运用AI科技和商业可视化技术，正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中，一锤一凿地敲打出一座座具有实质辩护价值的“本土侦查庭”。

这需要立法者的高瞻远瞩，需要司法机关的胸襟与宽容，但更需要无数身着律师袍、心怀正义与理性的刑辩工匠。在每一个寂静的黑夜，在每一次与办案机关据理力争的博弈中，我们不仅是在为当事人的自由辩护，更是在为这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进步，坚定地伸张那道不可磨灭的辩护之光。这，正是“比较法刑辩”真正的灵魂归宿与实践价值所在。

（全文完）

作者：

庄玉武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学，在⿊龙江⼴播电视台历任⼤庆、牡丹江、齐齐哈尔记者站站长，前著名调查记者，曾在⼴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执业；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龙江省海国龙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独⽴董事、微博法律频道嘉宾律师、哈尔滨市南岗区青联法律界别主任、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法律专家顾问。正在或者曾担任中食农业发展公司、外资韩国丹富仕饲料公司、美国约翰迪尔农机公司、甘南县国税局、哈尔滨道外区征收服务中心、中国⼤地保险公司等法律顾问；曾为浙商资产公司、工大集团、工大后勤集团、深圳华控赛格公司、深圳时代装饰股份公司、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哈尔滨市租车协会、深圳市福田区街道办等提供法律服务。

庄⽟武律师致力于为私权呐喊，公众号（视频号）“比较法刑辩”“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办理了大量重大热点案件、刑事无罪案件、征收补偿赔偿、撤销行政处罚等案件。

执业领域为高端经济刑事犯罪辩护，征地拆迁及行政处罚案行政诉讼，重⼤商事诉讼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诈勒索全部无罪案、昆明马某涉嫌请托型诈骗罪无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无罪案、刘某和季某敲诈勒索罪无罪辩护案、农垦系统维权型敲诈勒索无罪辩护案、哈尔滨杀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轻辩护、农垦系统曲某某涉嫌贷款诈骗罪无罪案、银行信贷经理高某骗取贷款罪共犯的无罪辩护案、“红通人员”孙某骗取贷款罪轻辩护案、小学生被奸杀案被害家属代理、某虚假房产证诈骗罪被害人代理、请托型诈骗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宝安区某厂房征收拆迁案、江西某公路数十家居民征收拆迁案、绥芬河某公司农民工保证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深圳某上市公司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黑龙江某地闲置土地处罚案、黑龙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违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亿元股权纠纷案、贵州某拟上市公司股权协议纠纷案等。除此之外，还代理过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减轻处罚、缓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或减轻处罚等案件。

庄玉武律师获得的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有：获得中国第一个刑事律师调查令；创立“比较法刑辩”范式，推动中国刑事立法及刑事辩护实践进步（比如律师调查权、被告阅卷权等），并汇通全球刑事辩护。